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儿女们的后半生：脱胎未换骨

见习记者 杨建伟／文

沈佳音／编辑

1980年代，作家沈从文去美国做演讲，只谈文学和文物，今天讲扇子，明天讲丝绸。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不讲自己的作品，也不讲三十年代他盛名时期的事情，而是聊二十年代他刚到北平时候的文坛状况。他其实很清楚，这都不是底下的观众最想听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后半生的遭遇，希望听到一个遭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证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到海外的中国作家只要演讲时谈这些遭遇，听众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热烈的。

但沈从文从来不讲。他是过于谨慎，还是很胆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都不是，“他死都死过了，还会怕什么”。比起受害者的身份，沈从文更看重自己主动创造的新身份。“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隐退。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沈从文说。

张新颖认为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另外创造一个身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曾写过专著《沈从文的后半生》，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

不仅仅是沈从文，还有许多的个人在做事情来补救时代的荒芜，“有这样的个人，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全部被摧垮的”。

张新颖在新书《九个人》中记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等九个人相异又相通的命运，笔墨着重于他们如何超越受害者的位置，以及他们从新文化运动汲取而来，滋养一生的精神来源。“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之际——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非常重要——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张新颖是“七月派”作家、学者贾植芳的研究生。上学期间，贾植芳“没有讲过一次课”，传道解惑的方式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这个瘦小的老人让他充分感受到海阔天空和人事沧桑。每个周五，还有很多贾植芳以前的学生们过来，一起吃饭聊天，被称为“星期五聚餐会”。

贾植芳书房的热闹情景，像是回到了1947年，他住虹口狄思威路（现在的溧阳路）亭子间时的光景。他的住处对门住着画家黄永玉等一群青年艺术家。由于那时只有贾植芳有家室，这些人便经常去他那儿喝酒聊天。没有钱的时候，贾植芳的妻子还会悄悄出去当了家里的衣物，买些吃的回来一起吃。他们也去巴金和萧珊的家，穆旦、汪曾祺等都是那里的常客。“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1973年，穆旦在给友人的信中追忆当时的情形。

黄永玉

后来，贾植芳搬到了吴淞路义丰里。1955年的一天深夜，夫妇俩去黄永玉他们那儿听贝多芬的《暴风雨》，却没想到第二天“暴风雨”就真的来了——贾植芳被当作“胡风分子”逮捕了，此后便是长达二十年的批判、凌辱与禁锢。

不过，几十年后，这些聚会依然令人难以忘怀。贾植芳将其延续到自己的客厅里。黄永玉也是。2014年8月，张新颖应邀来到黄永玉在北京的家中，祝贺他九十岁的生日。与老人的谈话，让张新颖感觉谈话如流水，流过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

“萧乾这个人哪，非常有意思。人也很有趣，博学，知识广阔，聊天，玩儿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伞摆在家里，报馆也得摆一把；雨衣，这里一件，那里一件……落魄了，做右派，穷了，到街边买处理的水果，一半是坏的，买回来，洗干净，把坏的切了，用布摆好，刀、叉、餐巾，一一摆好。”

“梁漱溟，这个知识分子了不起。有人问：‘毛主席、周总理逝世了，你有什么感想？’‘寂寞。’这个气派很大！’”

“沈从文服饰研究的书，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个侮辱。沈从文这个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软弱，但是内心又特别坚强。这个软弱和坚强混合在一起。”

“社科院让他（钱锺书）参加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通过办公室专门来找他。他说：‘我不去。’‘上级，江青同志让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现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不，我身体很好啊。’这就是强大。沈从文没有这样的强。”

除了沈从文，《九个人》这本书写的其他人都出生在1910年至1920年之间，到1930、40年代已经成长甚至成熟起来了，可以称之为一代人。那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年代。新文化运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昙花一现，但也正是这一短暂的时期，影响了他们一代人，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根植于他们心中。“我把这个时刻称为晨曦时刻，而这一代人正好是在这个时刻里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张新颖说。

在八十八岁的寿宴上，贾植芳很动情地说，我十三岁离家，家庭观念淡，朋友观念深。在张新颖眼里，贾植芳一生“为追求而东奔西走，浪迹江湖，从精神上讲，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

“胡风集团案”刚平反不久，有一天，很多老先生去贾植芳家聚会，神色庄重。原来那天是鲁迅的生日。贾植芳说，他们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鲁迅的生日都会聚在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灾难，他们刚刚重获自由，首先就恢复了这个近似仪式的传统习惯。

张新颖毕业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这些老人或曾当面受教，或在书中神交，受益良多：“相比较而言，他们没有鲁迅那代人那么伟大，所以对他们的关注其实是比较少的，但这一代人也有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营养，我也想跟别人分享。”

