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寻找总理接班人 | 默克尔：请允许我体面地离开

观察员 |  魏昕

责任编辑 | 曹默涵

出品 | Vista看天下微杂志

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最近很忙。

当地时间11月5日，该党发表声明称，计划11月中旬至11月末在德国各地举行多场会议，以便基层党员熟悉党主席候选人。

这是在给现任党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找“接班人”。

一个星期前的10月29日，她对着全德国宣布，自己将不再参与12月举行的基民盟党首选举，在2021年此届总理任期结束后，也不会再试图连任或参与下一届总理大选，“那时我将彻底退出政坛。”

当天，默克尔一如既往穿着颜色鲜亮的上衣，但从她口中说出的话却显得异常灰暗，“对我将要离开这件事做好心理准备吧。”

“这绝对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相当于政坛的一次地震，”18岁的恩德里克·舒尔茨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同时也是基民盟中的年轻一代。在他看来，默克尔时代已经开始走向终结，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常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权力女性”的默克尔，开始和权力告别。

三个多月前的7月22日，德国政府例行夏季新闻会上，默克尔曾被记者问及是否考虑过辞职。

彼时，这位大国领导人的境遇可谓“内忧外困”——执政联盟内部陷入争斗、内政部长威胁辞职不算，美国总统特朗普每天还在推特上炮轰斥责。

“没有！”默克尔的回答不带半点犹豫，完全符合民众对她的期待。但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料到，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

在10月举行的德国各州议会选举中，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姐妹政党基社盟以及执政联盟的另一大党社民党大举受挫。其中10月14日，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创下60多年来最差战绩；10月28日，基民盟、社民党在黑森州的得票率也大幅下滑。

民众对执政集团的不满转化成流失的选票，铁腕如默克尔也不能全当无事发生。在黑森州选举失利后的第二天，她就站了出来。

“执政各党需要反思，联邦政府形象需要重建。”她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我要对大选以来发生的事情负责。”

大选指的是2017年9月德国议会选举。当时，默克尔带领基民盟赢得胜利，但是胜利显得异常苦涩——基民盟虽然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但得票率大幅跌落，创造了默克尔接任党首以来最差的成绩。

不仅如此，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类选择党”还在议会选举中成功崛起，成为除了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和社民党以外的第三大党，历史性地进入联邦议院。

这个结果放到几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2014年，默克尔开启第三任总理任期时，《纽约客》记者乔治·帕克尔曾撰写了一篇长文描摹这位“政坛常青树”在德国国内的影响力，“联邦议会里所谓的激烈辩论，也就是几个不重要的少数党派人士吵嘴而已。默克尔总理牢牢地把控着一切。”

但从前的“少数党”，如今都蠢蠢欲动谋上位。不论是以打着“小清新”旗号拉拢环保势力的绿党，还是宣传纳粹思想的极右翼另类选择党，一个又一个的反对派开始打执政联盟的主意，想要把默克尔拉下“王座”。

默克尔没有选择待在原地任人宰割，而是主动退出，“我一直在寻求体面地离开，”她在“告别演说”里说道。

但体面不体面，自己说了不算。

消息一经曝出，德国媒体炸了锅。《南德意志报》表示，默克尔的离开“正是时候，趁着还有最后的权力和威望可以确保政权平稳过渡”；《明镜》周刊则点评称，“她本应该在第三任总理任期结束后功成身退，留下不可战胜的神话。现在她却失败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乔治·帕克尔曾经总结道，在德国领导人中，默克尔有“三怪”：她是个女人（离婚之后再婚，还没有孩子），她是一位科学家（量子化学领域），她还是个Ossi（前东德人）。

若按照德国政坛传统，默克尔几乎不可能和政治有所交集。但她就是把不可能变为事实的那个人。

1954年出生于西德汉堡市的她，原名安格拉·多罗特娅·卡斯纳，是牧师霍斯特·卡斯纳的女儿。出生没多久，她的父亲卡斯纳就不顾亲人的反对，举家迁至东德发展传教事业。

安格拉在社会主义的东德一待就是36年，但这段时间，全家与西德的联系并未中断。得益于此，她也一直能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

学生时代的安格拉不像同龄女孩那样爱打扮，衣着朴素不算，发型也特立独行，被形容“像一口锅盖在头上”。因为外表不够出众，她甚至被同学戏称为“无人亲吻协会”的会员。

但这些都影响不了安格拉，她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于脑子好，便一心扑到了学习上。1973年，19岁的安格拉考入莱比锡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后在东德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央学会工作学习，研究量子化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这期间，安格拉认识了第一任丈夫乌尔里希·默克尔，两人于1977年举行婚礼，安格拉就此冠上了夫姓“默克尔”。但这段婚姻仅维持了四年多就宣告结束，默克尔后来回忆，“那时人人都结婚，所以我也结婚。但当时我对婚姻的真正意义并不了解。”

在东德政权苟延残喘的几年里，默克尔在科学院死气沉沉的研究所里搞科研。直到1989年11月9日，成为她人生的新起点。

她没有像其他狂喜的人群那般，急切地涌过刚被推翻的柏林墙。那晚，她像往常的周四一样，和朋友蒸桑拿去了。之后，她也去了西德，别人都直奔高级商场购物，但默克尔很快返回家中，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工作。

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东西在她内心深处生根发芽了。

1989年底，她迅速投身政治，加入了当时新成立的政党“民主觉醒”。1990年3月，东德进行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人一票的选举，默克尔成为东德政府的副发言人。

作为副手，默克尔没有上台展示的机会，却在幕后任劳任怨地做了很多工作，由此得到了时任东德总理德梅齐埃的赏识，让她跟随自己出访各国。默克尔开始登上了国家级的政治舞台。

