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使用简体字，港澳台使用繁体字，历史真相大揭秘

每当汉字掀起一股热潮的时候，汉字的“繁简之争”总是会被拿出来议论一番。

简体字方便书写记忆、繁体字更有文化内涵。

因为历史原因，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作为通用汉字，文字的不同更是带来文化上的比较和争论。

一段流传十分广泛的话痛陈汉字简化后的种种弊端：“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可魔仍是魔。”

 似乎，将繁体简化是一种错误，重新恢复繁体字的声音也一直没有间断。

当然，“挺简派”们也毫不示弱，“简化后护用手，爱有友，宝有玉，众有人，而善还为善，美还为美。

双方针锋相对，口水仗一时吵得不可开交。  

实际上，汉字的简化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汉字发展的历史上来看，繁化简乃至简化繁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期间也产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论。

很多政治人物、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都曾为繁简之争口笔论战、奔走呼吁。

随着时代的演变，汉字经过了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在如今的电脑时代，人们不再用笔而用键盘录入文字，人们又开始认真思考简化的汉字背后失去了些什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刨析这段历史。

随着，“国学热”大潮冲击又让现代人开始重新思考繁体字的价值和独特内涵。

早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潘庆林就曾提议分批废除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

他的理由很简单——简化汉字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当然，更多的“挺繁派”是站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立场。

“挺简派”则一再强调汉字简化是历史规律，并非隔断传统；简体字的推行和普及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文盲率；更有甚者搬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正本溯源，要想解开双方的死结，还是有必要从汉字改革说起。

简体字古已有之，但仅限于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手头俗字中，从来没有获得过正统地位。

简体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还是20世纪的事情。

早在清末民初，面对内忧外患，以陆费逵、钱玄同为首的一批激进人士就呼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笔画的繁复程度已经阻碍了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乃“亡国灭种”的根源。

“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了”。

早在1920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和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汉字。

1922年，国民党“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召开，钱玄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字改革家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向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方案详细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及实施办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也得到了大批专家和学者的支持和响应，会后大家纷纷发表文章，论述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蒋介石执政时期，专家们关于简化汉字的呼声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关注。

他在认真研究了专家们的论述后，便把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找来，询问目前情况下简化汉字的条件是否成熟。

王世杰说：“有些汉字的笔画也确实过于繁琐，写时太费事，是到该简化的时候了。

我个人非常赞同简化汉字，但从目前情况看，反对简化的声音也很高，如果确要简化，需要循序渐进，摊子不可铺得过大。”

蒋介石思忖再三后指示王世杰，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为汉字简化做好前期准备。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王世杰立即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部署汉字简化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此项工作，表示教育部将在人力财力上全力予以支持。

黎锦熙不负众望，在全国调集了最有影响的学者专家，夜以继日加紧工作，很快就将笔画最繁琐的一千个左右的汉字简化方案呈报给教育部。

王世杰却认为步子迈得太大，简化的字太多，怕引起不良后果，就提出简化三到四百个字试试，先投石问路看看再说。

黎锦熙只得忍痛把一千字缩减为三百字，再次呈报，王世杰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又经蒋介石最后定夺，教育部于1935年8月，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几个大印书馆准备印刷。

事情在这时却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发难。

他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如此重大的事件，竟趁他这个考试院院长外出之际予以通过，不仅是对他本人的侮辱，更严重的是破坏了中国文化，绝对行不通！

蒋介石一再对他解释做工作，无奈戴季陶态度十分强硬，并威胁蒋介石：“如果不取消对汉字的简化，以后中央全会举行任何会议，我一概不予参加，我说话算话，不信你就走着瞧！”

蒋介石当时很生气，认为戴季陶太过于嚣张，全然不把他这个领袖放在眼里，便扔下戴季陶拂袖而去。

戴季陶也不示弱，他仗着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资格，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拒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任何会议。

尤其是1935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他参加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特意说明会议要讨论决定许多重要事项，请他务必参会，但却被戴季陶严词拒绝。

蒋介石虽对戴季陶的行为非常不满，但碍于他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大家公认的理论家，如果再将此事闹将下去，会在党内产生负面影响，便只好先忍了这口气，让步于戴季陶。

但他又碍于面子不好亲自向戴季陶说明，就让亲信陈布雷去劝戴季陶不要再闹了，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政府一定尊重他的意见，以后绝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

