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不承认中医药的科学性？争论背后，其实是观念差异丨21读书

来源丨节选自《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编辑时略有删改

图片来源丨纪录片《本草中华》

编辑丨阿巷；实习生 杰怡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于这次诺奖颁给屠呦呦是否意味着世界对中医、中药的承认。有人说这是诺奖对中医的承认，但诺奖委员会的汉斯·福斯伯格对之的回应是：

这两个焦点问题实际上需要从西方理性观念、中国传统理性观念及社会主义的理性观念进行剖析。

客观地说，最终判断中医药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核心是如何理解“科学”，以及“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对于科学的定义则反映了不同文化对于理性的理解。

就屠呦呦获得诺奖这件事情所引起的对理性认识的冲突来看，这反映了三种理性对于基本假设、价值导向及在此基础之上行为规则的差异。

首先，就诺贝尔奖委员会来看，之所以授予屠呦呦奖项，是因为她是“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获奖理由是：

从传统医药方中找到新方法在西方人看来只能是一种启发，就像牛顿故事中苹果落地只是一个启发，关键是要运用西方逻辑思维的理性标准论证这个启发。

屠呦呦运用“实验”的方法最终提取了青蒿素，这是西方人认定屠呦呦贡献的标准。实验的方法是培根确立起来的“科学”方法，核心是找出共性并系统化为规律。

中国传统医药学也有实验，也试图发现共性和规律；但中国医药学不像西方那样，将人体视为“客观”的物质，而是视为有生命的整体。

其次，就大多数国人来看，这是为中医药正名的好时机，也是西方“承认”中国传统医学科学性的重大标志。

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关注点在于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在大部分国人看来，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就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没有成为主流之前，中医药已经作为有效治疗人的疾病的方式存在了几千年，并且中医药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等等。

这从理论上来说有一定的自洽性，虽然并没有形成定义清晰、推理严密的西式科学体系。

西式逻辑分析理性还有一个特征是，将个人的主观性排除在分析推理之外，即像手术一样将那些他们认为没有经过试验验证的假设割掉。中国传统医学则保留了整体性思维模式，不免带上主观性知识，甚至带有神秘主义的成分。

最后，就屠呦呦本人而言，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

实际上，屠呦呦获奖这件事情也有争议。根据公开资料显示，1967年5月23日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具有新结构、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中国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协力攻关。这显然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次诺奖颁发给屠呦呦个人，不免引起争议。实际上早在前几年她获得拉斯克奖时，评选理由中评委们就对于这个争议给出了解释，即是她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在先，科学发现标准是第一，鼓励创新；而我们的评价标准往往是强调国家和集体，而后再认可个人贡献。

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西方传统思想的思辨理性、近代资本主义的功效理性，以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来源于对于事实认定、价值导向的不同，这导致了在评价规则和结果上存在巨大争论。

有观点解释了西方为何从不公开承认中医药的科学性(实际上很多西方人也在使用中医药来治疗疾病)。该观点认为中医药缺乏逻辑、缺乏论证，以及无法证实或证伪，最关键的是无法通过双盲实验这个“黄金规则”的检查。双盲实验要求实验结果避免安慰剂效应或观察者偏向影响。

事实上，这正是中西方传统理性标准的差别，西方力图追求“客观性”而避免将主观性视为有效知识的本质；而中国传统理性则要求将主客观互相作用视为有效知识的本质。

中国悠久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医学文献非常丰富，各种偏方更是数不胜数。世界对待中医药的心态其实很微妙，一方面大量收集我们的古药方进行研制，中医药的专利总是被人抢注。另一方面拼命散播中医药“不科学”，即上述所言的不能经受西方式理性的“黄金规则”的验证。

这次屠呦呦获奖给我们一个启发，即中国传统医学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现代西方科学模式进行论证。

我们在这里想要说明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医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问题，而是想说明理性的形式不止一个。

在解决问题时，我们永远需要理性精神，对各种因素进行理性的分析判断，寻找最适合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