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去世：明天听谁说评书？

评书艺术家单田芳 图 | 视觉中国

单田芳: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评书

单田芳先生是评书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之一，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可以播到2036年。如果把他讲过的评书列在一起，你会发现，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完全可以构筑成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每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听他的评书，他的听众将近2亿人。有人说单田芳的评书跟毒品一样，千万别沾，沾上就上瘾。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单先生的生命中，除了评书就没有别的。他讲评书的方式是，先确定一个题材，然后收集资料，传统评书比较好办，因为本子是流传下来的，只要稍加整理即可。而新评书则要花些时间，比如，他在录制《乱世枭雄张作霖》时，就花费了很多精力。

“张作霖这书我准备十多年的时间，收集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了解他的人，早就想说，但不太敢。他杀害过李大钊，他反共，后来禁区逐渐取消，东北父老提起张作霖，津津乐道，这说明他不是简单的坏人。如果他没有头脑，怎么可能管理东北13年？怎么团结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围。好人也不是生下来喀嚓一声就好到底了直到他壮烈牺牲，坏人也不是胎里坏一包脓，我要把他真实的一面说出来。”

“再拿我录制的《廊坊大捷》来说，我对廊坊一无所知，而且讲的是义和团大败法军的事情。这个事件我并不是很清楚，对廊坊的风土人情也不了解。怎么办呢？做实地调查。我走访了廊坊的很多地方，去了廊坊大捷的实地，但是那边的变化很厉害，几乎找不到什么历史遗迹，虽然那个地儿还在，地名也还是原来的，至于当时那场大仗在哪儿打的，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有些老人还知情，脑海里也有大致的记忆。然后就找一些人座谈，都是那些老年人，回忆那会儿闹义和团闹红灯照是什么情形，之后再找文史资料，最重要是找一些本地写‘志’的专家，大伙儿开了有六七次座谈会，后来集成一个思路，责成其中的一个人把《廊坊大捷》写出来，最后交给我，我看了再加工，该删的删，该减的减，先拿脑子酝酿成熟，然后就开始录制。这个阶段你看有多长，准备了三四个月。”

一般而言，单田芳创作一部评书的方式是，他先把故事看一遍，把故事的脉络理清楚，看第二遍的时候，琢磨哪里该加故事，哪里该省略。看第三遍的时候，基本上就该记人名、地名、年代、时间。

他每天4点多钟就起床，点上一支烟，沏一杯茶，就开始备课。今天要从哪儿讲到哪儿，头怎么开，尾怎么收。大概每天10点钟之前，三段书就录完了。下午，开始准备明天的书。周而复始，一万多集的评书就是这么说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别人根本帮不了他。单先生说:“我早就想出去旅游了，就是没时间。”

单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去说评书，“我并不喜欢评书，虽然我出生曲艺世家，亲戚都做这个，有的说评书，有的唱大鼓，还有打快板的，早婚娶的媳妇儿也是说书的……”他说，“我喜欢学工科和医学。”但是他最终还是说了评书，单田芳在回忆他的人生之路时慨叹:“人的一生可能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家里人出钱供他上大学，可他在考试之前偏偏病了，外语跟不上，于是家里人就劝他不要继续上学了，让他利用自己的文化来整理评书资料，说评书这样的工作比做医生学工并不次，而且收入也相当可观，一来二去他的心就被说活了。

虽然单田芳不喜欢评书，也没学过评书，但由于在评书家庭的环境里生活，平时家里人聊天也都离不开评书，听来听去也就听明白了。“我父母都没有文化，听到有什么好故事就让我记下来，把‘梁子’（梗概）写下来，用脑子记、用笔记，一般的书就都记下来了。”一开始，他还想着是个过渡，将来有机会我还是要去求学。没想到他一下就走红了。“我一高兴，就定了下来。”

单先生知道，说评书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行，所以，他到东北大学函授学习历史，“我的先辈都是文盲，说书靠口传心授。到了我这一代，口传心授怎么行？你说到一个词句典故，要知道它的出处才行，必须讲出所以然，这就需要去历史里钻研。我一开始说的都是传统书，不管是《朱元璋》还是《隋唐演义》，我都必须查查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情，看我们都把这些历史加工到一个什么程度，弄明白哪些是虚构加工，哪些是史实。”

有录音记录的评书单先生说过109部，没有记载的就更多了，尤其是评书进入广播之前，都是在茶馆里说。1954年到1964年期间，单先生在茶馆里说传统评书，后来有指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统治舞台，工农兵要占领舞台。于是，单先生就改说新书，先到书店里看小说，然后回来就说，《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都说过，这些说完了，又改说苏联小说，《一颗铜纽扣》、《红色保险箱》，甚至连《福尔摩斯探案集》都说过。

在单先生说过的评书中，从来没有触及过金庸的作品，“金庸小说我看过，但大多没看完。电视剧我看过，我很喜欢他的东西，金庸那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写的细腻、丝丝入扣，我们说书喜欢有发挥空间的东西，他的小说没有我们发挥的余地，他的电视剧也太多了，再说书也没什么意思了”。