半年之后，时任西德总理科尔施展外交手段，获得了几个大国的同意，完成了德国统一。默克尔也在新成立的内阁中谋得一席之地，她向科尔毛遂自荐，最后被提名为妇女和青年部长。

就这样，默克尔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身，踏上了权力之路。

说科尔是默克尔政治生涯里的大贵人，再贴切不过。

两德统一后，科尔正处于他的权力高峰。他向外国政要介绍默克尔时，称她为“mein Mädchen”——“我的女孩”，甚至亲自教导她如何使用信用卡。

在妇女和青年部，默克尔很快显示出政治才干，但因为她直率的脾气，不少同僚敬而远之。

摄影师赫琳德·科尔布尔曾经创建过一个作品集，名叫“权力的痕迹”，记录下包括默克尔在内的许多德国政客在不同时期的样子。

拍摄对象大多是男性政客，诸如1998年成为德国总理的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还有当时德国的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他们在照片中看上去是那么的自信，甚至有些自我膨胀。

但默克尔不同。科尔布尔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说：“默克尔给人感觉有一点笨拙，但是，你接触她的第一刻，就能感受到她的力量。”在她的第一幅肖像中，稍稍收起的下巴，直视镜头的眼神，虽然看上去并不害羞，但绝对是警觉的神态。而在那之后照的照片则越来越自信。

《法兰克福汇报》的时政记者卡尔·费德梅尔曾经分析：“默克尔自信的来源就是她对于权力的纯粹直觉，在我看来，这就是政客之所以成为政客的核心特征。”

1998年德国陷入经济衰退，施罗德击败了科尔，成为了德国总理。第二年的夏天，在一次花园聚会上，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把默克尔介绍给别人，半开玩笑地称她为“德国的第一个女性总理”。

默克尔当时瞅了施隆多夫一眼，就好像他说中了自己的心事。这个反应让施隆多夫确信她的确觊觎这个权力的宝座。施隆多夫后来说：“那次聚会中，许多人都是长期在位的执政党成员，他们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女人能够成为德国总理，更别说这个女人是来自东德的了。”

政治风向说变就变。1999年11月，基民盟深陷选举献金丑闻，科尔和他的党主席继任者都牵涉进此案。然而，科尔依然那么妄自尊大，他觉得党内没有人敢指摘他什么。

在基民盟选举失利之后，默克尔晋升为党内的秘书长，终于等到一个宝贵的机会。她给卡尔·费德梅尔打电话说：“我想在你的报纸上发一个小小的评论。”

“你想评论什么？”对方问。

“我已经写好了。”默克尔回。

谁都没想到，她用评论捅了自己的贵人一刀。在基民盟的生死关头，默克尔公开号召党内人士和科尔决裂，“我们要走出新道路，科尔已经不能带领全党继续前进了。”

就这样，默克尔这个科尔曾经的“小女孩”，为了取代自己的恩人，赌上了所有的筹码。她做到了。几个月之后，她被选举为党主席。对此，费德梅尔评论：“默克尔将匕首刺入他背后，还把匕首转了两圈。”

后来有人问科尔，“你说她（默克尔）最想要什么？”

“权力。”科尔直白地回答。

“欧洲极右翼欢呼默克尔下台！”10月30日，德国《明镜》周刊打出了刺眼的标题。

似乎为了找补些什么，发表“告别演说”的第二天，默克尔强调称，放弃连任基民盟主席后，她“地位不变”，反而能有更多时间着力领导联邦政府。

但石英财经网评论称，默克尔想留任总理到2021年只是一厢情愿，决定权并不在她手上。抛开基民盟党内因素不管，执政联盟其他两党以及在野党或许也有私心。

她原先的“盟友”和“对手”纷纷跳了出来，对基民盟党魁宝座发起冲击。

评论家们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默克尔在第三任期结束后就光荣退休，她将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一个相当好听的名声。

默克尔担任总理的前三个任期内，德国政府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失业率也一度降至5%以下。

而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退欧及系列恐怖袭击时，默克尔与德国政府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德国当之无愧地成为欧洲的火车头。西方媒体提到她的时候，异常默契地称她为“事实上的（de facto）欧洲领袖”。

但她没有止步于此，然后便迎来了政治生涯中的大危机。

因为战争的缘故，自2013年以来，大量北非中东的难民通过海路涌入欧洲，并在2015年年中达到了高潮。彼时，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普遍对接收难民持消极态度。

但2015年9月，一张3岁叙利亚小难民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同时，舆论风向开始转变，不少欧洲人开始呼吁接纳难民。

就是在这个时候，默克尔选择抓住民心，打开德国的大门，开始同意无限制地接收难民。她一下子成为了难民们的Mutti（妈妈），获封“西方世界最后的良心”。

但随之而来的“潘多拉效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仅2015年一年就有超过100万难民涌入德国。德国人热情地安置他们，换来的却是难民犯罪事件的激增。从2015年末跨年夜爆发的科隆大规模性骚扰事件，到之后强奸妇女案件频发，以及难民与德国民众不时发生的冲突，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德国人的忍耐底线。

德国社会就此陷入了分裂，选民对默克尔的信任也一路下滑。

据德国之声今年6月的一项统计，目前五个德国人中只有一个人满意默克尔的执政表现，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对执政联盟有不满。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要知道，默克尔在德国国内的支持率最高达到过70%以上。

9月19日，默克尔在柏林召开的党内高层会议上感慨道：“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情愿回到多年前，这样联邦政府和所有责任承担者，都可以更好地为应对2015年夏天的情况做足准备。”

虽然她和德国人都清楚，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