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国的统治者,依不同角度与不同史观,最后难免打起来。
味觉派说榴莲好吃;嗅觉派说榴莲臭;营养派说榴莲营养丰富;携带派说榴莲拎起来重;触觉派说榴莲多刺;储存派说榴莲不耐久放。
最后,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大家评论统治者,又多是结果论。
比如某开国之君:
——若他有生之年完成集权,但国祚不长,传统史观会说他排除异己。
——若他有生之年没完成集权,且国祚不长,传统史观会说他无力御下。
——若他有生之年完成集权,且国祚长久,传统史观会说他混一四海。
——若他有生之年没完成集权,但国祚长久,传统史观会说他宽宏大度。
比如某壮阔的开疆之君:
——结果好,那就是雄才大略。
——结果不好,那就是穷兵黩武。
——提拔基层得力,那就是任贤使能。不得力,就是任用私人。
——任用老将得力,那就是用人不疑。不得力,那就是暮气沉沉。
比如某内敛的守成之君:
——国祚长久,那就是施政仁义。
——国祚不久,那就是保守趋退。
甚至,私人品德。
——国祚长久而多有内宠,那是风流天子。
——国祚不久而多有内宠,那是色欲亡国。
——国祚长久而大搞文化,那是文采翰林。
——国祚不久而大搞文化,那是靡费乱邦。
真乱。
举个例子吧:
乾隆皇帝。
若站在中国传统统治者角度,他本是个合格的皇帝:安抚百姓,视察水利,免除税收。这些公共福利,以18世纪的行政与科技条件下,他算做得很好了。在他治下,也确实人口大发展、海内颇富裕。跟他爷爷合称康乾盛世,这算安邦。
改土归流,兴兵征讨,搞定了西北、北方与西南,将原本松散的藩属更牢固地掌握了,这算开疆。
文治武功都有了,他老人家自吹十全武功自然有些过,但也不算太离谱。
当然,为了安邦,搞了许多集权的工作,很让人不愉快,以及乾隆年间贫富差距依然巨大,没办法:18世纪的农业社会+一定程度的商业发展+广大区域,要消除贫富差距几乎不可能。
当然,为了开疆,也多所杀伤,有穷兵黩武之嫌。但历朝开疆者莫不如此。
当然咯,异族君王掌权本就被民族主义者认为是原罪,他的坑狱破事也确实不少。本人才具一般却酷爱乱题诗,晚年豪奢而且放任和珅腐败。这些都很招人恨。但这些破事,大多数君王与朝代,都无法避免。那是皇权制度的问题了。
安邦难免专权,拓疆难免黩武,皇权难免腐败,但他在这些大前提下,处理得还行,包括训政到权力交接。
若在中国历史(而非汉人历史,这是不同的叙事角度)语境角度,乾隆,相比起他的同行,在安邦和拓疆两个角度,都不失为一个合格的皇帝,甚至可以算好皇帝。
可惜,他身故时,已经是19世纪前夜了。
一个古代史皇帝一旦扔进现代史观里,问题就大了。
若不按传统史观,而以现代眼光来看,乾隆的问题很多。
美术史家有句话:印象派之前,画家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印象派之后,画家不创新就是种罪过。
同理,现代史观之前,君臣揖和百姓安堵,就算是好了。在农业社会大语境下,乾隆的保守统治顺便开疆,是相对典范的操作。
但在我们熟知19世纪历史语境的现代史观下,就会觉得,乾隆是个靠集权稳定了国内统治,但因固守传统错过改革时机的东方君主——接近19世纪了,身为一个统治者,却没能随时代而改革,某种程度下还阻碍了后续的改革,哼!
站在现代史观,消除了统治者的神圣光环,讲究平等与天赋人权的角度,则每个统治者都是肉食者。
如果不进取、不改革、不开明,统治者天然有过错。
这就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在19世纪之后,皇权天然的问题就很明白了:稳定但封闭,而且总是原地打转。
一个君王/朝代总在开国时疑似万象更新——不更新的早早被干掉了,都没来得及成为朝代。
多半会在某种程度的集权平藩后迎来大发展——我们一般称之为盛世。
多半会在盛世后期迎来新的分权者——外戚、宦官、权贵等——然后形成兼并。
然后日益散或弱,然后迎来末期。
所以历史上当权久了的皇帝,一定在中前期圣明进取;而晚年若不姑息养奸及至腐败,就是大开杀伐人头滚滚。
这是皇权体制自带的特色了,个人很难逃过历史规律。
改革?也可以,但得冒风险。
如上所述,其实后世评价君王的好与坏,多与结果挂钩,许多好坏都是当时制度的结果,跟个人关系没那么大。在大历史潮流之中,个人的意志驱动力是有限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企图一代人做几代人事的所谓超前者,很容易被时代浪潮打得粉碎,好意愿办出坏结果。而保守的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也容易被后来者嘲弄。
所以皇帝当久了,那一定是毁誉一体的:不是保守僵硬,就是激进暴虐。
还是那句话:许多时候,甚至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皇权这种制度的问题。要当皇帝,就得认骂。
说到底,谁让你们要当皇帝?
当然是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咯!
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第二部的主题歌,姚谦老师有句歌词很好:
“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论断后人道。”
就是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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