不该小透明的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名号，如雷贯耳，无人不知。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想一下，细细数一下，这八位大家都是谁。

很简单啊：唐代有韩愈、柳宗元；宋代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王安石，欧阳修……咦？怎么只有七个？

漏的那个是谁？是叫曾巩还是冯巩来着？

我问过好多人，唐宋八大家都有谁。说不全的人，基本上会把曾巩给漏掉，即便是那些说全的人，数到曾巩这里，也会或多或少打个磕绊。

曾巩大概是唐宋八大家里知名度最低的一位了。对于一位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一提韩愈，至少知道《师说》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提柳宗元，至少知道《黔无驴》与《捕蛇者说》；王安石有《泊船瓜洲》，欧阳修有《醉翁亭记》，苏轼更不必说了，满身都是典故，苏到爆表，连带着苏洵、苏辙也无人不知——唯独曾巩，一般人很难想起他的哪怕一句名言、一首名诗或一件轶事典故。

不光是我们这些文化水平不够的人纳闷，就连古人有时候都忍不住吐槽。宋代有一个文人叫彭渊才，有一次跟人感慨：“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 瞧瞧，曾巩不会写诗这事儿，已经跟鲥鱼刺、酸橘子、冷莼菜、淡海棠等列齐观了。

曾巩的学生秦少游嘴更毒：“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意思是杜甫诗好，文章没法看，曾巩文章写得好，但诗写得不够工。

对此，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给曾巩的诗做了一个专业鉴定：”远比苏洵、苏澈好，七绝有王安石的风致。”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

比如曾巩写过一首《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把柳树比成小人，赶上东风吹起便猖狂无比，柳絮嚣张到连日月都要遮蔽，却别忘了早晚有霜气降临之时——颇有讽喻之妙。如果在宝姐姐写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时，林妹妹念出这首来，大观园内就要酿成惨案了……

但咱们也得承认，曾巩的诗作虽然业内评价很高，但公众传播度实在不够，缺少那么一两首妇孺皆知、张口能诵的代表作。

至于他的词，没法评价，因为曾巩只有一首《赏南枝·暮冬天气闭》传世，这对一个宋代的大文豪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说他诗词好与不好，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曾巩诗写得像乾隆那样烂，而是说他文章写得比诗好，文名把诗名给盖过去了。这一点上，曾巩有点像张学友，张学友的演技相当不错，可他歌神的名头太响，大家反而会忽略他也是个实力派演员。

可能有人要说了，曾巩的文章？我看也就平平！不然他怎么没有类似《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出师表》之类的需要学生全文背诵的名篇呐？

好吧，也别假装设问了，这个傻逼问题就是我曾经问过的。

我中学的时候，喜欢读李敖的书。李敖有一段谈及中国文学的话，让我印象很深：“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当时我看得似懂非懂。山海江河，是言其磅礴大气；岩壑断岸，是言其奇绝犀利，这些比喻都能理解，可到底什么文章会写得如“泽波春涨”？ 我出于好奇，找来曾巩文集来读，几篇下来只觉得昏昏欲睡，尼玛还真是泽波春涨，太水了，绕来绕去不知说个啥。于是我一拍桌子，学着李敖的狂傲劲儿在日记里写道：曾巩徒有虚名，不红也正常。

后来马齿渐长，再读曾巩，已经是工作之后了。那次我跟着部门去外地团建，不爱打牌也不会喝酒，在小街书店的角落里找到一本伪线装封皮的曾巩文选，读了读，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回去以后，我赶紧找来全集细读，发现真是滋味无穷，越是咀嚼越味道。

曾巩的文风，历代评价都不离几个关键词：“质朴、淡雅、中平、冲和、少文”。从这几个词就能看出来，他的风格突出一个字：素。从不故作大言，从不堆砌辞藻，典故能避则避，甚至很少提纲掣领地替读者总结出几条值得摘抄进日记的金句。

中正平和，不温不火，这么看来，曾巩的文章确实不具备做网红的潜质。

但不红不代表不好。

事实上，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唐宋八大家里最值得阅读的，就是曾巩。

八大家里的其他人，比如像苏轼这种才华横溢的妖怪，我们可以去仰慕、去欣赏，但实在学不来。但曾巩不一样，他的表达风格朴实刚健，议论方式平易近人，是“可以学的”那种优秀，与读者的距离没那么大。

