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才暴得大名，是整个影坛的耻辱

李诞最近在《奇遇人生》里表示，暴得大名，不是好事。

今天他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因在酒吧和一个女子的举止过于亲密，而被热议。

换作没成名之前，谁会关心这点事呢。

李诞的原话是，「硬整一些自己配不上的荣誉，会害死你」。

说的是，实力配不上荣誉。

而有一位电影人则恰恰相反，所得荣誉配不上他的贡献——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

他是谁呢？

被称为独立制片人的守护神。

（《少年时代》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

大家都知道，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是个大彩蛋电影，而全片最大的彩蛋，其实是「玫瑰花蕾」（Rosebud）。

这个彩蛋的来源，就是 77 年前奥逊·威尔斯执导的电影《公民凯恩》。

「玫瑰花蕾」指的是凯恩童年时期的雪橇，比喻通向他心灵的终极秘密：纯洁天真的童年时光。

（当年斯皮尔伯格曾花了 4.5 万美元，特地买下了这个雪橇道具，后被威尔逊告知买到假货）

如今《头号玩家》的剧情线索，也是几乎复刻了《公民凯恩》：寻找天才游戏师心灵的终极秘钥。

令人唏嘘的是，奥逊·威尔斯生前可没有得到如此珍贵的尊荣。

他后半生混的很「惨」，不仅在好莱坞拿不到投资，「流亡」欧洲 20 多年，就连手头上拍了 15 年的作品，都因为没钱而始终完成不了。

等他去世 33 年后，网飞却挥金如土，花费巨资根据他生前的手稿和录音，尽量贴合其本意，将他未完成的遗作《风的另一边》剪辑完成。

而他也被公认为影史第一人。

正如刚刚放出的这部新纪录片的名字——

《死后成名》

They'll Love Me When I'm Dead

如今，「公民凯恩」几个字已经成为一个形容词，用来表示某片在它的类型里达到巅峰开创性地位。

比如《房间》，就被形容为烂片界的「公民凯恩」；

《蝙蝠侠》是漫改片的「公民凯恩」；

《雨中曲》是歌舞片的「公民凯恩」...

如果你有兴趣了，回头翻看这部 1941 年的黑白老电影，却很有可能会发现它索然无味：什么嘛？都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也没发现有啥牛逼。

这恰恰是它牛上天之处：《公民凯恩》里的技巧，早已被如今的电影人熟练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里，它成了电影的血液。

那么《公民凯恩》到底开创什么了呢——

散点叙事、深焦摄影、向人类精神世界进军（以「玫瑰花蕾」为标志）。

单以「系统地运用了深焦摄影」这一点来简要说明一下。

这是个啥玩意儿？

深焦，对应着浅焦。

浅焦，就是指一副画面里，只有一块地方清晰，其它都是模糊的，常常用来拍摄光鲜亮丽的大明星，让他们的面孔看起来光彩夺目。

比如《乱世佳人》里，斯嘉丽和白瑞德的面目很清楚，但他们身后绿色的树木全都糊掉了。

（如今美颜相机也常用这种「糊背景」的套路来凸显人物）

这是一种视觉操控性很强的技巧。

而深焦，则是一副画面里不管远近左右都清晰可见。

这种镜头的优点，在于赋予了观众自主性：同一个画面里发生了多个动作和事件，不依赖焦点的操纵，让观众自己有一种「发现」的快感。

《公民凯恩》里就系统地运用了这种深焦摄影，最经典的莫过于这场小凯恩童年的戏份。

首先，我们看到小凯恩在外面玩雪，随后镜头往后拉至窗户，我们看到凯恩的父母和银行家；

镜头跟着人物往里走；

再往后拉，三个成年人在桌子上签订了抚养权协议。

这个镜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空间，构图方式上也使得小凯恩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显得渺小而遥远，暗示命运被这三个庞大有力的成年人决定了。

令人叫绝的是，奥胖拍摄《公民凯恩》时，才 26 岁。

天才无疑。

但是个命运多舛的天才。

奥胖自小就是个可爱的胖墩儿。

他的祖父是个蛮有名的律师，虽然家境不错，但童年生活甚是辛苦。

父亲是个花花公子，把家产散尽，整日酗酒。

4 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他跟着钢琴家母亲生活。

9 岁的时候，母亲得肝炎去世，之后小奥胖跟着父亲，游历了很多国家，其中还包括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年。

「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所以我们经常在他的电影里看到中国元素，比如《公民凯恩》中的豪宅命名为「上都」，来源于忽必烈的元大都；

