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幅91.54%，1973年香港股灾，投资者都有哪些错误决定？

大家好，欢迎来到见闻阅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香港股史 (1841-1997)》。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郑宏泰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黄绍伦。

当我们深入回顾香港股票市场在过往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和演变时，我们会发觉它与香港的商业经济、社会民生、政府管治及华洋竞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换言之，通过追溯香港股票市场的历史，我们或者可以窥看香港商业兴替及社会蜕变的一鳞半爪，甚至能够搜寻政府管治及华洋资本竞夺之间的一些蛛丝马迹，让那些有兴趣了解香港历史发展的读者，从另一角度体味香港的成功之道。

本期节目，我们借助《香港股史 (1841-1997)》这本书，来深入了解的1973年的香港股灾。七三股灾是香港股票普及化后第一次股灾，亦是香港股市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灾，恒生指数于一年内大跌超过9成，数以万计的市民因此而破产，甚至发生许多人间惨剧。

四会时代与“置地饮牛奶”事件

我们先来回顾下当时港股市场的背景环境以及股灾的导火索“置地饮牛奶”事件。

1.四会时代

1969年，由李福兆牵头的一群华资经纪暗中筹备一间华人的股票交易市场远东交易所（The 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并于12月17日开业，由此开始了普罗市民参与证券及股票买卖，当时恒生指数于12月29日创下160.05当年新高，其后股市节节上升，1971年9月20日创下406.32新高位，不足两年上升1.5倍。

其后两间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交易所先后成立，1971年3月15日由当时的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胡汉辉等倡议的金银证券交易所（The Kam Ngan Stock Exchange Limited）开业，1972年1月5日由陈普芬等人创办的九龙证券交易所（The Kowloon Stock Exchange Limited）成立，1970年1月20日由新界领袖陈日新创办的亚洲证券交易所在香港注册成立，并计划在1973年2月18日正式开业。为了阻止更多的证券交易所成立，政府公布《1973年证券交易所管制条例》（The Stock Exchange Control Ordinance），重罚经营未经认可的交易所之人士及抑制证券交易所之增加。至此四会并存的局面形成，并维持至1986年四会合并为止。可见当年证券及股票市场发展之炽热。

恒生指数由406.32调整至1972年1月27日的323.95后，继续扶摇直上，到年尾12月29日上升至843.40，不足一年时间上升1.6倍，其间多种现时的蓝筹地产公司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华资“地产五虎”即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隆地产、合和实业、大昌地产。当中以长江实业及新鸿基地产发展最为远大，前者后来多次挑战英资地位，后来更超越置地成为全港最大型地产公司。

2.“置地饮牛奶”事件

1970年代，牛奶公司由当时甚有影响力的华人周锡年爵士拥有控制权。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牧场（今置富花园）及在铜锣湾及观塘等地的冰厂，占地甚广，因此吸引了财团尝试收购。1972年底，英资怡和洋行旗下的香港置地提出收购牛奶公司股权，周锡年不接受收购。其后香港置地与周锡年争夺牛奶公司控制权，即所谓“置地饮牛奶”事件：置地出动大额现金及大量发行股票，双方于报章上作出广告战，一时成为市场焦点。牛奶公司早期以维护祖业为理由，声言不接受收购，亦不会发展地产；但其后则改变立场，找来王德辉的华懋地产协助，提出合作发展地产的方案，希望获得股东支持。

后期，香港置地提出1股送5股的换股计划，加上置地在当时已是香港最大规模的地产公司，而华懋与牛奶公司的合作计划则吸引力较低，吸引股东把股票给予置地交换。1972年12月15日，置地宣布已取得90%牛奶公司股份；因此置地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168条，在1973年4月8日向其余小股东进行强制收购。最终置地成功全面收购牛奶公司，牛奶公司的上市地位则被取消。收购事件曾引致置地及牛奶公司股价大幅上升，亦成为1973年香港股灾的触发点，及为八、九十年代怡和及置地被六大华商狙击埋下伏线。

当时的香港股市也是乱象丛生。比如，市上又有传外资利获家集团利用香港市民对股市的认识不足，作出财技在市场制造炒风，即所谓“过江龙饱食远扬”事件。而由于当时对于公司上市监管不足，大量空壳公司上市混水摸鱼，最典型例子莫过于有“香港黐线”之称的香港天线及同等人创办的香港电脑上市。

