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华 | 居民消费： 升级还是降级？

引言：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逐步由投资与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新模式。伴随经济增长的放缓，最终消费（含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速的拉动自2012年以来有所回落（图1），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逐年上升，2018年三季度已达78.0%（图2）。

从国际间比较而言，如果我们只观察私人消费部分，我国的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2年见底回升，2017年提升至39.1%。这一水平与美国（69.6%）、欧元区（53.9%）、日本（56.3%）等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差距（图3），反映出我国距离“消费驱动型”（consumption-driven）的经济增长模式仍有较远的路要走。

问题：消费升级还是降级？

近年来，我国主要经济数据的持续下滑，其中与消费相关的指标同样增长乏力。人们发现某些“低端”商品销售的增长迅速，而个别标榜低价策略的网络经营平台意外火爆，都为“消费降级”提供佐证。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称社消）增速下降。数据显示，2018年11月社消同比名义增速为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为十五年来的最低，且呈继续下滑趋势。二是以涪陵榨菜为代表的低端消费品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及方便面销量收入五年来首次止跌回升现象，推断消费降级。三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快速“走红”论证消费降级。与此相对应，2018年汽车销量的快速下行，也为消费降级提供证据。

这些现象在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焦虑感和悲观情绪。国人喜欢听故事，我们的传统文化长于归纳而拙于演绎，在方法论上常常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上述三个证据片段都值得推敲：一是社消增速虽然下滑，但依然处于扩张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类消费逐渐增加，但社消的统计口径仅包括实物商品消费及餐饮服务消费，而对于其他服务类消费却并未纳入统计，社消增速下滑便断定消费降级，不能成立。二是涪陵榨菜业绩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商品本身的需求刚性及公司对产品的提价行为，而方便面止跌回升可能源于产品种类和品质的提升。三是近年来我国小城镇的网络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拼多多准确定位了细分市场，满足了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小城镇居民对低价商品及便捷购物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消费升级的表现。

消费增长的确是一个关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居民消费无疑是重中之重。因此，判断我国居民消费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关乎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

基于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

消费升级还是降级，问题很重要，需要得到回答。但片段的证据不足以反映问题的全貌，首先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分析框架。以经济学语言来讲，“消费升级”的实质是效用水平的提升。预算约束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是微观经济学消费者选择理论（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研究的主题，即面临预算约束的消费者如何选择最优的商品组合以获取最大的满足感（图4）。

我们回顾一下消费者选择理论的相关结论。假设消费者的商品篮子中仅有两种正常商品：苹果（A）和橙子（O）。消费者将选择其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相切的消费组合以最大化其效用。其中，预算约束线表征既定价格和预算下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无差异曲线则表征消费者的偏好，线上所有商品组合均给予消费者相同的效用水平。一般情形下，无差异曲线是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既定价格水平下，消费者为了获取同样的满足感，在增加一种商品消费的同时必须减少另一种商品的消费；同时，更高/右上方的无差异曲线总是代表更高的效用水平/满足感，因为对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的任一点，总可以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找到包含更高效用水平/满足感的商品组合。

在上述模型下，“消费升级”表现为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向右上方移动。切点的变化或者来自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或者来自于无差异曲线的变化。其中，预算约束线的移动主要来源于收入、价格或是财富的改变，而无差异曲线形态的改变则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偏好的改变。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分析消费升级的四个维度：收入、财富、替代和偏好（图5）。

收入的增加将推动消费者用以消费的预算上升，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指出，即期的消费支出不仅仅取决于消费者的即期收入，还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入：消费者若知道收入的上升是暂时的，很可能不会大幅增加当期的消费支出。用模型表示，假设价格不变，不论是即期收入还是预期收入的上升，都将使得预算约束线向右平移，推动“消费升级”。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不仅取决于其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还取决于消费者的财富变化。而“财富效应”则进一步取决于居民资产负债关系，也就是杠杆水平。简而言之，财富增值有利于“消费升级”，但若居民杠杆水平过高、上升过快则可能制约“消费升级”。席勒（Robert Shiller）等人通过研究美国的历史数据发现 ，房地产市场对消费有着显著的财富效应，房价上升将刺激消费增长，房价下跌则使消费显著下降。2001-2005年的美国房价上涨提振了同期居民消费约4.3个百分点，而2005-2009年的美国房价下跌使得同期居民消费下跌了3.5个百分点。席勒的研究同时发现，美国股市对于美国消费的财富效应则并不显著。

商品价格或“性价比”的改变对应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替代效应”。商品价格下降意味着在同样的预算下消费者可以购买更多同等品质的商品，从而实现“消费升级”。商品价格的下降首先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其次，商品“性价比”提升也与市场竞争密切相关。市场竞争无疑将对厂商降低成本和创新形成激励，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进而提升消费者商品组合的“性价比”。

