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20世纪的陶渊明”：不教书，不演讲，不赴宴

 20世纪60年代，丰子恺在日月楼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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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9日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朱自清在《子恺漫画》的序中表白：“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得那味儿。”

朱光潜评价丰子恺“从顶到踵都是一个艺术家”，也有日本翻译家称其是“艺术家中的艺术家”“20世纪的陶渊明”，这是指他诗书画乐兼善的多才多艺，更源自其天性的品格意趣。

丰子恺出生于浙江桐乡石门镇，父亲是清末举人。他自幼便喜欢画画，边读《千家诗》边临摹《芥子园画谱》，10岁时就有私塾先生请他画孔子像，挂在塾中供人礼拜，成了镇上知名的小画家。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的浙一师由有“革新运动领袖”之誉的经亨颐主持，风气十分活跃，老师也都集一时之选，沈钧儒、沈尹默、鲁迅、马叙伦、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等名流都曾在此任教。丰子恺在这里遇到了两位指引他真正走上艺术道路的恩师——夏丏尊与李叔同。

两位先生也都是一代大家，深受学生爱戴，夏先生心直口快，苦口婆心；李先生则内敛少语，不怒自威，丰子恺称两人是“妈妈的教育”和“爸爸的教育”。在文学家夏丏尊的影响下，他开始热衷写作，“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了总要想，不知夏先生看了这篇东西怎么说。”李叔同教授音乐与美术，两门并非主课的课程，因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广受欢迎。“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

一天晚上，丰子恺作为年级的级长去李叔同处汇报学习情况，要退出时老师叫住了他：“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平时不多言的老师的一番话，在丰子恺听来犹如金石掷地。三十年后他回忆道，“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都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

1919年毕业后，他和学长吴梦非、刘质平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私立的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丰子恺教授西洋画，当时国门初开，社会上对西洋画了解无多，他说没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自己还可搪塞一阵，但日子久了，对着写生标本的一只半生半熟的桔子都可起自伤之念。1921年春，已成家立业、当了父亲的丰子恺毅然决定赴日求学，学费全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在东京仅维持了十个月，金尽而回国。

但这十个月带来的收获不可估量。当时的日本正是文化思想非常活跃的大正时期，丰子恺发愤苦学，短时间内很快掌握了日语、英语，还花了大量时间研习小提琴的演奏，到处参观画展、访图书馆。一次，他偶然邂逅了竹久梦二的画，这位在明治末年被热捧过一阵的画家，以后期的“美人画”闻名，丰子恺却偏爱他早期用毛笔勾勒的趣味深长的简笔画。“竹久梦二的画，其构图是西洋的，其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他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竹久梦二画风的简练留白、画题的巧妙点睛等特点，其实皆可用来形容日后的丰子恺漫画。

1922年留学回国后，丰子恺即应夏丏尊之邀，到上虞的春晖中学教授音乐、美术，学校位于白马湖畔，风光宜人，名师云集。丰子恺在自家小院种下一株杨柳，“杨柳小屋”就此诞生。他说最爱柳树从不无情向上，反而躬身不忘本，随风拂人头，似朋辈般的可爱。

丰子恺成名作《人散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

在杨柳小屋，丰子恺开始用画笔随意勾绘所见所闻，画好了就贴在门后自己欣赏。1924年他的成名作《人散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在杂志上发表，画中仅有近处的桌子茶器，远方的一轮弯月，宁静悠远，如钩新月更预示着将来重逢的圆满，余音袅袅。正如他以后的画，造型洗练，看似容易模仿，实则内里含蓄深致，这种文人画的气韵构思是难以复制的。

在沪上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因此画发掘出丰子恺，一再向他约稿插图，1925年还为他出版了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自此，其声名便不胫而走。有人将丰子恺称作“中国漫画之父”，他自己并不赞同，但的确是从《子恺漫画》出现后，“漫画”一词才开始风行。

1924年冬，因与学校办学思想发生分歧，丰子恺与同事匡互生、朱光潜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他卖掉杨柳小屋得700余元，加上其余同人的募集，一共筹措了1000元启动资金。

起步维艰，但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传道授业，丰子恺仍觉畅快。“我可以不吃饭，但少不了酒”。丰子恺极爱酒，尤喜绍兴黄酒，理由是较之白酒不易醉，一喝便醉了无情趣。朱光潜后来回忆道：“（我们）常在一块聚会，慢酌细品，不慌不闹⋯⋯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幅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

1918年，早在丰子恺读浙一师时，李叔同便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了，号弘一。丰子恺耳濡目染，对佛教也日渐亲近。1927年29岁农历生日之时，丰子恺追随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成为居士，法名婴行。缘缘堂的名字也来自弘一法师。1926年丰子恺请老师为居所取斋号，弘一写了许多风雅的字让他抓阄，他摸到第一个字是缘，打开第二个纸团仍是缘，于是得名缘缘堂。真正属于他的缘缘堂诞生于1933年。

1930年母亲去世，丰子恺从此开始蓄须，以表纪念。作为家中的独子，他生前答应母亲要建一座房子，但直到1932年才攒够了稿费，他对女儿说，缘缘堂是我用笔写出来的呢。丰子恺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他亲自动手设计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因地基不规则，工人施工时为了占地皮，房子东面便多了一块三角地，丰子恺几日归家后一看到，便命人推倒重来，哪怕为此浪费了数百元也在所不惜，一时在石门镇传为奇谈。1933年，一栋“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的建筑，在石门湾拔地而起。