前面李敖的引文里说韩愈“崇山大海”、柳宗元”幽岩怪壑”、欧阳修”秋山平远”、苏轼”长江大河”、王安石”断岸千尺”……这些景色有一个共同点，观者都必须站得远远的，用广角镜头看；只有曾巩是“波泽春涨”，这个景色，是允许观者凑近了细细揣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形容词总结得还挺到位的。

说的功利一点，曾巩的好，普通人不光能学到，而且还能学以致用，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场景中都用得上。所以越有社会阅历的人，越能读出曾巩文章里的价值。

俗话说，文如其人。要想领略曾巩文章的妙处，得先了解了解他这个人都干过什么。

曾巩的生平，文化方面的成就不必细讲，无论在教育、校藏、经学、史学、书法均有不凡建树。但真正把他和其他文士区分开来的，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内政数值超高。如果王安石是一百的话，曾巩至少也得有八十五到九十。

这个数值，不是说他在朝堂上玩政治是一把好手，而是说在地方治政上表现卓越。

曾巩在越州任职时，正好赶上闹饥荒，城里义仓粮食不够，四里八乡的灾民也难以聚拢过来。曾巩责令地方富户各自申报家中储粮，设了一个十五万石的额度。申报存粮达到这个额度以后，曾巩把这些申报粮食以高于市价一点的价格就近投放市场，方便各地灾民购买。

懒一点的官员，可能会撒手不管，任凭灾民逃去临近州县就食；狠一点的官员，可能会强征大户粮食，惹出无数后患。而曾巩的做法，是精算出一个“十五万石”的均衡点，既在富户承受范围之内，也刚好能满足灾民的最低需求，处于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极限，让越州平稳地渡过了这一次荒年。

地方治政最考验人的，往往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执行的分寸。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地方官得根据情况计算出最适合的执行力度，才能达成效果。曾巩在越州的这个手段，可以说是务实精准的典范。

后来他调任齐州的知州，一道任便连续打掉了曲堤周氏和章丘霸王社两个黑社会团伙，又搞了保伍之法，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后来朝廷要修黄河，要从齐州抽调两万壮丁。按规矩，是三丁里要抽一一个民夫。但曾巩对数字极敏感，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细细搞了一回人口普查，括出大量隐藏人口。于是“三丁抽一夫”改成“九丁抽一夫”，既满足了朝廷的人力需要，也减轻了百姓负担。

曾巩调任洪州之后，赶上瘟疫流行。他硬是用有限的预算，搞起一套防疫体系，县镇旗亭一级级都要储存药物，还兴建临时隔离场所，把染病者登记造册，给医生们搞了一个KPI考核制。等到朝廷的救济拨下来，因为每一项防疫工作权责分明，掌握的数字又精准，曾巩可以从容调配资金，按轻重缓急来下发，钱使得极有效率。

更有意思的是，恰好这时赶上大军讨伐安南。军队每路过一地，都把地方折腾得痛苦不堪。只有洪州，曾巩早早做了接待预案，从军队驻屯地点、路线到劳军物资的采购、运输、仓储，都提前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这支军队从经过到离开，洪州老百姓居然都没察觉。

从这几件事能看出来，曾巩的做事风格非常务实、细致，愿意深入到最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里去。而且他脑子里无时无刻不有本账。每一项政策，都是经过精密调研之后得出一个最优解，保证方方面面都能满意。以至于有一次神宗跟曾巩聊过天之后，感慨说“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所以曾巩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同时也是一位政务能力超强的能员。面对民间疾苦，别的文人还在琢磨着怎么拽词儿感慨，曾巩已经撸着袖子跳下去解决了。

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像他的施政风格一样，绵密周致，细腻稳当，既不激进也不畏缩。如同萧峰打太祖长拳似的，看似招招拙朴，实则内力雄浑。

庆历六年，曾巩找到欧阳修，想请他给自己祖父曾致尧写个墓志铭。欧阳修写好以后，次年曾巩专门给他写了封信致谢。

一般的致谢信，无非是先感谢作者用心，赞扬下辞藻优美，缅怀一下对故去亲人的追思，最后代表亡亲再次感谢作者，完了。

但曾巩这封信，作法却不一样。

他开篇先用一句话简单地介绍一下修书缘由：“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然后对墓志铭的感想，也只用了八个字：“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看似惜墨如金，信息量却一点也损失。对作者的感激，对作品的欣赏，收到墓志铭后的感想，对亲人的孝心关切，八个字全概括了。

然后曾巩笔锋一转，却先从墓志铭本身的意义谈起：“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既然是有德行的人，才有资格立铭传世，那么对于世人来说，则是“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这就和孔子写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同一个道理。