进入1973年，市场继续疯狂，于3月9日高见1774.96，于三个月内再上升1.1倍，政府为冷却股市，曾出动到消防员以消防条例禁止股民进入华人行买卖股票，即所谓的“消防员到交易所救火”。同时市场出现一些如“鱼翅捞饭”、股民辞工全职炒股、“鲍鱼煲粥”、“用老鼠斑制鱼蛋”、“用大牛（港币500元钞票）点烟”、老师上堂用收音机听股票节目、“股市病”等疯狂现象。

炒卖势盛与股市疯癫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香港股史 (1841-1997)》的相关记述。本书主要借七三股灾谈了股市由盛转衰的过程，之后再深入分析了石油危机对香港金融和经济的冲击，至于风暴后的调整和对策也是其中一个讨论的重点。

自1968年股市扭转过往的弱势并持续攀升至1973年初的接近5个年头里，香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牛市”，政府以及少部分先知先觉的市场人士不断高呼要提防股市泡沫或过度炒卖，希望股民冷静，但却给人“杞人忧天”或“阻人发财”的感觉。到1973年3月中，当这只传闻已久的“狼”终于到来时，一众小股民才如梦初醒、慌忙走避。可惜，为时已晚，他们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

与过往的股灾不同，自1969年底股票市场开放后，很多原初对股票投资没有多大经验及认识的市民，也因股市愈烧愈旺、愈升愈有而忘我地加入了“淘金”行列，并一厢情愿地相信只要每日到“金鱼缸”走一走，便能“日赚万金、一朝发达”。某些天真的投资者甚至不顾后果地辞去原本的工作，做全职“炒股人”（股票投机者）。对于这些投资“新秀”（新手）而言，1973年的股灾无疑是对他们的一记迎头痛击，血流如注不在话下，更为惨痛的是弄致倾家荡产、债务缠身。

承接1972年第4季的气势，1973年年初的股市，仍然热火熊熊。举例说，踏入1973年的首个交易日，便开出了“红盘”（升市），使买卖气氛十分炽烈。《星岛日报》更以“1973年美好开端”为文，指股市“交投极为旺盛⋯⋯呈现一片秀色”（《星岛日报》，1973年1月3日）。之后，因先后传出若干有利股市发展的消息，举例如越南宣布停止战火、港府宣布兴建地下铁路以及各大公司相继宣布大派股息及红股等等，使一众股民更加“热血沸腾”。

对于股市一踏入1973年便迅速飙升的情况，当时的《股市经济周报》便以“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俱缸客、炒股蔚然成风”为题，讲述股民漠视股市陷阱疯狂炒作的情形。该报这样说：

大市向好，就算垃圾股都会起（升），咸鱼亦会“翻生”（重生），随便买一只股票，都有钱“揾”（赚），而且是“免浆熨”式（很容易）的“朝种树、晚板”（早上买入、下午卖出）⋯⋯故近来读者已不再问及公司的发展情况，更不理会是否有派息或送红股。总之，已不再关心个别股票的表现问题了。大有只想到大市畅好，便“成个身瞓落去都唔怕”（什么都不怕地全情炒作）的情况。（《股市经济周报》，1973年1月7日）

看到市场只升不跌，甚至有股民过分沉迷的情况，政府官员及工商界领袖颇为担忧，并多番提出警告，叮嘱投资者要小心股市泡沫（《星岛日报》，1972年11月13日、1973年1月12 日及2月10日）。可惜，金钱的强大吸引力使很多投资者忘记了股票市场的陷阱，并过分乐观地相信“前景一片大好、股市长升长有”，因而将“股市可升也可跌”的忠告抛诸脑后。

为了冷却炒风，港府一方面在1973年1月6日宣布成立“证券咨询委员会”（Securities Advisory Council），并以简悦庆为主席，其次又委任施伟贤（J. B. Selwyn）为证券监理专员（Commissioner for Securities），希望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察。另一方面则多次忠告投资者提防股市逆转，并尝试以行政手段干预股市。举例说，在该年的1月11日，港督麦理浩便公开呼吁投资者不要过分投机，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正考虑干预股市，抑制过激的炒卖活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事实上，麦理浩的话音刚落，银监处（Banking Commission）便发出通告，要求银行对股票贷款设立限额，抑制过度膨胀的投资。其次，政府又出动消防处处长，并以“防止火警” 为由勒令交易所“疏散人群，以免堵塞走火通道”。

