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京有90%的房子被棕熊扒过，我们会恐慌成什么样子？

以下为刘炎林演讲实录：

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前往七年前的青藏高原。

2011年的7月3号，我碰到了这只母熊。

刘炎林在青藏高原碰到的母熊。拍摄：吴岚。

在那之前的十天，我的同事给它戴上了卫星跟踪颈圈，颈圈除了接收和发送卫星信号，还有无线电信号，所以我们可以拿着无线电接收机去追踪它到了哪里。那天我们接近山顶的时候，听到一声低沉的吼声，然后一个熊就向我冲过来。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现在这样，后脑勺就一阵一阵发热，所有汗毛都竖了起来，还好没尿裤子。

这只母熊是两只小熊的妈妈，因为我们比较接近两只小熊，所以母熊从山顶上面冲过来，最近的时候大概有十来米，它这样冲了三次，想把我们赶走。我们当时三个人靠在一块，把手举起来，这样就显得很高，目光盯着地面，慢慢往后退，然后母熊也带着它的两个小孩回去了。这是我跟棕熊的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在追踪棕熊的三四年时间，我近距离碰到过它们三次，而且三次都是带崽的母熊。一般来说，带崽的母熊和吃东西的公熊是最危险的，但我比较幸运，要不然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了。

对于我这样的动物保护者来说，棕熊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可能是中国西部荒野的一个象征——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型动物，中国的西部荒野可能会显得死气沉沉。

但是，对当地牧民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冲突、风险和损失。因为牧民要和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棕熊会破坏他们的房屋，会吃掉他们的粮食和牲畜。还有狼、雪豹，还有很多其他动物，甚至一些吃草的动物都会带来损失，比如说野牦牛也会把家牦牛给拐走。

在青藏高原上十几年来，这种冲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这些冲突它是怎么样出现的？那么它对人和对野生动物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怎么样来解决？在我做的工作里，好多工作跟这些问题有关。

在2011年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项工作就去抓棕熊，并且给它戴上颈圈。 

我们一共给两只棕熊佩戴了颈圈，一只四岁的年轻公熊，另外一只就是开头我说的碰到的那只母熊。我们追踪到，这两只棕熊会在青藏高原上大范围地活动。

两年时间，母熊大概是5000多平方公里，公熊甚至达到了7000多平方公里——这个范围有多大？北京大概是1.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一个公熊的活动范围可以有半个北京那么大。

同时，根据我们两年里进行的初步跟踪，发现它们的活动也非常规律。比如说，它们冬天十二月份开始冬眠，到第二年的三月中旬开始出来，出来之后就会在冬眠洞的周围转来转去。但是，那时候它们的主要食物旱獭（一种土拨鼠）还在冬眠，棕熊没有吃的，就可能去抢夺雪豹的食物。雪豹会杀死岩羊，而棕熊就过来把它抢走。

棕熊的主要食物旱獭。图片来源：wikipedia

到了四五月份，土拨鼠出来了，棕熊有了食物，就会慢慢地扩大活动范围。

到了夏天，就是六七八月份，它会大范围地游荡找食物，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它和牧民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时候，牧民会搬到夏季草场，冬季住的房屋就没有人看，里面有很多好吃的，棕熊就会过来。然后到了九十月份，秋季，它就会回到冬眠洞的周边，吃得饱饱的，胖胖的，到十二月份就又开始冬眠。

但实际上当地有非常多的关于棕熊的传说。有的传说中，棕熊它会把晒干的牛粪放到脑袋上，坐在草地上，远远看去，好像一个慈祥的老妈妈在纺线，小孩就会靠近，它就把小孩子吃掉。但是我从来没有证实过这个传说，我觉得这只是个童话一样的故事。

老百姓还会说，棕熊进到房屋之后，会把面粉、白糖跟炒菜油和在一块，吃得津津有味，然后走掉。这个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我亲眼见过的一次，是一只棕熊，跑到房子里， 那个房子里堆了满墙的面粉袋，一袋面粉摞一袋面粉，然后棕熊就从下面抽出了一袋，拖着那个面粉袋子就往山上走，在山坡上留下一条细细面粉线。

