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请和孩子讲讲这些故事 | 微言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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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天地惊变的那一夜，在东北军群龙无首不战而退的那段历史中，有一位校长心怀民族大义，断然拒绝日本人的“好意”，当机立断，使出浑身解数保全了学校的学生、教职工等数千人，而自己则成为最后离开学校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上任不到10个月的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

宁校长对东北大学数千名师生说：

我在英国上过学。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上的水手，最后是船长。如果船沉得太快，船长来不及逃生，这船长就随船沉入海底。

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策划安全出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次序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是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我们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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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东北军官兵，东北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此时，出现了一首歌曲，它1919还没有出版，就在民众及东北军中传唱，而且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它不仅唱出3000万东北同胞悲惨遭遇和悲愤之情，更唱出了全国军民一触即发的抗战呼号，这首歌就是《松花江上》。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以此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歌曲的流传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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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前，在距党中央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始终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他们曾一度拥有“中国工农红军第32、33、36、37军”等番号。不过，这支红军部队后来的名字更家喻户晓——东北抗联。

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将军率部在几次试图打通与关内党中央联系的西征相继失利，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作为指挥员，他没有为自己和部下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拒绝撤往苏联境内休整的提议，自领一支数百人的小部队在当地坚持游击作战直至最后军破身死。

“八女投江”中的8位抗联女兵在发现敌军偷袭后，本可以不惊动敌人全身而退，但她们为了让大部队平安撤退却主动暴露自己，最后消失在冰冷的乌斯浑河里。

明明可以生存，却要选择战死。抗日英烈们用行动告诉侵略者：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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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不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赵一曼舍子从戎、奔赴东北。她带领一支游击队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红枪白马的英姿令日寇闻风丧胆。一次激战中，赵一曼受伤被俘。负责审讯她的日本军官，为了获取所需情报，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赵一曼的生命，一边软硬兼施，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但无论是对肉体的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赵一曼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的民族气概始终让日寇一无所获。在赴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

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得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的；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后，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深情，赵一曼从容就义，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