消防事务处长胡达昨日对九龙证券交易所及远东证券交易所发出火警危险警告通知书。命令这两家证券交易所减少楼宇内的人数，以便紧急事件发生时容易逃生⋯⋯消防事务处高级官员今日将续往视察香港证券交易所及金银证券交易所。（《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对于政府以不同借口干预市场运作的行径，身为“远东会”主席的李福兆，则颇为不满，甚至十分气愤地说：

如果港督麦理浩爵士喜欢的话，就让他来经营远东证券交易所好了⋯⋯如果交易所有火警危险，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时候采取行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

在谈到当年港府千方百计抑压股市，甚至要劳师动众地出动消防处并勒令交易所“疏散人潮”的滑稽举动时，资深股市评论员曹志明回忆时说：

1972年及1973年股市疯狂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证监处，开始监督证券市场的发展。一件有趣的事件是，香港政府为冷却股市，更以《消防条例》为名，派员把守远东交易所的大门。当时远东位于华人行，该行属旧式楼宇，消防设备并不符合规格。可见当时政府虽已察觉股市的疯狂程度，但苦无法例赋予权力进行干预。当时政府只能不断卖广告，呼吁投资者买股票“可升可跌”，投资时必须小心谨慎，但股民只闻股票“可升”，对“可跌”哪会听入耳了。（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虽然业界对政府的干预颇感不快，但消防事务处仍按惯例通知4家交易所，要求他们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限制参观人数，以符合建筑物逃生通路规定（《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 日）。在政府部门三令五申的打击下，股市终于在1月12日显著回落，单日下降了68.3点，但这个结果却招来投资者的诸多批评，认为政府落药过重、推行过急，窒碍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及14日）。

对于部分投资者的不快和投诉，政府解释有关措施只为防止投机活动，一些正常的买卖应该不会受到影响。1月14日，政府发出内部通告，禁止公务员在办公时间内私下炒卖股票。

正当港府采取行动缓和本港股票市况之际，辅政司（Chief Secretary）昨日同时对政府官员实施禁令，禁止彼等在办公时间炒卖股票。该禁令通告昨日分派各政府部门之首长，内容为： （一） 禁止使用政府办公室内之电话买卖股票；（二） 禁止官员于办公时间内擅自到股票市场与经纪行交易股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4日）

另一方面，在证监会的游说和催促下，4家交易所最终同意从1月22日起，逢星期一、三、五下午停止股市交易（《星岛日报》，1973年1月15日）。表面看来，新措施是为了让经纪可以有足够时间处理累积交易，但实际则是借缩短交易时段抑制过热的市场气氛。虽然政府尝试从不同层面冷却股市，但成效似乎并不显著。1973年1月19日的《星岛日报》便这样说：

尽管港府千方百计地使用压力意图“冷却股市”，但市民对香港的前景满怀信心，看好股市，与此同时，海外大量资金又因寻求出路而涌入香港，使刚跌不久的股市迅即反弹。（《星岛日报》，1973年1月19日）

由于市场气氛炽烈，而很多正规经纪行又挤得水泄不通，九龙旺角一带更加出现一些专卖“碎股”（零散股票）的“违规”经纪铺（即并非4家交易所挂牌的经纪），使原已被过度炒作的股市变得更为复杂。对于这些新冒起的“违规”经纪铺，报纸这样形容：“（这些店铺）有如雨后春笋般五步一楼，（情况）像买字花”（《星岛日报》，1973年1月31日）。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当时部分市民买卖股票的行为，已像赌博那样了，基本上已偏离了股票市场正规运作的轨迹，并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金融的秩序。

1973年2月3日，即农历新年年初一，该年刚巧是中国历法中的“癸丑牛年”。因“牛年” 与股票市场述语中的“牛市”（大升市）相吻合，部分投资者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一个“好兆头”，使炒风更为旺盛。一则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则更加透彻地指出社会已陷入“全民皆股”的局面。不论是家庭主妇、工人阶级、白领阶级或是商人阶级，皆“谈股色喜”、“热衷炒股”。该报这样说：