评书艺术家单田芳 图 | 视觉中国

从广播到电视，从电视到广播

单田芳评书的影响，不仅仅是为几代人留下了一种声音的记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评书在一度衰落的时候又能再度繁荣，在电视媒体霸权的时代，评书仍通过广播媒体传到千家万户，让这门艺术扎根在广大老百姓的心中。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单田芳先生曾经为陕西电视台录制过一套电视评书，这是评书艺术第一次走向电视，从此，评书开始大规模走向电视。在很多评书演员看来，电视是介乎茶馆和广播之间的一个平台，虽然没有现场观众，但是表演的时候可以声情并茂，对演员进入到角色中有很好的帮助。在90年代早期的时候，很多电视台都有评书节目。在这期间，单田芳仅仅录制了一部广播评书《林则徐》，其余的都是电视评书。

1995年，单田芳来北京给北京电视台录制评书，一个朋友跟他说:“您家住鞍山，北京、江西、内蒙古各地跑，还不如在北京呆下呢。”那时候单先生录评书，都是电视台点名，所以他就会在全国跑来跑去的，如果能成立一个公司，专门给他录评书节目，一方面不会全国各地“往返跑”，一方面还能带来更多收益。于是，在几个朋友的撺掇下，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这个公司的经营内容很简单，就是给单田芳录制电视评书。

单田芳艺术传播公司总经理肖建陆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也不懂市场，当时全国播评书的电视台就十几家，我们录一集评书的成本是3500～5000元，一集评书20分钟，每分钟卖8块钱，一集160块钱，就算卖给10家电视台才1600块钱，根本收不回成本。当时没有节目购销买卖，就是节目交换。我们只是让单老师把他的评书系统地录下来，不用这个约那个约了。电视评书录了大概一千多集，连本都收不回来。

后来又想，电视剧热，把评书改编成电视剧吧。但拍了两部电视剧，都不成，投资方有权改编剧本，花钱的场景都去掉了，拍出来的东西就没意思了，肯定就没什么收视率。”同样，电视台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发现电视评书形同鸡肋，收视率不高，再加上成本偏高，所以后来纷纷取消了电视评书。仅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当他们取消了电视评书之后，每年的广告收入增加了2亿。

但是公司得生存，公司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最适合评书生存的土壤就是广播，制作成本低，市场大，全国有几百个电台的城市都在播评书。可当时能掏钱买得起的只有四五十家电台，其他都买不起，最便宜15块钱一讲也买不起。最后，公司采取贴片广告的方式，“我们这里免费给电台提供评书节目，但是我们要带广告时间。最初起步的时候也很难，前3年没什么广告，但咬着牙也得干，没有量就没有客户，现在已经打开这个市场了。”肖建陆说。

在肖建陆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布满了五角星，从乌鲁木齐到拉萨，从东北到海南。肖建陆介绍说，这些五角星代表着当地电台都在播放单先生的评书，“全国有300多家电台，500多个频率在播单老师的评书。”他说，“有人认为评书只是中老年听众，其实里面什么人都有，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也有，白领、蓝领都有。除了福建、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其他地方都在播评书。”肖建陆还介绍说，评书不仅在北方受欢迎，在南方同样受欢迎，南方市场差不多都是从2001年开始打开的。

比如在四川，最早是德阳和自贡台播评书，这地区的人好多是从东北去的，电台里很多人都是北方人，所以就会刻意安排评书节目，所以就带动了当地听众收听评书。然后就扩展到成都台。在广西也是这样，都是从小城市开始，慢慢辐射到周边的大城市。

评书承传，失去了土壤

如果单从受众的广度来说，评书无疑是受众最广泛的艺术形式之一，但就是这样有广泛基础的群众艺术，现在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除了单田芳之外，还有不到10个能说评书的人，能说长书的就更少了，而这些人每年的产量也不高，能说上三四百回的人不多。很多人说了多年的评书，也不过三四十部左右。如果单田芳先生不说评书了，很多电台可能就不会设立长书频道了。

评书的繁荣，实际上是广播媒体一头热式的繁荣，在评书界，它的危机早就出现了，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像很多门类的曲艺形式一样，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以一种不符合它发展规律的“规律”发展着，也许真的再过30年，我们除了去听那些原来的录音，再也听不到新的评书段子了。

单先生在介绍他自己的经历时说:“说书解放以前没人管，沈阳好就去沈阳，营口好就去营口，1949年到1955年，政府也不严格管理，有特业科，到哪里去演出要开介绍信，有这个介绍信好办事。到了1955年，不能随便流动了，我当时正在鞍山，艺人登记，写履历，文化局存档，成立曲艺团，派干部来管理，有组织了。”

