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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张老照片里都有一个你未曾见过的中国

作者:新周刊 来源:新周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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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北京,雪中的故宫。图/Marc Riboud


今天,中国拥有53处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最新入列的是贵州梵净山。


论世界遗产的数量,中国仅次于意大利。论谁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世界文化遗产,当属北京故宫。


今天,我们得以平静凝视这些可触摸的古老文明,是何等幸运,因为它们是在枪炮、盗贼、水火、风沙、地震以及光阴的侵蚀、破坏性修复中幸存至今。


当我们在讨论文化遗产时,“我们不只是在谈论石头和建筑。我们讨论的是价值、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伊琳娜·博科娃)。


1844年起,许多西方人开始用影像记录中国。“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的照片无疑都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徐家宁)


“眼前的事物是在流动变化的,唯有往昔是不可改变和清晰可辨的。只有从往昔的历史中,我们才能学会理解世间盛衰无常的生活。”(恩斯特·柏石曼)


有一天,当你从这些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中回到了昨日的情境,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那么,恭喜你,你已不再是一位普通游客。



2012年,摄影记者李飞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重建”了北京的9座城门。这组作品被命名为“城门变”,刊登在李飞所供职的《新京报》上。


李飞,80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北京的城门,他只见过现在还存在的前门(正阳门)、德胜门以及后来重建的永定门,那些早已消失的城门(还有城墙),他是在上一辈的讲述和老照片中得知的。


1900年的宣武门(顺直门)远景。


1900年,东便门外,远处箭楼为内城东南角楼。


李飞小时候坐公交车,听到售票员报站名“下一站鼓楼豁口”,就好奇地问父亲:“什么是豁口?”父亲回答:“过去二环路上面是高高的城墙,墙两边的人们想见面,怎么办?就把城墙豁了个口子,好似人掉了颗门牙就叫豁牙子,城墙开了口子就叫豁口。后来城墙拆了,只留下了豁口这个地名。”


2012年年初,李飞接到了为《新京报》创作一组关于二环路的图片报道的任务。在听到地铁报站名“下一站朝阳门”“下一站东直门”时,他冒出来一个想法:既然二环路是拆了城门、城墙建起来的,这些城门已有名无实,城墙所变成的二环路也被车流塞满,那么,能不能将古今场景融在画面里,以纪念那些消失了的城门和城墙?


他的具体做法是:手里拿着各个城门的老照片,利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用遮挡镜头的方式分别曝光图片的上下部分。以天际线为界,画面上方是海市蜃楼般的古老城门,画面下方则是二环路。


“我的相机不停地穿梭于古老凝重的城门与光怪陆离的现实之间,感受着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速度——与二环路上奔驰的汽车所代表的激情与躁动相比,城门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显得如此平静、安详。”李飞在报道中写道。


照片拍出来,得到了李飞父亲的高度评价:“哎呀,就是这个样,很真实。”李飞父亲1961年进京,见过大部分北京城门——当时,虽然杂草丛生,不怎么受待见,可它们还在。随着它们的消失,那种堪称“生活的艺术”的老北京的活法儿,也一去不复返了。


1953年的西直门城楼。


现在的西直门城楼附近。



01

在电影里重建北京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为此,诗人北岛写了《城门开》。


“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


北岛所说的“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在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电影里,北京还叫北平,男主角彭于晏在屋顶上恣意奔跑,甚至骑自行车,如履平地。片方还特别发布了一个名为“北平之美”的短视频,集合了片中关于北平城的镜头,亦真亦幻:正阳门车站前,火车踏雪而过,那不像在北平,而更像在东北雪原;前门箭楼、钟楼还有狐狸塔(现东便门角楼)一掠而过;朝阳门和东四牌楼都还在,但在画面下方打上了文字说明——朝阳门(1956年拆除)、东四牌楼(1954年拆除),以此提示观众,你们所见的,是CG特效重现的景象。


电影《邪不压正》里的北京城。


姜文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能把梁思成哭着喊着没实现的事,在电影里实现。不过,姜文引以为傲的屋顶世界,不是在北京拍的,而是在云南石林搭景拍的——他在那里搭了一座“北平城”。他的理由是:云南的天空,更接近80年前北京的天空。


除了重现被拆掉的东四牌楼,姜文所说的“梁思成哭着喊着没实现的事”,应该还包括梁思成当年改造老城墙的构想: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茶点铺;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在《邪不压正》所展示的内城南城墙(现明城墙遗址公园)那一段里,姜文确实把城墙顶描述成一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走黄包车的市民公园。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