由于效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因此，消费升级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偏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演进，消费者的偏好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对应到消费者选择理论，就表现为无差异曲线形态的改变。根据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总体可以按照由低到高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总体来看，低级阶段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物质消费领域，而中高级阶段的需求则通常集中于精神层面（主要体现为服务消费），人们往往是在满足了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进一步向更高层次跃进，由此逐步实现需求的升级。

理解我国居民消费的总体趋势

从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年份增速出现负增长以外，绝大部分时期都维持了较高的增速，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同比增速也维持在较高水平，两者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图6）。理解私人消费的增长，与未来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关。虽然我国经济增速有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未来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将继续对消费形成支撑。

从资产端看，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对拥有住房的居民而言，房价的上涨可以增加财富，继而通过资产抵押变现等方式增加其消费支出。而对于没有住房的居民而言，房价的上涨会带动房租的上涨，不仅增加了居住消费支出，而且还会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近年来，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居民在居住方面的边际消费支出占比明显升高，2017年这一占比达到了32.9%，对其他领域的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图7）。国内也有研究认为股市价格波动在不同经济转型阶段下呈现差异化的财富效应。

从负债端看，居民的债务水平（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如前所述，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受到居民杠杆水平的影响。若购房首付款和按揭款对居民产生较大压力，将对居民消费形成挤出。此外，随着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及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居民可以通过背负一定债务来提高当前的可支配资金，继而实现提高当前消费能力的目的，例如信用卡、消费贷等业务在国内的广泛开展，就使得居民可以更主动的实现跨期消费安排，从而实现当期效用的提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居民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的同时，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却明显走高（图8），其主要原因在于主要城市房价高企与居民加杠杆行为形成的反馈循环（feedback effect），由此产生房价对消费的“双重挤出”：（1）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偿还贷款的压力，降低了可支配收入，继而减少了用于日常消费的支出，住房的需求刚性使得这种“挤出效应”更为显著；（2）被杠杆推高的房价需要更高的首付金额，因此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动机，进而导致消费支出被再次压缩。

前文对消费升级的界定，包含了居民在消费过程中对不同商品间的理性比较，而这种理性比较就是俗称的对商品“性价比”的考量。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促进了商品供应能力与商品质量的提升。建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经历了短缺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提供商品，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提供商品的变化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商品间、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这一过程中，手工作坊逐渐升级为机器生产，制造工艺也日趋精湛，生产效率与商品质量均得到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升级也在其中得以逐步实现。例如，我国家电和手机行业的激烈竞争使得家电和手机的品类增加、价格下降、品质提升，进而推动了消费升级。

此外，科技的进步也推动了消费模式的升级。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的迅速崛起，深刻地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行为，重塑了商品的产销模式。网络购物不仅可以让居民在短时间内“足不出户”地获取更多的商品信息，而且可以在轻点鼠标间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更可以享受快捷支付及送货上门等服务。省时、省力、省心、省钱的新式购物体验显然是在传统购物消费模式基础上的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商品性价比的改变可能使得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改变。动态来看，不同商品“性价比”的改变与商品供给端的资源禀赋、产业周期、市场结构等因素息息相关。例如，供给的相对短缺使得我国住房、医疗等服务的价格上升较快，由于居民在相关领域的消费支出弹性较小，因此，当居民收入的增长不足以覆盖服务支出增加时，服务消费就会对商品消费形成“挤出效应”。

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当生产力和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者必定首先选择满足温饱等基本生理需求。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和商品供应能力的全面提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变迁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由60%左右大幅下降至30%左右（图10），说明居民已逐步将更多的消费支出用于最基本生存需求以外的方面。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1992年以来，除居住（17.5%）外，我国城镇居民在交通和通信（18.9%）、文化娱乐（16.4%）、医疗保健（16.2%）、教育（13.6%）等方面的服务消费支出复合年化增速均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2.5%）。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也随之上升，而食品、衣着等商品类消费支出占比则显著下降。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支出占比的此消彼长正体现了居民消费整体升级的过程（图11）。

结语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键。鉴于当前社会关于消费升级/降级的讨论存在的问题，本文基于消费者选择理论，从收入效应、财富效应、替代效应和偏好改变四个维度出发，对我国居民消费是否升级作出了总体判断。

总体来看，在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偏好改变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消费总体仍呈升级趋势，但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有着差异化的影响，其中居民杠杆率的快速升高对居民消费存在“双重挤出”效应，风险仍然不容小觑。此外，住房、医疗等供给的相对不足，共同形成了对未来居民消费升级的制约。当前的 “消费降级论”更多地反映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部分居民收入效应的减弱，高杠杆对消费挤出效应的增强，以及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对消费升级形成的制约。

对此，从推动消费升级的四个维度出发，政府应当从供给端着手，加大对住房、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鼓励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消费驱动”转型，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