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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边境的那些人

作者:Vista看天下 来源:Vista看天下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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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对面就是香港了。”


26岁的魏婧一直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她走到深圳河边向她介绍对岸的情形。那是她第一次对“香港”有了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不是TVB剧里华丽的金融天堂,也不是身边同学说着粤语还要夹杂英文单词的洋气时髦感,而是仅仅隔着一条河流,跨过大桥就能抵达的地方。


虽然很近,想要过去,还是要费一番工夫。现在,深圳有14个口岸与香港连通。从地图上看,它们是一个又一个小点,承载着中国繁荣区域的无尽人流与贸易往来,像缝衣针上的细线将原本隔绝的两片土地串在一起。


从红烧肉到香港资本


魏婧第一次去香港走的是罗湖口岸,她住深圳宝安区,从家到罗湖口岸可以坐一趟直达专线巴士,票价25元。下了车就看到面前一栋红白相间的三层建筑楼,边境海关、检验检疫都要在这里面完成。


上了二层,是深圳海关检查处。当时是2012年,港澳通行证还没有推行电子卡,人手一本“往来港澳通行证”,封皮是墨青色的,大小与护照相同。前一个人走过去,魏婧跨过地上那道黄线,站在边检台前把通行证和身份证递到工作人员手上,核对信息、拍照,确认无误后,海关人员拿着印章在签注页上盖下一个红章,最上面印着“中国边检”,中间是日期,下方三个小字“罗湖(出)”。


过了内陆的检查处,还需要继续往前走,花上5分钟左右走过横跨在深圳河上的人行桥,就到了香港的海关检查处,再重复一遍上述的流程。


“整个过关流程就差不多是10分钟。”魏婧回忆道,当然,还有排队的时间。她最初还担心第一次过关会找不到路,后面发现完全多虑了,整个口岸大楼到处是指示牌,写着“香港”两个大字,标注着方向。


罗湖口岸是深圳存在历史最长的口岸,也是中国客流量最大的旅客出入境陆路口岸之一,2017年其日均旅客流量约22.4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人们来去匆匆,汇成了两条不同方向的人形河流,去香港或者到内地。


19世纪末期,清政府在深圳河上设立了罗湖支关。1906年,詹天佑在这督促修建罗湖铁路桥,取代了原来的薄薄一片木板桥,成为中国内陆去往香港的重要连接通道。1950年,中央批准罗湖口岸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


1979年1月深圳正式建市前,罗湖口岸和文锦渡口岸是深圳通往香港仅有的两个口岸,文锦渡口岸主要用于向香港输送鲜肉果蔬,未通汽车,商品全靠人力运输过境。而人员往来,则要通过罗湖。


从1961年就开始在罗湖海关工作的陈盛春回忆,1949年到1970年代,内陆物资匮乏,入境回乡探亲的人总是“大包小卷挑着过关”,带的大部分是面粉、衣物、大米等生活用品,甚至还有人带着刚煮好的红烧肉过关。出境时,人们携带的行李则明显少得多,多是一些家乡土特产和工艺品。


当时条件所限,海关监管实行“人人过筛”,每件行李都要开包检查,手续繁琐,通常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过关程序。每到春节更是人流密集,“关员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有时不得不家属小孩齐上阵”,陈盛春说,即便这样,口岸前还是大排长龙,旅客纷纷埋怨道,“深圳深圳,过关心就震。”


1979年,随着广东省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连接内陆和香港的罗湖口岸也愈显繁忙。陈盛春撰文写道,“建国初期,经罗湖口岸进出境旅客每年只不过几十万,70年代已达数百万人次。”


到了1983年,罗湖口岸的旅客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小小的罗湖桥已经适应不了口岸发展的需要。



