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要我移民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591 篇文章

题图：左一，2009年夏令营学生玉诗，初中毕业后回老家读高中，毕业后在2016年夏令营担任志愿者。

作者：王向，广州出生、长大，高考考入香港大学后，先后前往美、德、日求学，现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当代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作者公众号：青草公益团队（ID：cloveryouth）。

我出生在 1991 年，在我记忆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安。

前天我提着行李，和一位女友坐出租车去拜访住在附近的同学。路上，她嘲笑我连广州出租车的起步价变成了 12 块都不知道。嘻嘻哈哈之间，出租车师傅也插过几句话，快到目的地了，他让我们在路口下车。

“师傅您能不能就往里面开一点点？我有行李。”我指着朋友家的方向。

“哦！”他突然洪亮的声音让我的心一紧，“你以为你留学生了不起啊！啊？我告诉你，你这 12 块钱我还不要了！我进去难掉头啊，你走几步路都不行！”

我们都不说话了。

他还在嘟囔着什么，把车往里开了一点。我们急忙给了钱下了车，两个人静默地往同学家的方向走。

自从出了滴滴的那件事情，家里的长辈们发了许多自我防卫的招数，那个“再也别XXX”的清单越来越长。更让人惶恐的是，那些施害人的理由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都和受害者“无冤无仇” — 他们身上到底已经积累了多少的愤懑和失意，让他们对一个陌生人升起如此大的仇恨？是不是任何一个与我擦身而过的人，都有可能无缘无故地加害于我？

我一遍又一遍反思，到底是我们所说的哪一个词、哪一句话“引爆”了某个潜藏在暗处的火药桶，或者只是我们当时轻松谈笑的语气，让他觉得特别刺耳？如果我当时和他理论，他会怎么对我？

在这样的社会中行走，有时候我只想要自保。

2015 年，我在美国本科毕业。那一年，因为“回不回国”的问题，感情一直很好的母女俩竟然打了 9 个月的冷战。

高中毕业后，我辗转香港、美国求学，但每年的寒暑假总会回国，因为我和搭档一起组建了一个公益团队，服务广州的外来工子女。我们还通过轮流间隔年的方式“接力”做全职，看着项目和机构都慢慢走上轨道。眼看终于要毕业了，我没有申请学生签证延期，已经找好了一份在广州的工作，满心期待着继续兼职这份我热爱的公益事业。

“别人都想方设法要出去，你还回来干什么？”一次微信语音，妈妈在那一头又开始苦苦劝告。

“80 年代的时候我有机会出国，但我没有去。那时候我很穷，但我充满了希望，现在……我……你觉得哪个母亲不想自己女儿在身边的？你觉得哪个母亲想赶女儿出国的？我是没办法了啊！“

她沉默了几秒，轻声地说：”我已经过了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年纪了。”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我的母亲。我尝试和她辩论，但我越是辩论，她就越是误以为我是“带着一腔爱国热情”，“不知道世间险恶”。他们越是为我好，我越是自责。

几经周折，我申请了德国的学校，硕士和博士都是主修当代中国研究。我特别关注中国的户籍制度、城镇化和社会政策，常常回国调研，算是我妥协中的一点叛逆。

但我没把自己最内心的渴望写进入学申请书里：有一天，我想要你和我的家人朋友，都可以安心地、快乐地在这继续生活，而不需要渴求别处的生活。

在绝对大多数人的眼中，我是光鲜亮丽的留学生，跑过许多国家、会说几门外语，过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生活。在广州读高二的表妹曾经很诚恳地跟我说，她觉得我已经是个“成功人士”。

困难，只有自己心里清楚。譬如说，2 年的硕士里，我搬了 5 次家。在一个新的环境，在新认识的人面前说着一门自己心里没底的外语，明明是很简单的事情都很费力。国内家人和朋友正在熟睡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按开微信，又再锁屏。

每当和外国朋友自嘲自己是个“国际流动人口”的时候，我会想起青草服务着的打工子弟。这些孩子没有广州户口，而他们的父母，是这座城市里的快递小哥、保洁阿姨、大楼保安、出租车司机……在超负荷的工作之下，他们无暇关心和照顾孩子。夏令营的时候，孩子要是找不到了，只有同学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

青草采访过一个即将返乡的 13 岁初一女生，问她如果心里有不开心的事情会跟谁说。她想了一会，说，没有人。志愿者试探道：“也不跟朋友说？”“现在没有，之前小学有个好朋友，但她4年级就转走了。”

“那就自己憋着？”

“嗯。”

她脸上那种“自己一人扛”的淡定，我很熟悉。在一个地方出生，在另一个地方长大，然后再到第三、第四个地方工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口流动的浪潮中，已是稀松平常。摆渡着自己的一叶孤舟，你不得不独立。

但是，那些外在和内在的困境，对于一个成年人尚且可以被当做是“挑战自我”，对于一个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呢？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其实是同一群孩子的两个身份。在流入地，他们不仅因为户籍无法获得平等的教育和升学机会，还蒙受许多本地人的排斥；在家乡，他们要与在外打工的父母长期分隔，如果是流动后再次返乡，又会有新的适应障碍。