刚才说过，棕熊的天然食物是旱獭，它们为了吃旱獭会非常锲而不舍。比如说你看这个洞，它可以挖四五米长的沟，一米深的洞，把旱獭给抓出来。

棕熊为了吃旱獭可以挖四五米长的沟，一米深的洞。

所以，你可以想象，相比到房子里去找吃的，抓旱獭太费力了。要是我，我肯定也喜欢到房子里头去找吃的。我们在当地做过调查，90%的牧民的房子都被棕熊给扒过。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北京有90%的房子都被棕熊扒过，那我们会恐慌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是在青藏高原上非常严重的而且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问题。

大概从2003年开始，棕熊和人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比如说20年前，高原上还是牧区，基本上没什么房子，大家住在帐篷里头，所有吃的和帐篷都是跟着人走的。但是，现在的房子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分析整个西藏关于“人兽冲突”的一些记录，这个叫做“野生动物肇事补偿”。这个政策的逻辑是：那个动物把老百姓的东西给吃了，或者房屋给破坏了，政府来提供一个经济补偿，那老百姓就不会那么怨恨野生动物，也不会因此就把野生动物给杀掉。

 西藏大概从2007年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积累了有几十万条数据，而我现在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分析这些数据，看这个冲突有什么规律，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但是，对于人和棕熊的冲突，单纯靠这种事后的经济补偿是不够的。如果你要管理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的冲突，你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措施，比如说，就“棕熊和人冲突”这个问题来说，你需要把棕熊给管好，你也需要把牧民给管好，你还要管理他们两个一起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措施。

青藏高原上的牧民自己也想了好多办法，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大概2004到2005年的时候，老百姓就想出来了：你不是要进房子么，那我就把门窗给打开，你自己进去，找不到吃了你就出来了。这个非常简单，也比较有效。

牧民把门窗给打开，棕熊进去之后找不到吃的就出来了。拍摄：李娟

另外，政府和一些民间机构也在做一些试验。比如说，下面这个是拿那个太阳能的电围栏，一个简单的围栏把房屋围起来，棕熊一过来碰到这个围栏，就会有一个脉冲式的电击，不会把棕熊给电死，也不会把人电死。这个方法比较有效，但需要一个前期的投入和后期维护，所以目前这些做法都是小规模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推广。

牧民用电围栏把房屋围起来。

同时，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在这种冲突中，人会受到损失，但从另外一方面，棕熊也会受到威胁。

比如说，在高原上，棕熊它不是生活在无人区的，实际上，除了藏北高原、可可西里这些完全没有人的无人区之外，其它大部分地方都是有人的，虽然那个人口的密度要比北京上海低得多，但它仍是一个有人生活的地方，所谓人类主宰的一个景观。所以，如果我是那个棕熊，我每天都会碰到道路、碰到汽车、碰到牧民，还会碰到一些无知的人拿着无线电颈圈去追踪我——也会感受到威胁。

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护棕熊，那么，你可能需要在高原上探索出一个新的、让大家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方法，但这会是任重道远。

在我们开展棕熊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调查了雪豹。

雪豹。拍摄：北大/山水

这个山沟是在青海的玉树，一个叫索加的乡镇，是《我们诞生在中国》拍摄雪豹的地方，也是我见过的最容易看到雪豹的一个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雪豹，也是在这里。那天我们往山沟里走，前一天下了大雪，一个同伴告诉我，那个地方有个雪豹， 我扭头一看，就看到一个应该是个公的雪豹，它缓缓地、缓缓地走过山坡——我当时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就是，你看到一个大型动物，优雅地、慢慢地走过雪地，感觉非常梦幻。

但是我一个师妹的遭遇就没有这么梦幻。这位师妹是国内最早做雪豹研究的女性博士，当时她爬上一个山坡，在一个石头前看到一具岩羊尸体，尸体还在发热，所以她特别兴奋，就跟山下的老师说，老师，我这里发现一个岩羊尸体！但是她没看见，那个雪豹就站在她的头顶上，“咻~”跳了过去。

现在，我们要说起雪豹的保护，不得不提到乔治·夏勒博士。他是一位美国动物学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博物学家之一。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西部的雪豹状况做了非常全面的了解。他是我们这些人的偶像，他的工作和著作，激励了好多人。

乔治·夏勒博士，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西部的雪豹状况做了非常全面的了解。

2014年到2016年，我有幸陪同乔治·夏勒博士重新考察了青海的好多地方。因为他在80年代做过调查，30年后，他想再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那几年里，我们一起跑了好多地方。