股票的买卖已经深入家庭主妇和社会各阶层，市民见面谈上几句就离不开“股经”（股票话题），而市民到处打听股市消息的狂热，更有甚于以前粤省（广东省）开赌时无知妇孺争相打听字花师爷出“口电”（口头信息）的情况。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是很多（股票）零售商把商业道德置诸脑后，只以追求暴利为计（原则）。许多家庭主妇和女佣等辈，也纷纷舍储蓄而买股票，因为储蓄利息菲薄，远不如股票获利优厚。还有那些“白领”阶级之流，在办公室时间而分心旁骛，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利用电话“入货、出货”。在中区的 “写字楼”（办公室）中，业（现）已司空见惯。更有官津（政府津贴）学校的教师，在上课间也念念不忘股票起落，无心教书，现已引起许多学生家长的不满。（《星岛日报》，1973 年2月9日）

至于另一张专门报道股市信息的报纸——《股市新闻报》——则这样说：

去周“牛年”启市，即开了个满堂红，进展之速、市势之盛，令人咋舌。指数、股价纷在大幅上升中迭创高峰。尤以周五半日交易，恒生指数涨升达180多点，诚本港股市的空前纪录。处身此炽烈形势中，殊足令人兴奋。（《股市新闻报》，1973年2月12日）

不论报纸的报道手法差别如何，股市炽热、股民疯狂的事实已不容争辩。正当股市狂热挥之不去之时，市场又传出两项重大利好消息，使原已“庆烚烚”（热烘烘）的股市火上加油。其一是实力股汇丰银行宣布“大股拆细股”，其二是港府透露计划兴建地下铁路。

乘着股市炽热的气氛，汇丰银行终于在“牛年”开市首周（2月9日）宣布每股派发末期息3.75元及5股送1红股。其次，该银行又议决“大股拆细股”——即将每1大股拆成10股细股，提高股票的流通性。这样一来，不但只那些持有汇丰银行股票的人大获其利，买卖汇丰股票的成本（门槛），也大大地降低了。受到这项消息的刺激，翌日（2月10日）股市的炒风明显更为旺盛，恒生指数更由1267.26点上升至1449.91点，单日暴升182.65点，升幅达14.41%。

两日（2月12日）后，恒生指数突破1500点心理关口，报收1503.14点，使一众股民更加喜上眉梢、雀跃非常（《股市新闻报》在1973年2月13日），难怪当时的证券监理专员施伟贤会颇为不屑地说：“只要把一只狗上市，（其股票）也会有很多人购买”（《星岛日报》，1973 年2月12日）。再过两天（2月14日），美国宣布将美元贬值一成，港府虽然表示维持港元汇率不变，但股市只略为回落。之后，由于港府宣布计划兴建地下铁路，借以改善不胜负荷的运输系统，股民的情绪再次被推上高点。

又再过两天（2月16日），港府公布由3月1日起，所有申请上市的公司，招股章程必须向公司注册处注册，而招股章程须列明一切必要的资料，包括公司历史、管理人员、过往业绩、财政状况等（《星岛日报》，1973年2月17日）。到了2月26日，外汇银行公会更宣布由3月1日起提高存款（及最优惠贷款）利率。可惜，各项冷却措施只收一时作用，在狂热投机气氛之下，恒生指数仍节节攀升。举例说，在2月26日时，恒生指数为1509.67点，2月28日已上升至1625.63点，到了3月2日，更上升至1744.39点。也即是说，在短短的一星期内，指数上升了15.6%（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

概括而言，1973年1至3月的成交量分别为94.49亿元、95.43亿元及94.93亿元，全季成交量（284.85亿元）已比1971年全年成交量（147.93亿元）高出1倍，也占了1972年全年成交量（437.58亿元）的七成，至于在这个季度新上市的企业，则多达85家，吸纳资金达8.1亿元，以数量计，也较过往任何一个季度高。在“只要股票，不要钞票”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市民一窝蜂地抢购股票，使股价的升幅远远脱离了公司的实际盈利水平。回头看，这时期盲目而不理性的投机活动，正是3月中期以后股市崩裂的重大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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