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想成为）道德圣人吗？

利维坦按：作为一个纳粹党党员，一个商人，奥斯卡·辛德勒曾挽救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但这也并不妨碍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的生活。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观——当然，在此观念中，也要注意“不道德”和“非道德”的区分。在本文作者看来，有效的利他行为和独享一瓶红酒并不矛盾，他反对的是那种苦行式的道德绑架，其潜在逻辑在于，既然我如此要求自己，那么我身边的人也要按照这种标准行事。

文/Daniel Callcut

译/苦山

校对/乔琦

原文/aeon.co/essays/why-it-is-better-not-to-aim-at-being-morally-perfect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利维坦立场

图源：Angus R Shamal/Gallery Stock

“我很高兴，”备受赞誉的美国哲学家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如是写道，“不论我本人，还是我最亲近的人，都不是‘道德圣人’。”这一宣言见于沃尔夫某篇代表性随笔的开篇，随笔中，她构想了在道德层面达到完美会是什么样。假如你顺着沃尔夫的思想实验走下去，得出和她一样的结论，就会发现这个实验能将人救出道德完美的陷阱。

沃尔夫的文章《道德圣人》（Moral Saints，1982）设想了两种不同模式的道德圣人，她将它们分别命名为仁爱圣人（Loving Saint）与理性圣人（Rational Saint）。据沃尔夫描述，仁爱圣人总是快快乐乐地做出最符合道德的事：这样的人生并非没有乐趣，但道德考量是其绝无错误也不可动摇的核心。我们可以认为仁爱圣人是那种快活地卖光自己家当、把收入捐给饥荒救济会的人。理性圣人同样为道义奉献一切，但并非出于一种博爱的心态，而是源自责任感。

身边有个仁爱圣人可能比理性圣人更有趣些，但也有可能更让人抓狂，这取决于你的脾气如何。仁爱圣人时刻都很快乐，这会让她更好相处，还是会把你逼到崩溃边缘？事实上，美国学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从佛教教义引申出了一条建议，教导人们“快乐地参与到人世间的苦痛中去”，而仁爱圣人在这点上做到了极致：但你也许会发现，在面对世上最可怕的经历时，仍然保持这样的快乐是愚蠢或不恰当的。另一方面，理性圣人孜孜不倦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可能也会让同伴觉得难以忍受。

电影《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2002）剧照。图源：豆瓣电影

如果你自己并非圣贤，这两种道德圣人都很有可能给你带来困扰。他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打扰你，要求你付出更多？他们或许加入了有效利他主义运动（effective altruism），翻来覆去地建议你用最有效的方式来支配时间和可支配收入，以此帮助他人。

假如有人把大部分闲暇时间用来打电玩而非关注乐施会（译者注：Oxfam，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1942年成立于英国牛津），假如有人将大把闲钱花在红酒、巧克力这种奢侈品上，而非捐助给他人解决基本温饱，这样的人会给你带来什么感受？如果一个人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道德上，就很容易让你感到愧疚，你愿意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吗？

沃尔夫提出，如果一个人极度渴望成为道德圣人，也许会让自己变成周围人生活中的噩梦。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在他的小说《如何行善》（How to be Good，2001）中夸张地描绘了这一场景。但真正的圣人自然无比善良得体，或许不愿你一直感到不自在：这么做有什么好的呢？实际上，真正的圣人难道不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人吗？他们对于自己给你生活造成的影响理应十分清楚，就像他们明白自己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多大影响一样。

沃尔夫认为，如果真是如此，新的问题就来了：道德圣人将不得不隐瞒对于你的道德层次的真实看法。不仅如此，按沃尔夫所言，若你讲了个违背道德的、愤世嫉俗的笑话，他们能真心地笑出声吗？说到底，他们有空和你一起出门闲逛吗？如果他们道德上完美无瑕，那必然有比逛街重要得多的事要做。

对于全心全意追求最高道德成就的人而言，有太多事物难以融入人生，朋友只是其中之一。假使道德圣人是完美的，他/她能把时间“浪费”在看电影、电视上吗？会花钱享受美食或旅游吗？会把精力用在运动、观鸟或远足上，而非去做更严肃要紧的事吗？他们肯定没时间去剧院看戏，也没心思蜷在被窝、沙发里享受读一本好书的乐趣。

据说王尔德（Oscar Wilde）在论及社会主义时曾说，极端利他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占用了太多美好的夜晚。如果恰好和手头的道德项目有关，道德圣人也许能找到时间做这些事：比如说，在慈善募款活动上看体育比赛，或是在前往急需援助的热点争议地区的途中欣赏风景。但倘若生命中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行善事，那么这些经历只能视作幸运的额外好处。

假如你没时间交友、娱乐、欣赏艺术或是观赏野生动物，那你就错过了沃尔夫所说的生命中非道德的那部分。沃尔夫并非在暗示非道德等同于不道德：仅仅因为某件事物与道德完全无关（例如打网球）并不意味着它就因此是道德败坏的。重点在于，从直觉上来看，道德关注的是诸如平等对待他人和试图减轻折磨这类议题。这些当然是好事：但和友人外出度假、去阿拉斯加雨林探险，或享受咖喱的美味也都是好事。道德上的善只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一部分，如果你将道德视为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物，那你的人生很可能在非道德层面上是极度贫瘠的。这意味着你错过了太多东西。

1846年，18岁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一次自慰过后，终于尝试了一次性交易。他找了一个年龄偏大价格便宜的女人结束了自己的童贞，之后他在一篇日记里大骂自己，并诅咒女人：“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吗？”图源：Famous Biographies