紧接着，他又写道：“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简单来说，这段的意思是：“后来世风日下，无论什么人，子孙都要给他立墓志铭。作者撰写铭文，必然不尽不实，褒善隐恶。所以找人写铭，必须得找人品好的。人品不好，写出来的东西太假，就不会流传于世。” 

这一段堪称全文枢纽。前承墓志铭本身的议论，中间自然过渡到“墓志铭撰写者的挑选”这个话题，还给后面留下更大的讨论空间——既然人品不好的人，不适合写墓志铭，那么谁适合写呢？

接下来，曾巩便开始阐发，到底什么人适合写墓志铭：“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必须得是人品和文才都好的人，才合适。曾巩的文章一向很稳，他抛出这个论点之后，还接了一连串的论证，说人的行为啊，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种种行迹，若非品德高尚之辈，很容易被迷惑云云。

好，现在评判标准建立起来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到。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曾巩先抑了一下，然后猛然抬升：“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前面的逻辑链条，至此圆满完成：墓志铭的意义在于流传千古—人品不好的作者，铭文不能流传千古—只有道德文才并臻的作者，才符合标准—-可是这样的人太罕见了—-碰到您这样符合标准的，实在是幸运啊。

最后曾巩还加了一段，做为升华：“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这一通排比下来，感激之情，溢于文字，还不忘将意义扩大至更高层次。

这一封信的结构就像一列火车。每一节车厢，都前承上端议论，下引次段主题，你会发现，每一句都像是钩子，牢牢牵系着上下文，逻辑上几乎密不可分。形成一条断不开、换不走的长链。有了这个坚强的勾连，话题施展起来便游刃有余。曾巩从墓志铭收束到种种世风弊端，再收束撰写者的遴选标准，最后再从遴选标准转到欧阳修个人。由大及小，层层深入，过渡起来十分自然。

曾巩并没有上来就感谢欧阳修，而是迂回绕弯了半天。经过前面的一系列铺垫，让这种感激的基础立得极为稳当，证明我夸奖您不是假恭维，夸也要夸得有礼有节。

《古文观止》里对此信的评价是：“纡徐百折，转入幽深”。或者用储欣的形容更为清晰：“层次如累丸，相生不绝如抽茧丝，深涵光芒其议论也，温柔敦厚其情文也。曾文至此，岂后人所能沿袭拟议。”

假如咱们把这封信的内容抽走，结构保留，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份项目报告的框架。先阐释大政策意义，继而过渡到项目内容，阐释审核标准，给出解决方案，最后还有预估产生的效益。

难怪读起来这么有条理。

曾巩的另外一篇文章《越州赵公救灾记》，更是把这个特点表露无遗。

熙宁八年夏天，越州遭遇严重旱灾。赵抃当时担任越州主官，尽力施救。后来曾巩特意写了一篇《救灾记》来纪念他的事迹。

曾巩开篇半句废话也没有，直接就说“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 点出了紧张局势。

紧接着，他并不浓墨描写旱灾有多惨痛，也不急着夸耀赵抃多么英明神武，而是写赵抃连续问了属下七个问题：“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

这七个问题，涵盖了七个最关键的领域，都是最切实的事务，一句虚头巴脑没有。曾巩在开头不做任何渲染，而是通过赵抃问出这七个问题，塑造出了一位务实官员在旱灾现场办公会议上的形象。

仔细想想，这简直就是一个电影剧本的开头：“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的字幕闪过之后，屏幕上出现一位官员的面部特写，同时伴随着焦虑的连声质问，一连质问了七次。

接下来的篇章有点长，我姑且只引其中一段，足可以知其全篇风格：

”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一句精妙的形容都没有，文字枯燥简洁，根本是一份干货满满的救灾方案。细致到男女的赈济粮要分开领取，以避免拥挤事故；要具体以什么工来代赈，完成多少；要政府为欠户作保缓催贷款等等……事无巨细，一一详细开列出来。

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数字，都是沉甸甸的。曾巩深知基层民情，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用数字和实务说话，要比辞藻更有力量。

换了唐宋八大家的别人来写，韩愈会写篇祭文骂蝗虫；柳宗元会编段子指着蚱蜢骂小吏；苏轼会用几十种方式表扬赵抃……他们能写出不朽名篇，但肯定不会像曾巩这样，用如此枯燥冷峻的手法来讲述一个救灾故事。