这段话其实恰恰说明了评书这门艺术的生存规律，用单先生的话讲就是“浪迹天涯”。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允许谁随便支起一个摊说书卖艺了，原来的各种文工团、曲艺团在市场经济下，落后的运作方式逐渐被更适应市场的文化团体所取代，很多艺术也因此而凋零，评书也不例外。

单先生说:“我最早所在的鞍山曲艺团，出了不少学员，男的女的十五六个，大部分是艺人的子弟，都干了本行。一代一代都是这么下来的。现在改革了，学这个将来上哪儿就业去？谁开工资？没有就业的机会，自身都难保。所以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学评书的人越来越少。”

评书之所以在今天还有市场，还有人在说，主要是因为老百姓喜欢，更主要的还是评书演员和其他演员不同的是，他越老越值钱，所以，今天还活跃的评书演员基本上都在60岁上下，而这些人的艺术青春都已经不多了，四五十岁的评书演员如凤毛麟角。太年轻的人一时还承担不了说书的重任，单田芳说:“比较而言，因为评书虽然是讲故事，但它讲的是一些人生的哲理，年纪大的人人生经历比较多，融入到评书里面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可信程度要大一些。年轻人毕竟还嫩，走的路还没人家过的桥多，所以说出来可信程度不大，也只能是听故事而已，你听不出他的那个内涵。评书这东西，不讲浮华只讲故事，如果你的感受多，当然可以讲得比较深刻，人也爱听。”

还有，评书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其他艺术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口传心授，从前，带徒弟都是要管徒弟吃喝，徒弟跟师父形影不离，观察师父的言谈举止、表情动作，从中领悟。特别是，师父在茶馆说书，徒弟在下面看，可以仔细琢磨今天师父哪些说得好，哪些说得不好，在台上台下的交流中，能获取很多经验，现在都是对麦克风说，没那个条件了。

单先生说:“带徒弟也是个负担，要管他吃喝，后继无人的情况也就出现了。”肖建陆经理说:“评书跟京剧不一样，梅派怎么唱，你就怎么唱，可是单老师说一部《隋唐演义》，你就不能说了。在解放前可以，没有现代传媒，他在沈阳说，你可以在营口说。如果想自己创作一部评书，功底又不够。”

孙一说:“这个艺术很古老，断代的原因是她失去了本身的土壤，第一个土壤茶馆没了，所以演员就少了。”孙一就是小时候常去茶馆里听评书，听着听着就喜欢上了评书，后来辍学，15岁就登台说评书。他说，“小茶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演员自然就慢慢出来了。现在没那个场合，很多东西都要断代。”

评书是经验、阅历堆积出来的一个人，这人出来了，这书也就出来了。他跟老师收徒弟不一样，老师在茶馆里说书，徒弟在下面听着，书也不是一个样，一部书能说出好几个样，他高兴的时候一个样，不高兴的时候一个样。徒弟可以把这些总结在一起，然后都吸收到自己的脑子里，到他用的时候随时可以调出来。现在没有这些环境了，你说怎么培养徒弟？”

单田芳先生也说:“在茶社里说书说了十多年，要讲究演员得发展有发挥，还是茶社里比较好。茶社从明代就有，几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评书不适合大场合，适合两三百人的范围，大剧场观众看演员都看不清，不便于交流。但现在茶社没了，只能走向电视广播，在录制电视评书的时候，就一摄像机，空屋子，一点交流都没有，原来对着观众说书，一抖包袱大家都乐了，有情感的交流，电视就是你瞪着眼干说，一开始别扭透了，后来逐渐适应了。”

孙一认为，现在老年听众比较多，年轻人都是嘴上说“我爱听”，可真正抱着收音机在听的都是老年人。“两天能培养出一个电视演员，一个月能培养出一个电影演员，三个月能培养出一个话剧演员，‘梦想中国’这样的节目几天就让你成为歌星，可是10年培养不出一个评书演员，这个行业不好干。”孙一说。

单先生说:“在当年，河北省流落民间说书的艺人有5000多人，东北也许更多。”肖建陆曾用“空前绝后”一词来形容单田芳的影响，可是，评书今天面临的危机，到将来说不定就真的“绝后”了。

现在，即便有了茶馆，也无法振兴评书，主要原因就是说书的人少了，用孙一的话讲就是，“以前一块两毛五可以吃一盘锅爆肉，现在十二块五也吃不到。”以前的评书艺人一天在茶馆里挣几块钱就可以养家糊口，现在一天最多挣几十块钱，连自己都养活不好。

廊坊电台有意搞一个茶馆，想把北京的评书演员请过去说书。可是他们支付给演员的费用还不够汽油钱和过桥费。所以，原来的茶馆，本来挣钱就不多，都改行做别的生意，即便还能坚持下来的茶馆，也不能说评书了。

单田芳说:“我没能力办个评书学校，但办个培训班还是可以。学这门手艺都是要有口饭吃，光看电视学不来，得有老师教授，政府不扶植，个人要办个学校很难。天津有一处北方曲艺学校，现在情况也不是特别好。靠个人，谁也无能为力。”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第47期，本文有部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