匾额是请马一浮题的字，下面挂着吴昌硕的《红梅图》，以及弘一法师与自己的书法。丰子恺刚住进缘缘堂，便把家具搬来搬去，力求搭配出最妥帖的位置，儿女们笑他是“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他不仅把房间当作一幅画，就连壁上的钟也不放过，取下来用颜料把钟面涂成天蓝色，盖没数字，在上面画上柳枝，用黑纸剪成燕子的形状粘在长短指针上，便成了一幅时时变幻的双燕逐柳图。他将缘缘堂视若至宝：“倘秦始皇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丰子恺喜欢宋代词人蒋捷《一剪梅》中的句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院子的花坛里都种着芭蕉和樱桃。某天小女儿丰一吟回家，看见樱桃树上结满了樱桃，大叫道：“咦！我上学去时还没长呢？”父亲则在一旁呵呵笑，把一串串樱桃摘下来给大家吃——原来是他买来挂上去的。后院葡萄棚下还有一架专为孩子们而设的秋千，时时荡漾欢声笑语。

童心盎然的《爸爸回来了》

丰子恺自称是“儿童的崇拜者”，“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缘缘堂随笔》中有不少记录童心童趣的散文佳作，他还直接将几位小儿女的情态画入画中，《阿宝两只脚 凳子四只脚》《瞻瞻的脚踏车》《爸爸回来了》等作品，观察入微的平等视角与生动瞬间的捕捉，很难想象出自没有热情的笔下。

缘缘堂建成后，丰子恺就辞去教职与其他事务，开始了惬意的闲居生活。他最喜杭州的山色风光，每年春秋两季，还会在杭州的“行宫”住上一段时日。逸兴大发，便雇一条船，听凭摇橹人把船划到什么地方，有所感了，他便写点什么或画下几笔。到1937年举家逃难，在缘缘堂的近五年光阴，是他艺术的黄金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论著。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1月6日，石门湾遭到日机轰炸，当即炸死三十余人，后死难者达百余人，有两颗炮弹就在缘缘堂后门附近爆炸。丰子恺一家不得不踏上逃难之途，先后辗转浙江桐庐、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思恩，再到贵州都匀、遵义，最后抵达重庆，一逃就是8年。

丰子恺平生留不住钱，钱一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逃难前夕，他都没有准备，还是儿女们把各人积攒的红包都拿出来才临时凑齐了路费。路途艰辛，心思操劳，丰子恺的胡须离家时还是黑的，逃难到萍乡就已白了三分。1938年接到友人来信，丰子恺才知缘缘堂已于当年1月被炮火夷为平地。

家园成焦土，全家无不为之深深痛惜，丰子恺写下《还我缘缘堂》一文，一反平日性情，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更直接写道：“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1985年，桐乡市政府在原址按原貌重建了缘缘堂。

丰子恺平日醉心艺术，极少关心政治，抗战期间大概是他一生中对时局最为关切的时期，显露出怒目金刚的一面。1938年到达汉口后，他换下长袍，开始穿起中山装，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抗战文艺》的编委，发表了大量的时事文章与图画。自言“虽没能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丰子恺据鲁迅同名小说所作的漫画《阿Q正传》

1927年皈依佛门后，丰子恺开始与弘一法师合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护生画集》，老师写字，丰子恺画画。护生即爱护生灵不杀生，有佛教劝世寓意。《护生画集》初集出版于1929年，时值弘一法师五十寿辰，作画50幅，谨以此恭祝。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六十大寿将至，丰子恺又画了60幅画寄到泉州。弘一法师来信说：“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3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4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6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收信时还在流亡途中，时局凶险，命运难卜，但老师之托岂敢辜负，他复信道：“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护生画集》是一部奇书，创作过程前后相继长达46年（1927至1973年），丰子恺用生命完成了对老师弘一法师的承诺

前两集《护生画集》在佛教界引起关注，广泛刊印，甚至还有英译本外销。但不是人人欣赏这种绘画，作家柔石就曾猛烈批评丰子恺躲在象牙塔中吟唱艺术。丰子恺在汉口时，得知作为战地记者的友人曹聚仁说，“《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十分荒唐”，指责抗战要鼓励杀敌，你却主张护生慈悲，岂不变成了不抵抗？一向温和的丰子恺听了很反感，最后与浙一师的老同学绝交了。他解释画集的意义：“护生即是护心，顽童一脚踩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他说提倡护生并不意味着不抵抗，恰恰相反，正因爱同胞、爱家国，才更要奋起抵抗。我们抗战，是为人道、正义、和平而战，所以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他画《炮弹作花瓶》，直接化戾气为祥和。

《炸弹作花瓶 万世乐太平》，寓意以仁克暴

1942年11月，丰子恺率眷来到重庆，暂得乱世的安稳。他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用卖画所得的钱在市郊沙坪建了三间小屋。“沙坪小屋”非常简陋，墙是用竹子做的，夏天晒得发烫，屋里热不可耐，丰子恺不以为意。他辞去教职，在庭院种了芭蕉、番茄、蚕豆，养了鸭子和鹅，每天读书作画。“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认为是幸福的。”抗战胜利后，他还成了有名的“三不先生”，一不教书，二不演讲，三不赴宴，独享不被惊扰的自由。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丰子恺爱猫，“猫的可爱，可说是群众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

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1970年到1973年间，70多岁的老人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1961年12月25日，丰子恺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画的儿童，不仅儿童爱看，成年人看了也很喜欢。孩子们常到这位老画家的家中作客，听他讲故事，看他作画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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