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 感恩那个提携了金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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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光剑影朝武林，一支玉笔引江湖。查良镛（笔名金庸）的逝世，让几代人的记忆仿佛一瞬间痛失了。

如果说当今中国因为个人称呼一个学问的并不多，比如说因为《红楼梦》而出现了'红学"，那当今金庸的小说世界也构造出一个”金学“。

金庸的贡献不仅仅是他写了这些小说，构造了令几代人神往的江湖世界，更重要的是他统建了中国文化。在海外华人后代中传播中国文化也是有巨大的贡献。

当年罗孚评价金庸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那我更加觉得如果没有罗孚的提携也没有金庸”，黄岚深深感触。

“我很有幸，在几十年前罗孚先生曾经在北京见过我，也跟我提过这段往事“，黄岚感概：“罗孚先生是一位特别有风范的老一代文人，当时他对我非常鼓励，并把我的文章放到他朋友或者比较要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所以我可以想象当年罗孚先生对金庸是怎么提携的，在对我的提携中我是能够深深感受到。所以我特别感恩的想说，每一代中国文化人的成长跟上一代前辈的提携很有关系。中国文化讲究师承，所以我说如果没有罗孚，没有金庸“。

”金大侠“金庸的横空出世，离不开香港这个大环境，也离不开两个同样很厉害的桂林人：一个是著名报人、原《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则是桂林中学校友，同一年出生，亦狂亦侠亦文的好朋友兼好同事梁羽生。

提携了金庸的人

罗孚绝不是一位简单的报人，是作家，又是作家的伯乐。能够称为作家的媒体人是不多的，罗孚就是凤毛麟角的可以称得上亦报人亦作家的角色。其《西窗小品》、《北京十年》等书都值得一读。他正是很早就写过文章向内地介绍董桥的人。

谈及金庸和罗孚的关系，当年精武体育会创办人陈公哲编撰一册《精武观之吴陈比武》详细记述太极派吴公义，白鹤派陈克夫，两位宗师在澳门新花园比武的经过。

那年的武林盛事相当轰动，加上这书的渲染，老一辈的香港人、澳门人几乎无人不知，罗孚那时在香港《新晚报》任总编辑，见这情形灵机一动，在想能不能写一些中国武侠故事的连载以满足“好斗”的读者。当时他首先找到了陈文统。陈文统很爽快地答应，仅仅酝酿了一天时间，用‘梁羽生’“笔名撰写的《龙虎斗京华》就这样开始连载了。

因为反响不错，销量大增，罗孚又看中了查良镛的文笔，鼓励查良镛在他主编的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就这样，在1955年，查良镛用‘金庸’笔名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罗孚一方面嗅觉极为敏感，立刻趁热打铁叫了金庸和梁羽生两人去执笔武侠小说；一方面慧眼识金。没有人想到后来金庸竟然能够凭借武侠小说成为“文坛霸主”，梁羽生亦成为当代著名文学家。从此造就了金庸和梁羽生两大武侠巨头的传说。

无论是《神雕三部曲》还是《书剑恩仇录》等武侠作品，基本上都围绕着民族大融合、大分裂，外族侵略，都在国破山河之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讲诉了武侠故事，事实上他写的是中国文化一个完整的故事。

提携了金庸的大环境

罗孚评价到”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

在《大公报》十年，对金庸来说记忆还是美好的。期间他结实了罗孚、梁羽生、陈凡等良师好友。大家猜想，在《大公报》转向后受到的种种约束，金庸选择了离开。

离开《大公报》两年后，金庸创办了《明报》，后来被时势推动，逐渐发展成为香港的一家顶级报纸。很大程度上《明报》的成功就是金庸的成功。有趣的是，《明报》发展最大的契机，恰恰是金庸与《大公报》的笔战。

尘埃已落尽。回头看这一场笔战，看金庸和《大公报》的恩怨情仇，我们会感到金庸当时坚守的原则和传统。

金庸被称为”金大侠“不单单因为写了那些武侠小说，还因为当年创办了《明报》，他敢讲真话。因此被人们敬称为“金大侠”。

香港有金庸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在许多人的心中金庸已经是香港的一个符号。但金庸找到了香港，应该说香港就是金庸的一个桃花岛。很多人认为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然而香港更像是中国文化之外的”海外岛“。

文末，和大量南来的文人一样，罗孚、金庸等文人都是心怀大中国之人，他们一生的志业，都是推动整个中国朝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香港之于南来文人者，暂栖之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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