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坂本龙一也曾被甲方“坑”过

30年前，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来到中国拍摄的《末代皇帝》，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在紫禁城里取景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横扫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等9项奖座，包括由坂本龙一、大卫·拜恩、苏聪贡献的最佳配乐。

坂本龙一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日本音乐家，这部电影也确立了他作为一名杰出的电影音乐作家的地位。上面这个视频片段就是当时他在英国伦敦著名的阿比路2号录音棚为《末代皇帝》电影配乐，与交响乐团一起录音的珍贵画面。

30年前30岁出头的坂本龙一，戴着像今日一样标志性的眼镜，十足的文艺青年模样，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过人才华展露锋芒，表现的专注与投入让人难以忽视。

有人说，这跌宕的旋律正如摇摇欲坠的江山，令人惊心动魄。在音乐创作中，将二胡、古筝、琵琶等东方乐器与西方的管弦乐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整部电影配乐以悲凉和无奈的情绪贯穿，这种东西方混和创作的风格，也影响了许多亚洲影视的音乐创作。

在《末代皇帝》中，坂本龙一既是演员，也参与了配乐，坂本龙一曾说 ：《末代皇帝》是我的一份意外礼物。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窥30年前这部经典电影背后的故事。

以下文章来自坂本龙一的自传《音乐即自由》：

“一星期后要拍这场戏，在那之前你都不准笑。”

参与电影《末代皇帝》 的拍摄工作，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与贝托鲁奇导演一起工作相当有趣，每天都过着紧凑的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贝托鲁奇导演是在1983年的戛纳影展上，那一年《俘虏》入选为影展的竞赛片。通过大岛渚导演的介绍，我跟我崇拜的贝托鲁奇导演寒暄过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拍摄《末代皇帝》的事，比如说他想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然而，困难重重之类的话题。在喧闹嘈杂的宴会会场里，我们就一直站着，听他说了快一个小时。我觉得这部片的拍摄工作似乎非常有趣，不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参与。

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后受邀出演。工作团队似乎费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摄许可，总算在1986年于北京紫禁城开拍，过了三个月后，我也加入了拍摄的行列。

其实在开拍之前，我已经拿到剧本读过了，里头有一幕剧情让我怎么样也无法接受。剧本里写着，我所饰演的甘粕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现场后，我很固执地不愿配合，心里觉得：“虽然我很希望出演这部电影，但是切腹实在令我相当反感。对日本人来说，切腹是多么的可耻。”于是，我拼命说服导演：“一提到日本人，就会联想到切腹。像这种刻板印象，你应该也觉得很丢脸，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应该不会接受吧！”

甘粕曾经在法国待过两年多，在当时是个相当时尚的男子。我向导演恳切地拜托：“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切腹？拜托改成用枪自尽吧！”贝托鲁奇导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时尚的男子，而且在电影里，甘粕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有着未来派的画。最后，我坚持地表示：“是要选择切腹？还是要选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让贝托鲁奇导演伤透了脑筋，结果剧情还是改成甘粕举枪自尽。不过，实际上，甘粕是服毒自杀。

到达拍片现场当天，我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所有人已经拍了三个月左右，每位演员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他对我说：“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敌人，片子没拍完，我不会跟你说话。” 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还是成天说笑，态度轻浮。甘粕的角色有一场重要的戏，要对着皇帝说：“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是我们日本的玩偶。”于是，导演就来警告我：“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你在那之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过吊儿郎当，导演已经看不下去了吧。在这之前，每天晚上拍摄工作一结束，我都会和大家去吃饭，一起去玩，但是经过了这次的事，就没有人来找我出去了。

“龙一，帮《末代皇帝》制作配乐。”

《末代皇帝》的拍摄工作从北京展开，然后开拔到大连、长春持续进行。到了长春，剧组也借到实际的宫殿，拍摄了溥仪“登基”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一幕。贝托鲁奇导演表示，希望这一幕的现场能够配上音乐，于是要求我立刻创作“登基仪式”的音乐。