过早承受流动之苦的孩子，一开始可能并不觉得有什么。在他们发现自己不会用地铁交通卡，被后面进站的人嫌弃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有一点点不高兴。再到了 15 岁左右，他们有的会突然发现非户籍生中考录取分数线比户籍生高出 30 分到 100 分；有的会抱着上大学的希望返乡，却发现自己不能适应新的学习氛围；还有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只能报考职业学校，却发现对专业选择、报考要求一脸迷茫。

那些时候，谁，能够帮他们一把？在他们都长大了以后，会怎么看待这个城市里面一个个行色匆匆的人？

“想真正帮助别人，原来这么难啊。” 许多在青草做志愿者的高中生、大学生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9 年下来，我不得不承认的是，像我们一样在一线城市长大、从不需要为衣食担忧的“城二代”，想要理解流动儿童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来参加青草夏令营的同学们，好像和普通的中学生没有什么不一样：喜欢尝试新鲜的事情，男生喜欢打球、女生喜欢聊天，都很在意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看法。

在 2010 年 12 月，我们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做了第一场“未来规划交流会”。我们请来了几个高中生和大学生给初二年级的同学们做分享，讲讲自己的学习方法，还有当时自己报考学校的技巧。当一个分享嘉宾说，自己中考的总分是 600 分的时候，台下一阵骚动。有个大胆的女生说，她期末考通常是 300 多分，“哥哥，我考不进你的学校。”

我们回头反思，是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理所当然地觉得某些东西对他们有帮助呢？他们看起来和曾经的我们如此相似，但他们面对的出路和选择却可能截然不同。那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才是他们最需要的呢？

我的搭档、青草另一位发起人向芯组织起一批有社会学、教育学背景的实习生，从 2013 年秋季开始，在打工子弟学校蹲点观察和采访。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异地中考政策，还陆续走访一些已经转学回老家读高中的往届学生。

观察、思考、沉淀、调整，测试、评估……从 2014 到 2016 年，青草调研最深入、内容开发最密集的时候，只有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服务点。看到别的公益项目越做越大、红红火火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很焦急的。国内公益的现状就是，政府、基金会和企业普遍愿意扶持初创的项目，或者乐意帮助已成熟的大机构做得更大更强。青草只有很小的一个“时间窗口”，从一个草根学生团队，跨越到一个成熟专业机构。

三年的专注和深耕并没有白费。2016 年-2017 年，为期一年的“青草职业课”亮相，从整体升学路线规划开始，介绍了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优缺点，还根据学生的兴趣，讨论了汽车修理、电子商务、幼教还有食品加工等专业的报考要求以及行业前景。今年 5 月，青草向 9 个打工子弟学校和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中心免费派发了 1000 多份《如何选择中职专业与学校》手册，专为广州的非户籍考生而编写。

曾经负责职业课设计的实习生明慧回顾说：“职业课对我来说是个漫长艰巨的任务，不知不觉陪伴他们走了一年。最后一天访谈时，同学们说自己真的有收获，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那么迷茫的时候，我觉得就够了。”调研团队的实习生伶俐还说：“所以有时候即使极其绝望，极其想放弃，只要努力过还是会漾起涟漪的。”

除了针对 13-15 岁流动儿童的升学和职业发展项目，青草还按照同样的方法开发了一整套面向 10-13 岁流动儿童的城市探索与融入项目。

在陪伴青草的 9 年，我看着自己还有一个个高中生、大学生志愿者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放眼看到更大的社会。我们的调研报告、政策解读、个案分析，都已经整合形成了每个志愿者和实习生加入青草的第一课，让大家带来青草的热情和理想更接地气，再从青草带走更多思考和经验。

“向子姐姐，你们下学期还来做活动嘛？”12 岁黝黑又结实的宇航凑过来问我。

“来啊，怎么啦？”

“我能不能来做志愿者啊，像肉包哥哥那样的。”

“好啊，来呀来呀。”

作为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在听见参加青草活动的学生们，想回来做志愿者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露出老母亲般的笑容”。

2009 年参加夏令营的泽弟、玉诗、燕蓝、梁雪，2010 年的张启，2011 年的燕玲，2014 年的芷琪……虽然绝大多数的孩子只是与青草有一个夏令营、一次周末游学的缘分，但他们当中有的人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青草的舞台。他们在新学生面前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自豪和自信，比冬天的阳光还要温暖。

▲   左：2009年夏令营学生泽弟，动漫设计专业，图为2016年漫画社团课的活动照片。

没有一个让社会瞬间变好的快捷键，也没有哪一个人或组织就能够拯救世界，但我们总能做些什么。

我们相信，哪怕每个人都只是一棵小草，只要我们不论严寒酷暑地坚韧成长，我们终将连成一片草原，培养出一批有爱、有思想、有行动的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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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活的温暖或是苦涩，就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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