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好了，你穷一辈子的原因与出身无关

作者：新周刊来源：新周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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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郑琼花了六年跟拍了三个从不同家庭背景走出来的学生，如实记录了他们从上学到走进社会的这整个过程，拍出了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

在这部纪录片里，出生在北京的袁晗寒从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央美附中辍学，主动放弃了高考，在南锣鼓巷开了家小酒吧。她父母说：“去学校也要钱，就当交学费了。”

甘肃会宁14岁的马百娟同样早早辍学。不过这不是因为想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而是来自父亲的意见：“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

坐在土丘上读书的马百娟。

湖北咸宁的复读生徐佳则在狭小的座位空间，紧张地筹备着他的第三次高考。对他们家来说，这张大学文凭，可以把徐佳从同龄人涌入的工厂流水线的泥沼中拖出来，让他真正通过个人的努力过上更好的日子。

几年之后，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她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希望还可以在这方面折腾一下。

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天天吸着粉尘。

经过一番挣扎和奋斗，徐佳是真正通过高考过上了“好日子”的人。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也结了婚。在大学毕业前，徐佳曾经想进行一次西藏骑行，但因为拿不出往返4000多块的路费而放弃了，到现在都没走成。

袁晗寒对此却表示无法理解。她觉得，徐佳可以先工作再旅行，或者边旅行边工作。工作和旅行，在她看来甚至并不是一件冲突的事情。

袁晗寒在德国留学。

被贫穷限制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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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中，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贫穷的人，越认同“读书无用”。

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人都不走高考这条路了，而上层的人面对的是更广阔的人生，下层的人面对的则是毫无选择的未来。中间的那一大批人像在高空走钢丝，一个不小心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对“三和大神”们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甚至都已经不愿意去相信高考了。有了来自他们父辈的活生生的打工永无出头之日的经验教训，在愈发严酷的生活锤炼之下，他们连未来都不相信了。

阶层固化就是如此，不是开始于底层进入上层的通道被关闭，而是开始于底层连进入上层的欲望都被消灭了。

现在年轻人的精神世界里，“丧”文化大行其道，“佛系”精神普渡众生，人人都借“积极废人”的称号聊以自慰。这与其说是在高压和焦虑下产生的自我安慰，不如说是我们为自己难以实现的欲望减轻负担的一种方式。但这剂麻醉药，会是安抚欲望的唯一方式吗？

”三和大神“们放弃了未来的希望。

不是为了大富大贵，而是为了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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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这个社会，欲望的代名词，好像就是贪婪。但大部分普通人的欲望跟贪婪根本就沾不上边，他们的欲望其实很简单：过上中产好生活。

这是马克思对自由的定义：人对物的支配。而在现在的社会阶段，要实现人对物的支配，财务自由当然是精神自由的前提。

现在的人们对突破阶层的向往，不是对大富大贵的渴望，而是在财务基本自由的基础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

在这一过程中，突破阶层这个任务被教育一手揽下，并以高考为分界点，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高考定终生”。而在这里面，高考其实是在背锅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是国内社会分层领域的专家。他认为，阶层固化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只是城市的中产们，或正在成为城市中产的人们，对阶层流动有着强烈的需求，对子女跌落底层有更深刻的恐惧。而现实却是越往上流动越难，尤其是跨阶层的流动越来越难。所以，中产阶层对阶层固化的焦虑最为深刻，并生动地体现在教育问题上。

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就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功能。读书人考取功名，就进入了“士”的阶层，实现了阶层的跃升。

高考曾经带给我们向上的希望。

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在改变命运上依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在的中产中就有很多一部分是由社会底层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所以他们就会更信仰教育，而他们所信仰的教育，可能只是某种实现阶层突破的工具，而并非教育的本质。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要实现阶层的突破，真的只有这种局限在校园里的、所谓的“教育”了吗？

突破阶层的关键，在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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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人为地把高考划为分界线，其实你会发现，人生中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跨越阶层的关键点。

阶层不是命运，它很多时候只是在一些家庭、地域、社会背景下，人们被限制的视角和固化的思维方式。

就比如，我一个送外卖的，为什么要去看诗词呢？

雷海为之所以被关注，就在于他的学识和职业，在大众的认知里出现反差。

《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的总冠军雷海为在参加比赛之前，就是个骑着摩托车每天12小时送外卖的外卖小哥。

中专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有段时间实在没钱租房子，雷海为就在一处楼梯的拐角处睡了9个晚上。晚上因为冻得实在睡不着觉，雷海为突然想起小时候读到的辛弃疾的一首词：“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在生存压力面前，诗词成为了他最大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