一直以来，我都是以演员的身份参与拍摄工作，从没想过得创作配乐。我也觉得贝托鲁奇导演虽然请我加入演出，却也没有考虑过要让我负责配乐。真要说起来，据说导演的老朋友埃尼奥‧ 莫里康内几乎每天打电话来片场，请导演让他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总之，我就遵照导演这时候的指示，就当成是制作摄影现场的这一幕配乐，而不是负责整部电影的音乐。

我一直对民族音乐很有兴趣，读书时也学过，但是我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没有写过中国风的曲子，甚至是几乎没有听过。而且，拍片现场缺乏器材，给我作曲和录音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天。

贝托鲁奇导演狡猾地笑着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埃尼奥可都是当场就立刻写出来哦。”听了导演的这句话后，就我的立场而言，总不可能当场推辞吧。

我向贝托鲁奇导演提出要求：要我写曲，也总得给我钢琴啊。于是，剧组帮我借来了一台旧“满洲”电影协会的钢琴。“满洲”电影协会的前身是“满洲”铁路电影部，是当时的“国有”电影公司。在片厂里有一台直立式钢琴，当地的工作人员用货车运到了我的房间。那台钢琴原先保存状态就不好，又加上一路颠簸地运送过来，所以走音走得很厉害。然而，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在作曲时，几乎是一边想像乐音，一边写下。

到了片厂，有一位稍懂日文的老先生负责协调工作。那位老先生对我说：“你是演甘粕老师的人吧。”没想到他居然认识甘粕上尉本人。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大概十八岁就加入“满洲”电影协会的管弦乐团，在团里吹奏长笛。“甘粕老师对我很好”，“甘粕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从他的这些话里可知，甘粕上尉应该相当受当时的人敬爱，有他充满魅力的一面。

录音的地点是“满洲”电影协会，并且由当地乐团负责演奏乐曲，也就是说，呈现出来的声音几乎与当时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有片厂立的毛泽东铜像吧。其他部分全部原封不动，从过去一直保留至今。因此，似乎随处可以见到甘粕上尉的亡魂，令我有些毛骨悚然。

我不清楚伪满洲国当时的音乐形式与演奏方法，但猜想应该多少都会加入中国的乐器，不过是稍微偏向西洋风格的音乐。而且，由于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是用来宣扬国威之类的音乐，整首乐曲应该会显得非常不伦不类才对。

我写的虽然不是拿破仑加冕仪式的乐曲，不过还是放入了一些法国风格，做成带有浓厚鼓乐曲味道的音乐。当地的演奏者绝对无法完美演奏，不过这种演奏程度的差异更能营造出当时的实际氛围，真是太好了。

无论是宿舍、片厂，或是那位老先生，我面对这一切时，感觉像是被吸入了当时的世界。回到那栋天花板挑高的宿舍睡觉时，仿佛真的会有关东军的军官出现一样，让我觉得心里毛毛的。

我认为，在电影这种事物里，有些部分能够跨越某种现实与虚构的界线。电影仿佛具备这种强大的磁力，甚至有时在拍片现场会让人为之丧命。无论是“现实”，或是“虚构”，都是硬要为了设下界线而使用的辞汇，现实就是虚构，虚构即为现实，两者之间原本就没有界线存在。跨越这类语言界线的真实就反映在电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影片杀青过了约半年，我因为工作关系，人在纽约。在酒店退了房间，正要坐上车时，柜台人员把我叫了回去，说是有我的电话。我接过电话，原来是制片杰里米打来找我。“龙一，帮《末代皇帝》制作配乐。”

于是，我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时间至少要有两星期，一星期让我能在东京作业，然后再前往伦敦，与正在剪接电影的他们会合，接着完成剩下的部分。第二，我要雇用助手帮忙。当时索尼Epic唱片公司有位非常优秀的女职员，她姓筱崎，我们私下都叫她“钢铁女”。我希望能够雇用她一星期。杰里米立刻答应了这两点要求。