1920年代,东四牌楼,远处可见朝阳门城楼。



02

西方摄影师记录中国的来路


帮助我们重建记忆的,还有来自西方观察者的影像记录。


1844年,参加中法《黄埔条约》谈判工作的法国海关问题专家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用达盖尔相机为中方代表、两广总督耆英拍了一张正面肖像照。这张照片,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照片,也是西方人用影像记录中国的开端。


这些影像记录数量庞大。仅黄山书社出版的《西方的中国影像》丛书(共9册)就收入13000余幅照片,尚未出版的则更多。比如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中国历史照片”项目,就收入了94位摄影师的照片。


正如老照片搜集者、译者徐家宁所说,这些来自西方的摄影师所记录的,是他们对中国最直接的观感。因为此前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些标签式的题材不免被一拍再拍。


“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的照片无疑都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在为《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一书所写的译者序中,徐家宁这样写道。


1844年,广州长寿寺。图/Jules Itier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收入苏格兰地理学家、旅行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67年至1872年在中国拍摄的223幅照片,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全景式影像记录”。


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近代走向变革的开始——通商口岸开放,洋务运动兴起。因此,在他的中国纪行中,除了拍下名山大川、宫苑楼台这些传统景点,他也关注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奕䜣、李鸿章等主张洋务的官员,以及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新生事物,他都多有着墨。至于不同地区、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中国人,更是他感兴趣的。他的镜头,对准的是一个变化中的中国。


“通过这些拍摄于1870年左右的照片,我们看到的人物、风光、建筑、物什,不仅仅是1870年代中国的面貌,也是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在某些方面甚至数千年都鲜有改变的关于中国的侧写。就在短短几十年之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点点崩塌,这些照片所记录的旧中国渐渐被历史的洪流淹没。……这个来自工业革命发源地、相信机器工业必然给中国带来巨大改变的西方摄影师,确实用他的照相机、以更接近我们现代人认知的视角记录了一个伟大文明在变革前夕所处的状态,透过西方人探寻的目光,我们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


1871年,福州金山寺。图/John Thomson



03

文化遗产不是石头和建筑,

而是价值、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眼前的事物是在流动变化的,唯有往昔是不可改变和清晰可辨的。只有从往昔的历史中,我们才能学会理解世间盛衰无常的生活。”1906年至1909年在中国展开建筑研究项目,并著有《寻访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等6部论著的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柏石曼这样写道。


恩斯特·柏石曼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出发点,跟梁思成夫妇如出一辙:他们都是为了从建筑中揭示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们希望解释一下,为何在看到中国建筑时从我们的灵魂中会升腾起一种宁静而和谐的感觉。因为我们不仅为看到众多建筑和地面与周围环境和自然的统一,以及自己成为建筑与风景这个画面中的一部分而感到愉悦,而且我们还感觉到那些建筑本身,不,甚至连同它们的装饰物,都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一种鲜活的灵魂,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造成一种完全超脱淡泊的氛围。”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古建筑中体会到了鲜活的灵魂,并为“自己成为建筑与风景这个画面中的一部分而感到愉悦”,这种态度,是今天我们面对文化遗产时应该学习的。借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说法,在讨论文化遗产时,“我们不只是在谈论石头和建筑。我们讨论的是价值、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梁思成图解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


有人会困惑:为什么我们要耗费财力去保护那些已经不能引发兴趣也找不到归属感的东西?为什么有些所谓“改造”“修复”最终变成了“毁容式改造/修复”?——四川安岳石窟一尊建于宋代的佛教造像,就遭遇了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修复。


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著作《恋地情结》里提及,中世纪教堂之所以令现代游客如痴如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能营造一种环境,激发人们的三种或四种感官——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同时工作。这就是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通过多种感官的接触,你由此获得了一种别的物件所不能带来的“感觉”。


比如,目睹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时,你的心头不由得浮起别样的情绪:惆怅、惋惜、悲伤、愤怒,兼而有之。你感受到了历史的真实——此时此刻,你就沉浸在历史的情境中。而如果你读过余秋雨那篇《废墟》,文中那些语句忽然历历在目:


“废墟是文化的起点,从没有文字记载开始,我们的祖先就留下了一座又一座废墟。甲骨文化、父系文化、母系文化、河套文化、仰韶文化,等等,得以汇成熠熠生辉的五千年文明长河。废墟更是历史的起点,如果没有发现埋藏在漫漫黄沙和厚厚尘土之下的废墟,我们从哪去解读历史?”


1930年,中国长城。图/Stanley O.Gregory


有了这些复杂的感受、这些深入的思考,你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也不会觉得这些文化遗产跟自己全然无关了。


“传统本身是不可见的,在当前,它通过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而得到生命。”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荻野昌弘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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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山山   版式|张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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