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无人敢扶

似乎又到了“扶老太惹麻烦”新闻的集中爆发期。

按西安小伙杨先生的说法，故事是这样的：9月2日，他在骑电动车的途中发现一位老太摔倒，将其扶起送医，却在事后被指是肇事者。65岁的胡老太却认为，自己被撞倒时前方没人，“没看到是谁撞我，但当时附近只有他那一辆车，如果不是他撞的，他为啥要停下送我去医院？”

而浙江衢州三个“00后”少年，则要老道得多，一边摄像留证据自证清白，一边扶起了86岁的老太王水莲。老太太非常敞亮地说：“是我自己摔的，这三个小娃救了我！”这算是皆大欢喜了。

新的民间谚语说，“老太太不扶，我就服你”；“家里衬钱，不是晒房产证，而是敢去扶老太太”。

无疑，扶老太太成为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是不是遇到老太太扶起来，就要“自证清白”？为什么之前有人根本“没有碰撞”到老太，却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被最高法列为典型案例？“彭宇案”是不是冤枉的？

法律的大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受害方认为是某某撞的人，就要依法举证，举证不能的，法院不支持索赔。但是，这只是“真空里的标准”，还有“法律推定”的例外。

整整11年前的南京“彭宇案”，成为中国人谈见义勇为、“扶老恐慌”绕不过去的心病。也是因为时间久远，案件的基本信息被反复踩踏碾轧，基本事实反而更模糊了。

此案在做出一审判决之前，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为什么呢？

事发之后，徐老太和彭宇双方在派出所做了一份笔录，而徐老太的儿子是一名警察。之后，派出所搬家，然后称笔录“遗失”了，只有笔录照片。

这个案子当时就有南京电视台在跟进报道，派出所卢所长当着电视镜头撒谎说：是他自己用手机拍下了“遗失”的笔录，结果通过查验电子照片的信息，谎言被揭穿——照片是用徐老太儿子的手机拍的。消息一出，当时就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等到“彭宇案”一审宣判时，再次引爆舆论，南京法院提出的“从常理分析”——如果彭宇没有撞人就不会去救助老太，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民间的救助行为，也把司法裁判变得“不讲理”。

更严重的问题是法院未能及时回应民间关切，听任舆情发酵，媒体也无法跟进报道。直到第二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江苏高院的某领导表示：案件已和解撤诉，至于调解内容，他拒绝透露。

而若干年后，因为此案的恶劣影响巨大，新华社又对此事做了“翻转”报道，称彭宇承认自己撞过人了，二审作出调解。

彭宇到底有没有撞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此后，“扶老太是需要自证清白的”这一社会共识深入人心。

“彭宇案”判决中的“从常理分析”，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们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冷漠心态。这个有问题的判决成为人们冷漠的心灵“茧房”，为自私、见死不救提供了心理支撑。

其实从法院的众多判决看出，搞“有罪推定”反向要求救人者、扶人者自证清白的判决并不多，甚至是几乎没有，一般都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但社会冷漠“共情”已经形成了，一时就难以扭转。2011年前后，各种“老人倒地无人搀扶”、“好人救人反被诬陷”案件频频被曝光，一直到“18名路人见死不救”的“佛山小悦悦事件”将社会冷漠推向了冰点。

但除“谁主张谁举证”的大原则之外，还有例外，有的案件当中，“救人者”根本就没有碰到老人，最终还是被法院判决承担责任，冤不冤呢？

浙江金华市的小伙吴俊东称：2011年11月，他驾驶三轮摩托车，途中超越了胡启明夫妇的电动自行车，超车约十几米后，听到“后面”有人倒地，吴折回救助两人，把两人送医。结果对方咬定：吴就是肇事者！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吴俊东赔偿7万元。

“吴俊东案”之外，还有一个“许云鹤案”，当事人许云鹤称：当时开车看见老太太翻越路中隔离栏摔倒，好心扶起，结果却被“讹上了”，法院最后支持了老太太，判赔10万多元。

两个案件最后都被选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在不能证明撞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碰撞的情况下，还要判决赔偿呢？

理由有二：

首先，民事案件中达到“证据优势”，就可认定事实，这叫“高度盖然性”原则。比如“吴俊东”案中，有目击证人证实，摩托车超车时电动车左右晃动两下，之后车子倒地。法院最终认定：翻车与吴驾驶摩托疏忽大意超车“存在因果关系”，故判其承担七成责任。

其次，摩托车、汽车属于机动车。“车撞人”（包括“撞”非机动车）跟“彭宇案”中的“人撞人”的“归责原则”不一样：“彭宇案”中，徐老太要举证彭宇有过错；而机动车适用“无过错责任”，司机需要举证行人有过错，并且自己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才能为自己减轻责任。正像一位法律专家所说：只要证明司机的不当驾驶与事故间“存在因果关系”，司机就应承担责任，未必需要“有实体上的碰撞”。这也就是所谓“无碰撞交通事故”。

“真相只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动画片里。相反，“真相”这个东西有时是很难复原和查证的。

很多撞人、跌倒的情况就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倒地的人不清楚是谁肇事的，肇事的人也未必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如果有监控自然好，没有监控就没有“上帝之眼”复盘了，就留下了很多关于人性、法律和道德的争议空间。

上海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场逆转的“救人被讹案”：一个超市班车司机发现站台上有个老太倒地，好心去扶她，结果反“被讹”。当时社会矛头都指向这个老太，结果警察通过监控视频认定，是老太下车动作有些慢，司机开车起步较早，导致老太太倒了下来。司机谈不上是作恶者，但的确对老太太摔倒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复盘”呢？很多事情的真相是没有办法还原的。法律上有个“侵权归责原则”，对高空坠物、对机动车与行人的纠纷，搞了“推定”过错。

回到西安那个个案中，小伙开电动车一回头，发现老太太倒在地上，老太太不知道怎么跌倒的，小伙子自认为也没有撞到——这个和前面说的“吴俊东案”很像。

这就适用“归责原则”：如果开的是机动车，就会被推定存在过错，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开的是非机动车的话，那么就使用“谁主张谁举证”。

这似乎也不太公平，但事实上，法律也不可能查清楚所有事实，只是给大家一个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个社会对法治成熟的理解就是知道法治不是万能的，法律“推定”你要负责，很多时候是避免不了的。当然，法治会尽可能避免“诬告陷害”，以及像“彭宇案”那种无原则的“和稀泥”。

那么，遇到老太太跌倒，到底要不要扶呢？就道义而言，帮扶是必须的。但保障好心人不被讹、严惩讹人者，化解助人者心底犹疑的坚冰，也是必要且重要的，否则，社会只会笼罩在恐慌扶人被讹的阴影中，令“扶不扶”继续成为一道难解的难题。

Vista看天下微杂志观察员：沈彬

责任编辑：张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