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之父：人生的下半场，应该这样活 | 同读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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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这天，除了购物狂欢节，总得还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值得人们铭记。

13年前的今天，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的一间房子里，一位96岁的老先生在酣睡中悄悄走了，留给世人的，是管理学的一地珠玉。

这位逝世的老先生叫彼得·德鲁克，他是作家，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现代管理学之父。1954年，当他提出目标管理这个划时代的概念后，无数的现代企业终于从万古的长夜中，找到了一盏明灯。

今天小巴和大家分享的这本同读好书，叫《德鲁克和我》，它由德鲁克的得意门生鲍勃·班福德所著。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硬核的管理学读物或人物传记，但从这本书里，小巴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德鲁克。

离别前夕

“我是一名写作者，我的遗产就是我的著作。我未曾创立过任何机构。现在你们还想聊点什么？”

德鲁克去世一个月前，他的学生鲍勃·班福德和出版咨询顾问德雷克·贝尔一同拜访了他，想讨论关于他的思想遗产的问题，看看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而彼得·德鲁克用这简单的四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

即便是如此简短的交流，也已让德鲁克精疲力尽了，在妻子多丽丝的搀扶下，德鲁克缓慢挪进了自己的卧室。

这是班福德最后一次拜访自己的导师兼挚友，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朴素的屋子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客厅上仍挂着班福德第一次来访时的那幅日本绘画，而班福德却在德鲁克的帮助下取得了太多的成就。班福德电视公司从美国广播公司的附属公司成长为覆盖全美的有线电视网，他还出版了畅销书《人生下半场》，在德鲁克的鼓励下发起了“领导人网络”倡议，引起了美国基督教会的变革。

而现在，寡言少语的多丽丝告诉班福德：“这一回，他真的要离开我们了”。

“两个月后，彼得·德鲁克，我的朋友，我的导师，离开了人世。”班福德在《德鲁克和我》第一章这么写道。

“接下来的故事，让我慢慢道来。”

与大师的会晤

那天的加州温暖宜人，我却全副武装：穿上我最好的纯羊毛人字呢套装，精心地将漩涡花纹毛料领带紧紧系在脖子上。

这一年，我42岁。

这是班福德第一次去拜访德鲁克，为了获得他的一次咨询机会，班福德字斟句酌，一封信前后修改了8稿，终于收到德鲁克的回信，受邀进入了他的“道场”。

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长达23年的关系中，班福德都遵循这样的方式，在拜访之前，写一封长信，反复编辑、修改，再寄给德鲁克。这封信似乎成了两人之间的议程表。

最初几次造访德鲁克家的时候，班福德发现他的书架上大多都是小说，偶尔会有些历史书籍，但很少会有商业书籍。

班福德对此十分疑惑，在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拜访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好奇心，询问了德鲁克。

“商业方面的书籍讲的都是战略和职能，即成功运营公司的机制。”德鲁克笑着回答，“小说则教会你人性，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什么对他们重要。我对人的兴趣比对商业的兴趣要大得多。”

这才是德鲁克思想的精髓，很多德鲁克的粉丝或许都是被他在管理学上的才华所折服，很容易忽略了这一点。

在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中，他总是把管理看作是“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一个工具或是商业运营的手段。

对人的尊重贯穿了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题为“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

“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在美国经济繁荣的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严重怀疑商业，甚至资本主义本身。

政府与商业的死结

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德鲁克开始转变对美国公司的看法，他开始质疑这些大公司是否真的有助于创造出他构想中的那种秩序井然、运作正常的社会。

他发现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愈演愈烈，他曾悉心指导过的大企业动辄裁减数千名员工，同时却慷慨地给予他们的管理层巨额的薪酬福利。

他认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应该不高于普通员工的20倍，公司积累基本应该是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提供服务，而不是为那些西装革履的家伙提供价值。

此外，他认为政府部门也越来越以内部人员利益为重，他曾这么总结对社会部门的看法：

“五六十年前，政府的项目是发挥过作用的，而现在不然了，不只是在我们国家，全世界都一样。它们的出发点全都很好，我们也为此纳税。自从上个世纪，特别是自二战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创立了社会部门。我非常看好社会部门未来的发展前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晚年，他将注意力从商业转到了非营利组织。

领导人网络

很多人都往往只注意到德鲁克作为现代管理学鼻祖的身份，而忽略他的宗教信仰问题，在人生的后半程，班福德和德鲁克两人都将注意力从商业转到了教会运动上。这并不是说他们把宗教信仰写在脸上大肆宣扬，而是宗教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理想中“运作完全正常的社会”。

所以不管德鲁克是否接受教会所宣扬的理念，他都完全相信教会会对社会产生持久积极的影响，他看到，大型教会的出现会在美国重振基督教，成功处理一些政府和商业不能处理的问题。

在他的影响下，班福德开拓性地创立了“领导人网络”，寻找具有独特优势的领导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领导者之间架起桥梁，教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超大型教会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美国的基督教的变革。

正如德鲁克向《福布斯》杂志所表示的：“基督教的超大型教会肯定是美国社会近30年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总结

《德鲁克和我》这本书对许多想要了解德鲁克的书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描绘了彼得·德鲁克：一位挚友和导师，以故事的形式给大家呈现了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德鲁克。

此外，这本记录了一位企业家和一位传奇般道德管理思想家之间协作的回忆录，向我们展示了，思想与行动的交汇所能产生的巨大的变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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