戴季陶对此结果还算满意，但仍放心不下，又让蒋介石下一道不再推行简化汉字的命令。

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就忍气吞声“把好人做到底”，于1936年2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此次汉字简化与否的较量，最终以戴季陶的完胜而收场。

就这样，汉字改革一事在民国年间仅仅昙花一现，而真正长成参天大树还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了。

20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汉字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全世界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而全人类的语言文字都是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进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

斯大林的话曾给中国的文字改革指定了方向。

在毛泽东“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精神指引下，声势浩大的汉字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主要围绕三项工作进行：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汉字改革的方向，“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很快，文改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有资料显示，当时参与讨论的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有20万人。

在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后，正式修正为《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核，并于1956年正式实施。

整个方案共收录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于1956年到1958年分四批推行。

1964年，在对《汉字简化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后，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收录共计2238个简化字，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

汉字简化后，笔画减少，结构清晰，便于识字教学。

诚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体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简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

很多文化界人士也对简体字表示热烈欢迎，冰心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说：“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

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謝婉瑩’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

从简化字中受益最大的，应该属占当时全国80%人口的文盲。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汉字简化帮助了他们学文化，拼音也帮助他们学文化。

我们的农民将要变成现代的农民……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农民的地位在中国将有很大的改变。

”家住江西赣州的肖老先生是50年代扫盲工作的亲历者，1957年之前大队问他指标完成情况时，他曾因未完成指标而弄虚作假，“简体字推出来后，扫盲效果确实不错”。

但是，伴随着简化汉字的研制与推行，反对意见从未停息过。在特定的舆论环境下，很多文化学术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

一批对简化字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政要，也因此被留下把柄，遭受牵连。

1957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章伯钧在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中的讲话，“……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

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

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已经决定了……”

章罗联盟”的另一位代表罗隆基曾责问：“应该讨论汉字要不要简化，应怎样简化？而不是一上来就讨论具体的汉字方案，宣布毛主席支持简化字。”

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也曾说过：“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

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不过，即使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汉字的简化之路也没有止步。

1972年，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与6名同事被周恩来亲点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继续从事汉字的改革研究工作。

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开始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在《人民日报》上试用。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二简”在制定过程中过于仓促、急于求成，又加之简化数量太多，一时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使用困难。

同时，汉字随意简化的思想在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开，民间自造、乱造简体字的风气愈演愈烈，社会用字一度混乱不堪。

到1986年6月，国务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决定“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

至此，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终归告一段落。

然而，第二次简化的汉字却没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笔下仍不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残迹，如“歺（餐）、迠（建）、祘（算）、午（舞）”等。

更多的“二简”字被保留在中国人的姓氏中，如“闫（阎）、肖（萧）、付（傅）、代（戴）”等。

时至今日，简化字最大的优点——“易认好记”、“简便好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德籍华人学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发现，人脑是通过并行过程处理文字的整体图像，而非一笔一笔地记录。

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

而简化字的推行，是以对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的禁绝为前提的，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为不规范的行为，反而影响了书写效率。

拨乱反正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

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在1964版基础上作了个别调整，收录简化字2235个，成为规范汉字的标准。

《简化字总表》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350个不可用做简化偏旁的字，第二部分为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字，另含简化偏旁14个，第三部分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类推产生的简化字，共1753个，第四部分收录部分异体字和地名更改用字。

《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简化汉字并非信手拈来，而是采取“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即广泛借鉴采纳历史用字和民间俗字，真正的新造字数量少之又少。

文字学家叶籁士、傅永和曾做过统计，现行的简化字中，始见于先秦到明清的共有341字，占87.88%；始见于民国的有46字，占11.86%；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仅有一字，占0.26%。

简化字初创之时，在海外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1971年，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合法席位，简化字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官方使用文字之一，并由此逐步得到各国的认可。

日本使用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

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日本称之为“略字”），其余为传统汉字。

略字中，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有53个，相似的有9个。

在欧美国家中，简化字的实力由小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形成了简体字和繁体字平分天下的局面，给外国人学习汉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的大陆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加之孔子学院的推广，简体字的传播领域越来越广，很多国家的汉语教学机构甚至放弃繁体字教学。

联合国也在2008年宣布所有中文资料采用简化汉字书写，而不再使用繁体汉字。

其实，无论是简体还是繁体，读懂汉字中的文化，从汉字中传承中华文明的智慧与思考，才是每一个以汉字为母语的中国人应当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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