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的观念，比如说，80年代时，你跟当地的干部说“保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叫保护？但现在，你再回到青藏高原，可能每个人都跟你来说保护，在媒体上，“保护”是个主流的词。

再比如说，80年代初期、中期中国还没有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是1988年、1989年的事），所以他在那边做调查的时候会碰到好多牧民，他们都会背着枪，会打猎，甚至政府也在组织猎杀岩羊，然后出口到国外。但是，到现在，“动物保护”变成一个基本的国策，打猎也是被严厉禁止的。

其实，我们现在来谈论雪豹的保护，并不是因为它太少了，你不拯救它它就要像华南虎那样快灭绝了，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一个是，因为雪豹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物种，它没有了，这个生态系统就会有问题。另一方面，雪豹生活的区域，青藏高原的那些大的区域，实际上是中国乃至亚洲好多大河的源头，所以你保护雪豹就是在保护这些水源地。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对雪豹了解非常多吗？并没有。

雪豹区域调查图。

上个月，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把国内的雪豹保护团队召集在一块，一起来看我们在哪些地方做过雪豹的调查。上图中，这些黑线的圈，就是做过雪豹的红外相机调查的区域，看起来大概只有3%到5%，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的区域我们都没有调查过。所以，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雪豹，不知道在这些区域雪豹会面临哪些问题。如果把整个中国西部当做一个雪豹分布的画卷，那这个画卷上是有很多空缺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才能有效保护雪豹呢？

答案可能就在这张照片里头。

雪豹。拍摄：索加乡

你会看到，这个雪豹身后是一个石刻，这是在高原上常见的六字真言。在高原上面，雪豹和棕熊一样，它也不是生活在无人区，而是跟人生活在一起。而当地藏族的民众，会把好多地方都划为一个神山圣湖，就是用信仰和传统保护起来的区域。

比如，他们会把雪豹看做山神的狗，把那个雪豹吃的猎物岩羊看作是山神的牲畜。他们秉承的另外一种世界观，认为万物和众生都是土地的客人，人也是这个土地的客人，人需要善待其他的生命——他们的这种信仰，也是是雪豹保护和其他动物保护的一个最大的保障。

所以，要保护雪豹，我们可能需要把政府主导并且资助的这些保护区，和这些老百姓用信仰保护起来的神山圣湖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有效的长期保护。

以上是我参加过的两个物种的一些工作。之前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渔民后代，为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高原上面？这可能缘于我一些个人经历的特殊。

我18岁从北部湾的海边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学的生物技术，但入学后，我就变成主修登山，辅修生物。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去爬山、锻炼、跑步、攀岩和攀冰，每年夏天就跑去青藏高原登山。登山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怎样在野外条件下生活得很好，也让我跟青藏高原建立了一些联系，因为我见过那边的山，见过那边的水，后来我才知道，青藏高原上还有野生动物。所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到那个藏北无人区的边缘来做藏羚羊、藏野驴的调查。我在那边花了好多时间，也看到好多动物。

毕业之后，顺理成章地，我就加入到山水资源保护中心，也就是我们做棕熊研究的团队。在我从一个业余登山者变成一个专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的过程里，那乔治·夏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005年，我有幸跟他一起到新疆南部的西昆仑做藏羚羊的调查，那是他20多年工作的最后一项：确定藏羚羊的产羔地到底有多少动物。我们在那边花了一个半月，调查清楚，最后，他给新疆自治区建议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这是乔治·夏勒博士他的许多成就中的一点点，但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一个火把，让我知道野生动物保护可以这么好玩，可以这样子来做。

我现在还记得，在那一个半月里，我天天背着那个三脚架，拿着望远镜和吃的，一走一整天，到处去找藏羚羊。我还记得一次奇妙的经历：有一次，当藏羚羊都往回走了，我们就背着帐篷跟着它走，然后看着手里的地图，发现我好像走出了个地图了，走到了一片地图外的土地。那片土地存在了很久，但是对我来说，它是完全未知的。在那种时刻，你会同时有巨大的恐慌，也会有巨大的兴奋，因为这是个未知的土地。

在我从一个业余登山者到一个动物保护者之间，还有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当我回到高原，在崎岖的山地间徒步，或者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驱车，我体会到一种英雄主义的要素，这也是登山教会我的：你需要调动所有的技能，在不确定的土地上回答未知的问题。

刘炎林演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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