2006年，张新颖去芝加哥大学访学，想着是否能找到诗人、翻译家穆旦的硕士论文，然而却“一无所获”。不过，他意外地得到了穆旦在芝大的成绩单。穆旦就读的是英文系，但成绩单显示他却一连三个学期选修俄语课，而且成绩非常好，除了一个B，其它三门课都是A。与穆旦同上俄语课的傅乐淑回忆：“我们同选一门课Intensive Russian，这是一门‘恶补’的课，每天六小时，天天有课……选此一门课等于平日上三年俄文的课……在芝大选读这门课程的二十来人中，穆旦是班上的冠军。”那时候，穆旦就已经着手翻译普希金的诗，傅乐淑还记得当初穆旦对她说：“选此课可向俄文老师请教自己读不通的字句，译诗将是他贡献给中国的礼物。”

追寻穆旦的往昔时，张新颖还想起了当时与穆旦夫妇合租房子的翻译家巫宁坤。那时在芝大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参加的人有穆旦、巫宁坤、杨振宁、李政道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对海外的留学生而言，回国与否是一个大问题。穆旦和巫宁坤主张回国。

1951年，巫宁坤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电报，请他回去任教。巫宁坤丢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到“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

当年7月18日，巫宁坤从三藩市登上邮轮回国，他用“乘风破浪”形容自己的归国路途。他问为他整理行装和送别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

巫宁坤要“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受到这种诱惑力感召的不仅仅是巫宁坤，还有穆旦、王道乾、吴冠中等许许多多的人。1950年，穆旦就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但因为他妻子周与良是生物学博士，美国不允许理工科博士离开，他们只好请律师，又请导师证明她的研究与国防无关，1952年底他们才得以从美国启程回国。

回国后，穆旦迎来了自己翻译的黄金时代，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翻译出了“数量超出一般人想象的”俄国文学理论和作品，其中就有普希金的《波尔塔瓦》、《普希金抒情诗集》和《拜伦抒情诗选》等。

然而，好景不长，风暴很快就席卷而来。1958年12月，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巫宁坤此时也已被打成“极右分子”，与800名劳教分子一起流放黑龙江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他们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磨难。

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经历的坎坷命运。不过，在《九个人》中，张新颖并没有太多描写他们的惨痛经历，而是特别强调他们遭受践踏而未毁。

张新颖

贾植芳达观、风趣，他的书房里总是笑声不断。张新颖曾长期陪伴左右，以为二十年的监禁生活并没有给老师留下什么阴影。

1996年12月，贾植芳因病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有一天，贾植芳跟张新颖说医院像监狱，好了就赶快回家。一开始张新颖没太在意，因为每次住院，老师都这么说。但那一次，贾植芳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地说，停不下来，到后来已经分不清他说的是医院还是监狱了。这时，贾植芳开始高声骂起来，骂医生、骂护士、骂病人，见谁骂谁。最后医生来了，让贾植芳吃了镇静药才安静下来。事后，贾植芳说自己那时出现了幻觉，以为自己真的就在监狱里。

张新颖这才发现自己错了：“长期的牢狱、监禁、改造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而要压抑这种刻苦铭心的创痛，要阻挡这种噩梦般的阴影的侵扰，又需要怎样非凡的力量？”贾植芳八十岁的时候自写寿联，上一句是“脱胎未换骨”。

巫宁坤被从家中带走时，行囊里装了两本书：英文的《哈姆雷特》和冯至编的《杜甫诗选》。这两本书陪他走进半步桥监狱，走进北大荒，走进劳改农场。《哈姆雷特》是他百读不厌的书，在绝境中，他终于明白关键问题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几经流迁之后，巫宁坤突然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勉励他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巫宁坤把信一字一句读给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

巫宁坤挺过来了，他总结生平：“I came.I suffered.I survived.”后来他写了本自传来回答自己提问：“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又虚度短暂的余年？”

翻看巫宁坤的故事，张新颖总是想起巫宁坤翻译的狄伦·托马斯的诗，比如：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张新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充沛的创造力。沈从文的后半生不再写作，投入了杂文物研究，长年累月沉浸在灰扑扑的库房中。半路出家的他写出了奠基性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在很多研究者眼里，晚年的路翎就是“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他以残病之躯写下的大多数作品都质量低下，难以发表，生命只剩下了躯壳。张新颖却对这种“时代灾难——对个人精神的摧毁——个人创作才能的完结”的叙事模式发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叙述模式能让人们意识到时代对个人的伤害，但却割舍了个人的复杂性。张新颖在路翎晚年的诗歌和散文里感受到了精神透过重重迷障散发出来的动人光辉。

张新颖解释说，他不是想去否定历史和苦难，只是他更关注个体的声音，不希望人只被受限于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因为这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呢？一个人要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才能和时代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系？”

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张新颖找到了此前发问的答案：“时间延绵不绝，个体生命从头到尾，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是一瞬；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却能奋力凿通自己生命的头和尾，既向前延伸也向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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