新的口岸开始不断兴建。1981年蛇口港正式对外开放,是深圳第一个货运海港口岸。1985年,皇岗口岸开始建设,并于1989年12月开放通车。


两地贸易投资量的增长直接翻番,从1979年到1996年,内陆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有60%来自香港,广东省引进的外资中港资更占到80%以上。港商看好深圳较低的地价、人力成本和特区优惠政策,纷纷将生产工序转移到深圳及周边地区,将设计、管理、营销等服务功能留在香港。香港政府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其制造业生产总值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到1997年,这一数值下降到6%,而服务业所占比例高达86%。


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两地的往来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1997—1999年间,深圳实际利用港资相当于之前18年(1979—1996年)总额的六成。


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在2007年曾发布过一份《构建深港都会》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在2000年以前,深港两地一直以民间企业为主体进行市场自发合作。在此之后,两地人员和货物往来频繁,要求更高效的边检、海关查验和通关模式。


特殊的“皇巴”


5月18日,周五下班后,在深圳工作的韦琪没有回深圳住处,而是搭车赶往深圳湾口岸,之后,又坐车到香港国际机场。因为妻子和孩子在福建宁德,他周末经常回去看他们。经过对比后,他发现,从香港飞福州的往返机票,经常比深圳往返的航班便宜一千多元,而且,“国际航班准点率更高一些”。


深圳湾口岸正式开通时曾引起巨大关注,因为它首次实现了一地两检措施。简单来说,旅客从罗湖口岸过关,还要再走过罗湖桥,到香港那边的边检站进行查验。据韦琪估计,他在深圳湾过关,通过内地与香港的海关,一般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交流日益频繁,口岸检查措施也不断优化。


2003年1月27日,皇岗口岸正式实行旅检通道24小时通关。在这之前,皇岗口岸已经先后5次延长通关时间。海关的官方通告显示,皇岗口岸旅检从1991年开通以来,客流呈平均每年30%的速度递增,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旅客量,口岸几次延长通关时间,直至2003年正式实现24小时通关。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这一贸易自由协议成了深港合作的新里程碑。同样是在这一年,香港深陷“非典”阴霾,几成孤岛,为了迅速提振经济,香港与中央达成开放自由行的决议,7月内地首批四城市开放自由行,此后自由行范围扩大至49座城市。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统计,2002年内陆访港游客人数为638万人次,占访港总人数的41.2%,2013年人数已达4075万人次,比例攀升至75%,相当于每十个访港游客中,有七个来自中国大陆。


在这十年间,又有两个新口岸相继开通。2007年7月、8月,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相继开通。一个最直观的影响是,人们再不用挤着去罗湖口岸过关。


深圳湾口岸不像罗湖、福田口岸,过关后直接有港铁接驳,但其直通巴士很发达。“从深圳湾口岸到屯门,公交15分钟,到尖沙咀30—40分钟,到香港机场30分钟。整体来说比地铁快,而且一站直达也很方便。”韦琪说。


皇岗口岸稍微繁琐一些,当年修建口岸时,与香港一侧的口岸距离较远,在深圳这边过关后,距香港那边的口岸还有2.5公里左右,旅客只能先上“皇巴”,即边检站内部的来往运行巴士,类似机场的摆渡车,到了香港的边检站后下车检验,通过后再坐巴士离开边检站,方能正式进入香港区域。


目前深圳大部分口岸都是“两地两检”,即深圳口岸检查之后,再进入香港一侧的口岸检查。而深圳湾的“一地两检”直接将深圳和香港的出入境管理人员放在同一地点,同时联合执行出入境检查,省去了中间的辗转来回。


家住宝安区的吴锦绣最早从罗湖口岸到香港,每次到口岸就要横跨好几个区,花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近几年来她开始从深圳湾口岸过关,坐巴士从家到口岸只需一小时。


为加快通关效率,2014年广东开始试点启用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卡片与身份证差不多大小。吴锦绣也早早更换了电子卡,每次从深圳湾口岸过关,都可以直接走更快速便捷的自助通道,把电子卡放到关口自动闸机识别区进行扫描,然后录指纹,即完成一道过关程序。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香港入境处的自动闸机,同样是扫描、识别、录指纹。