我问贝托鲁奇导演希望是什么类型的音乐，得到了这样的答案：“电影的舞台虽然是在中国，不过这是一部欧洲电影。故事的时间虽然是从二次大战前开始，一直到战争期间，但这仍是一部现代电影。我要你做出呈现这种感觉的配乐。”

我心想，这样的答案说了跟没说一样，不过我也没时间不知所措，于是在脑中大致描绘出一个轮廓：用西洋的管弦乐曲当作基本，然后大量放入中国风的元素，再加入德国表现主义之类的元素，营造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崛起时的感觉。

首先，我在东京开始了作业。说是这么说，不过我过去完全没学过中国音乐，因此先跑了一趟唱片行，买了二十张左右的中国音乐精选集，然后花了一整天全部听完。接着，我考虑电影里的时代与场合，选好应该使用什么乐器，然后就开始寻找东京附近的中国乐器演奏者。我一边写曲，一边录音，同时也请中国乐器的演奏者弹奏，并且录制下来。我和另外三位管弦乐编曲家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反覆做这些工作，而且几乎每天熬夜。

当时还没有网际网路，因此我借用BBC与NHK之间的卫星联机，与伦敦的工作人员相互传送数据。卫星线路传输一首乐曲得花上一个小时左右，谈不上多好用，不过我没时间等邮件寄送，也只好将就。我请伦敦的工作人员听我传送过去的档案，然后在电话中讨论，再重新录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总算完成了四十四首曲子，接着就与一直帮我的上野耕路带着这些曲子飞往伦敦。

“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

一到达伦敦，我才发现剪接过后的电影完全不是原先的样子。如此一来，作好的曲子当然完全无法配得上。只不过半年的时间，这部电影经过贝托鲁奇导演不断的剪接，完全变了个样子。他就是这种作风的人。整部电影剪接得越来越不一样，不仅原有的画面被拿掉，顺序也有调动，真的是一团混乱。

隔天就要录音，然而配合不上的地方还是到处可见，于是当天晚上，我和上野又继续熬夜，关在酒店房间重写。酒店房间没有钢琴或任何乐器，而且当时也没有计算机，我们只好按着计算器，拚命计算得要减少几个小节和拍子，秒数才配合得上剪接后的画面，然后重新写下，忙得鸡飞狗跳。结果我们到了伦敦之后的一星期也都没合过眼，白天录音，晚上重新写曲，每天重复这样的过程。

经过东京一个星期、伦敦一个星期，总计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种魔鬼行程下，《末代皇帝》的电影配乐总算写好，并完成录音。几乎不眠不休的工作结束后，我就因为过度劳累而住院。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不过幸好能够完成配乐，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事实上，贝托鲁奇导演之后仍继续作业，整部电影又花了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成。试映会当天，我看了完成的电影后，惊讶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配好的音乐不但被拆得乱七八糟，拼到住院才写出来的四十四首曲子也有一半没被采用。我拚命研究，调查文献资料，直到确定画面与音乐的搭配关系后，倾注精力制作出来的配乐，结果三两下就被淘汰。至于其他留下的曲子，每一首出现的地方也被大幅度地调动，因为电影本身也不一样了。看了试映，我满是愤怒、失望与惊讶，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脏会不会就此停止。

自此以后，我就很少出席试映会，因为身体真的会吃不消。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剧组和我联络，告诉我这部影片入围了奥斯卡奖。当时，我已经从紧凑的电影制作体验中抽离，回归日常工作，就仿佛“忘记”拍过这么一部片，所以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不过我还是立刻动身飞往洛杉矶。

上台领奖的瞬间，坂本龙一感觉兴奋紧张又羞涩，《末代皇帝》几乎改变了他的音乐生涯，再往前推10年，刚组建YMO的他，或许从来不曾想像这个画面吧！

《音乐即自由》

作者: [日] 坂本龙一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

译者: 何启宏 

出版年: 2017-4-1

[ 感谢今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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