列举完那一系列举措，曾巩才发出感慨：“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正当读者觉得此处该有大段抒情与BGM时，曾巩忽然又把气氛按住了。继续平静地娓娓道来：“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我在越州采集到了赵公救灾的细节，把它记录先来。一来用来安慰越州百姓，二来使那些一心为民的官员，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可以拿来参考，不致于临时制订政策以致手忙脚乱。如此一来，赵公的恩泽，又岂是近前这小小的一点呢？

看得出来，曾巩实在是不愿意煽情，一直到结尾该升华了，他都选择了最实在的讲法，论述越州救灾方案对其他地区的指导意义。

这也是曾巩的特点，他极为克制自我情绪，有很多篇文章，你觉得感觉已经到位了，下一句肯定得写几个骈四俪六的句子，把情绪煽上去，他反倒硬憋回去，把温度降下来。其实曾巩给皇上撰拟的制诰，文风华丽得很，这说明曾巩有能力走华丽路线，只是他不愿意。

整个这一篇救灾记，从开篇的七个疑问，到结尾的创作初衷，结构一而贯之，从头到尾紧扣着“实际”二字。曾巩一肚子才学，却用了最朴实的数据罗列。对于赵抃的功绩，他只淡淡说了一句“皆公力也”，非常简单，因为不用再多说了，论证的力量已经达到。谁看了这篇，都不会忽略掉赵公在其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再看曾巩的一篇小品《墨池记》。

他有一次去抚州，一个州学的教授请他为校园旁边的王羲之墨池写一篇记。文章很短，却精致得很。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

开篇讲王羲之的墨池，简略描写，注意看本段的最后一句：“这真的是王羲之的墨池吗？”

这又是一条钩子，钩出来的不是真伪的考据，而是王羲之本人。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从墨池遗迹的真伪，一句“不可强以仕”过渡到了王羲之的生平，又从王羲之的生平，一句“书晚乃善”过渡到了本文的主题：“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他的成就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懈努力的结果。

原来墨池真伪根本不是讨论的重点，而是一个引子。曾巩引着读者，巧妙地一步步迈向预设好的主题。

接下来，曾巩论述了写墨池记的缘由：“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这篇记的读者，是抚州州学的学子们。所以曾巩把逻辑又反着推了一遍：为了要教化学子们，就要学习王羲之勤学的精神；为了学习这种精神，还有什么比墨池更有感召力的遗迹呢？

短短一篇文，曾巩的论证往返两次，行文委婉而含蓄，温润又不失说教。他没有劈头就来大道理，更像是老师拍拍学生肩膀说咱们去池塘边走走，闲谈之间，不知不觉从周围景物过渡到要教诲的道理，颇得“润物细无声”之妙。

曾巩是一位有理想的大儒，他认为写作是为了立志明道，认为“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 所以他更注重文章给人们带来的意义，而不是文采本身。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琢磨出点滋味了。

曾巩最强悍的地方，在于他的文章布局。他提笔之前，非常清楚文章的目的是什么，通篇结构，无不是围绕这个目的而服务。致谢欧阳修，自大题入，像一盏聚光灯，从整个舞台徐徐收束到欧阳修身上；褒扬赵公救灾，以实务开，以实务结；教导抚州学子，以游记牵引入园，徐徐而致大道。

每一篇的结构都很精致，条理都很清晰，且态度平和，不让人生厌。

而且曾巩颇有理科思维。他的文章总有一条严密的逻辑线条在幕后牵着，上下咬合紧密。这使得结构上虽然迂回曲折，但读起来并不觉得烦。时人说曾巩之文“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就是逻辑严谨立下的功劳。

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说曾巩“波泽春涨”？因为读他的文章，你初时不以为意，如同优柔的春潮缓缓漫过河堤，涨过脚面，不知不觉间，便会浸润其中而不觉。曾巩被人称为“醇儒”，这个醇字，除了形容他于儒学一道的用心纯正之外，用来形容他的文章亦恰当得紧。

认同不认同曾巩的观点，这个另说。但对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曾巩是一位值得模仿的技巧大师。学他的布局谋篇，学他的行文逻辑，学他的质朴文风。这些都是“可学的”，不考验天赋，只取决于你用心与否。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做到一定程度以后，考验的都是语文功底。职场对文字的需求往往不是文采，而是通畅简洁、逻辑严密。多读读曾巩的文章，一定受用无穷。即便学不到他波泽春涨的境界，法乎其上，得乎其中，至少能做到文从字顺，总不吃亏。

朱熹曾经说过：“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实我也是同样的心情。

朱熹曾经说过：“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实我也是同样的心情。

曾巩他，真不应该这么透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