更不用提《上海小姐》里唐人街景象，女主甚至在电影里用粤语打电话。

（《上海小姐》女主走过唐人街）

15 岁时，丧父。

小奥胖早早地开始了孤身一人的生活。

他从小对戏剧感兴趣，11 岁时莎士比亚已经熟稔于胸。

很自然地，他成为一名演员，16 岁孤身一人跑到爱尔兰某个戏院里做学徒。

9 个月后返回美国，21 岁成立话剧剧团，获得很大的成功。

这样作为一名出色的演员，直到他 26 岁，RKO 雷电华电影公司就给他全权拍摄《公民凯恩》的机会。

自编，自导，自演。

但就是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当时票房惨败，奥斯卡上也只收获了一个剧本奖。

等到他拍摄第二部电影《伟大的安巴逊》时，RKO 雷电华趁他去巴西出差，偷偷将片子重新剪辑，纵然如此，艺术成就依然很高，但票房依然惨。

于是他被 RKO 雷电华炒了。

当时好莱坞是大制片厂时代，也就是说一部电影的最高掌权者并不是导演，而是制片公司。

奥胖希望全权把控一部电影，在当时是很反叛的。

而又一个时局不利的是，当时美国政治开始掀起了「红色恐惧」的麦卡锡主义，奥胖属于政治上的左派，迫于压力他只好「流亡」欧洲。

在异国，一待就是 20 年。

后来他终于返回美国，开始拍摄《风的另一边》。这部片，奥胖拍了 15 年，从 1970 年一直到 1985 年，他自己精剪完成了其中 40-50 分钟。

是实验性非常强的先锋电影。

没错，纵然拍摄于 33 年前，它放到现在依然先锋。

戏中戏，伪纪录片，黑白彩色交替，35mm 和 16mm 的镜头随意替换。

画面一会是黑白，一会是彩色，一会从左边拍，一会又跳到人物的右边...

剪辑风格用一个字来形容：疯狂。

但这种狂乱中，依然有很多令人惊艳的段落。

比如年轻男女的追逐戏，车子里的激情戏，光影的运用美轮美奂。

对比一下《公民凯恩》那种稳重的风格，《风的另一边》是对他本身的极大颠覆。

他说「电影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美丽的意外」。

所以他对《风的另一边》的初衷，就是随性，没有剧本，像纪录片一样去拍摄演员的状态。

而这部影片本身的内容很有意思。

主角是一个年迈的导演，他拍摄的一部影片因为资金断裂而无法继续，在他生日这天，他与一位年轻导演的友谊破裂，并意外迎来了死亡。

看出来了吗，这几乎是奥胖自传式的影片。

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主题，则是背叛。

「有人背叛朋友，有人背叛信仰，你觉得哪种更糟糕？」

「被朋友背叛最糟糕」。

这是奥胖一生的挣扎：被家人、好莱坞、投资人、好朋友重重背叛。

我想他终其一生都搞不懂，为什么我明明拿出了好东西，就是没有人愿意要？

不是没人要，是这些东西太超前，后世的人们才发现它的价值。

文化领域里有一个说法，叫做「无用的幽灵」，是指在全球资本快速旋转的模式下，人们被安排在流动性极强的工具性岗位上：不需要你过度钻研，只需要你快速灵敏地把工作完成五六分就行了。

敷衍和肤浅，是这个时代鼓励的利器。

但也是最无用的。

就像如今国内的电影界，你无需把一部作品拍的有多好，只要抓热点炒热搜，你就会有钱赚。

与之相对的，就是所谓的「匠人」，不计回报地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这样的人，反而是最吃亏的那一个。

奥胖无疑是电影界的「匠人」。

人们习惯于用结果，来评价一个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渺小的，还是伟大的。

但吊诡的是，往往有那么些实际上为这个世界贡献了无比珍贵东西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总是不被认可。

他们身上有着最伟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却怀着深深的不甘，孤独而死。

由奥胖的境况，鱼叔想到另一个中国年轻导演，胡波。

他的《大象席地而坐》摘得了今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

4个小时的片长，放大人物的局部面孔，跟拍浅焦长镜头给观者带来深沉的浸入感和压迫力。

这部影片用锋利的刀尖，割破普通中国人日常面临的情绪困境，连皮带肉撕开，鲜血淋淋。

这是一部真·硬核作品。

带着极大的坦诚与勇猛，配得上它得到的所有奖项。

彭昱畅饰演的男主对着空旷的废地疯狂咒骂，最终用怒气支撑自己走向远方，满怀期待走向那个席地而坐的大象所代表的命运转折。

可是胡波的命运没有迎来转折。

当《大象席地而坐》拿到金马奖之时，距离胡波自杀已经过去 401 天。

有才华的人，没有善终，是时代之耻。

在留下来的很多影像资料里，奥胖常常大笑。

然而看着看着，那笑容里总含有一丝凄怆的味道。

善待那些用心做事的人，就这么难吗？

助理编辑：春大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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