来往得频繁了,两地的人员流动也有一定规律。长居深圳的居民不会再千里迢迢深入到香港中环、铜锣湾这些地方,除非是带人旅游。离罗湖口岸近一站地铁的香港上水,从深圳湾口岸坐公交仅15分钟距离的屯门,都成了购物商场、店铺密集的区域,常用的奶粉、药品、化妆品等一应俱全。


“我看喜羊羊,香港同学看高达” 


2003年9月,深圳边检总站在罗湖口岸首次开通了“深港跨境学童专用通道”,将学童与其他旅客分开验放。


深港跨境学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香港回归之前,这一群体仅有数百人。但随着自由行开放,深港两地人员、经贸往来日益频繁,非香港人在香港所生的孩子人数也日益增加。2001年时,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仅为620名,实施自由行后的2004年增加到4102名,到2010年和2011年高峰,出生人数已经跃升到每年3万多名。过去十多年间,已经有超过20万“双非”婴儿在香港出生,并逐渐成长到学龄阶段,很多孩子选择到香港读书,成为口岸间的一道独特风景。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创纪录地达到3万余人。


李观鱼今年18岁,刚考上大学脱离“学童”身份。她是“单非”儿童,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陆人,但因为父母工作关系,长期生活居住在深圳。2006年她开始上小学,每天7点多起床,在小区门口等专门接送“跨境学童”的保姆车,花半个多小时开到罗湖口岸。“保姆阿姨会让大家排成队过关,”李观鱼回忆道,“内地和香港的关都过了之后,那边的口岸也会有一辆香港牌照的保姆车等着,我们就换这辆车坐到学校。”


2013年6月25日,深圳福田口岸,放学的孩子们已通过香港边检,正在等待回到深圳境内。这个通道是他们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视觉中国图)


这样的流程只持续了大约一年,2007年福田口岸开通,家住附近的李观鱼省了一趟车程,每天步行五分钟就走到口岸。同年,皇岗口岸也开通了“深港跨境学童专用通道”。如今在深圳有学童通关的口岸,学童专用通道和专用候检区域已经成为标配,通道开放时间一般集中在学童的上、下学时间段。


交流的背后,隔阂与矛盾同样不断。面对日益增多的“双非”儿童,香港在2007年就规定怀孕约28周或以上,将自动视为怀孕后期,是否获准入境最终由有关人员判断。


“双非”儿童之外,水货客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媒体曾报道,两地接壤的上水、屯门等地,时常可见到背着大小包裹的“水客”。


2012年是两地交往中的一个矛盾爆发高潮点。1月,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进食,引起两地网民对骂。10月,有香港居民在上水地铁站自发组织“光复上水”活动,意在打击内地水客。年底,因陆客抢购奶粉造成“奶粉荒”,香港在2013年年初实施配方奶粉离境限制的政策。同年1月,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实行“零双非”政策,香港所有医院无限期停止接收非香港本地孕妇预约分娩。


口岸通关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深圳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深圳口岸出入境人数由1997年的6180万余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2.41亿人次,增长了近4倍。交流仍在继续,矛盾也并未消除。


在李观鱼18年的成长过程中,她总是很难有身份认同感。她能说流利的粤语,但香港同学只要知道她住深圳,总会下意识排斥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圈子的”。“我们童年经历的东西就很不一样了,小时候我看喜羊羊,香港那边的同学看的是高达。大家很难产生共鸣感。”


而在内陆的生活中,她也没有完全的归属感。一次她在深圳点奶茶,要求不加冰。在香港,她习惯了用粤语说“唔该走冰”,那次她也下意识地说了这句话,服务员一脸茫然地看着她。“那一瞬间还是觉得有点落差感的。”


(应受访者要求,魏婧、李观鱼为化名。本刊记者张恒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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