沃尔夫设想仁爱圣人的生活中不存在任何非道德的美好事物，并且他们对此全然满足。这种彻底禁欲的道德生活——没有友人、没有爱好，没有任何让人从道德事业分心的干扰——对仁爱圣人而言，并不以幸福为代价。但沃尔夫很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仁爱圣人看不到他所错过的一切么？假如他能意识到，这怎么能不影响他的幸福呢？

沃尔夫提出，或许仁爱圣人缺失了一部分感知力：一种看清生命中不只有道德的能力。这可能解释了仁爱圣人能一直保持快乐的原因。与之相对的是，沃尔夫不觉得理性圣人对自己错过了人生中一块巨大区域一无所知。沃尔夫猜测理性圣人仅凭一股责任感撑过了贫瘠的一生。可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把全部生命都献给道德事业，不顾其他一切呢？沃尔夫给出的答案让理性圣人也显得不那么理性了：也许他们的行为源自自我厌恶和（或）对罪罚的病理性恐惧。

沃尔夫的两种道德圣人版本建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深远的两个道德哲学流派之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催生了沃尔夫的仁爱圣人）和康德哲学（Kantianism，催生了理性圣人）。沃尔夫问，如果你在生活中将这些道德观推到极致，你的人生会变成怎样？沃尔夫认为，如果彻底按这两种世界观生活，不论哪种都让人难以心向往之：如我们所见，这两种世界观各自构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它们意味着全身心地为他人的需要付出，没有一点时间供个人去享受生命中许多非道德的美好事物——事实上，它们意味着个人根本没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引用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话来说就是，你将把自己的全部存在用来充当道德体系的仆役。

启蒙时代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图源：Media Ethics in the Morning

如果“美好生活”这个说法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那么现代道德一定出了问题。

功利主义和康德哲学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不很重视、甚至根本不重视个人幸福。功利主义哲学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如果多数人的需要要求你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包括牺牲个人的幸福，那你就必须这么做。沃尔夫的假想是正确的，一个完美的功利主义者，一个仁爱圣人，确实会是个幸福的人：这也确实是最理想的状态。

但没有人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幸福或美好人生才成为功利主义者的，这不是功利主义道德观的要义。和数十亿有知性的生命相比，你个人的幸福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滴。如果为了普遍之善行正确之事——比如卖掉你的主要资产，将收入全数用于慈善行为——让你感到不幸福，那真可惜，但正确之事就是正确之事，并不因你不快乐而改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图源：The TLS

康德式的道德观对个人幸福则更不在乎。康德哲学这个词因18世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而得名，这一哲学流派强调我们对其他理性生物的理性责任（因此沃尔夫创造了“理性圣人”这一标签）。之所以做正确的事，是因为这是你对他人的责任，而非因为这能让你幸福。倘若其他理性生物需要我们的援助——例如他们正陷于饥荒，或正遭受压迫——那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他们，正如当我们处于同样处境时，他们也有义务帮助我们一样。康德的确认为，有道德的人值得获得幸福，但也仅止于此。这让人不由得推测，假如康德活得够长，听到20世纪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这句话：“我不知道我们为何存在于此世，但我很确定，我们不是为了来享受生活的”，他应该会喜欢的。

如果将现代道德理论视作理想来遵循，得出的人生前景却并不吸引人，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理论本身就有问题。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全面的“美好生活”的概念。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认为，“美好生活”这一说法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这是现代道德（理论和规范）出了大问题的征兆。

这个说法之所以变得意义含糊，是因为你不得不问：你所说的“美好生活”是指道德完善的生活还是最让人向往的人生？前者或许让人联想到照料穷人的画面，后者则让人想起把玩一杯香槟的场景。道德良善的人生已然和无私利他主义的生活画上等号，最令人向往的生活则被等同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享乐的人生。于是，美好生活的含义被分裂为两个南辕北辙的方向，这一巨大分歧似乎也引发了担忧。

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2003）剧照。图源：豆瓣电影

这些反思（以及其他思考）或许会把人引向古希腊道德伦理观的方向，以寻求分歧发生前的观点。古希腊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许多著名哲学家秉持着既不鼓励自私也不鼓吹无私的伦理观：最佳的人生模式应是关心他人，愉快地参与到他人的生活中，但没有必要一视同仁地对待陌生人的需求，为其无私奉献。

当时的伦理学更关注如何成为一个良友，而非如何拯救世界。就如美好的友谊一般，这种伦理学对你、对他人都是有益的。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核心是以双赢为最终目的。简而言之，最好的伦理生活就是最值得向往的生活，而我们的社交本性正是在和他人共同的幸福生活中得到实现。于是，诸如亚里士多德伦理观这样的古代伦理观就使道德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分歧消弭于无形。

在使用负面或消极词汇描绘道德圣人时，沃尔夫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在推崇人们回归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道德伦理观。但在仔细阅读《道德圣人》一文后，可以清楚看到沃尔夫并无此意。现代道德发展至今，已经将对陌生人的广泛责任也涵盖在内，而沃尔夫无意改变这一点。她很乐意让现代道德的概念维持现状：高度利他、不偏不倚、无所不包。确实，道德关怀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的生活，这点并没有错；并且，陌生人的生命在道德层面上和你亲近之人的生命同样重要，这点也没有错。

沃尔夫注意到，如今的世界如此糟糕，以至于有太多道德工作等待着人们去完成，足以耗费一个人的一生。人可以成为，或志在成为道德圣人。但在沃尔夫看来，这并非拒绝现代道德的理由。她认为现代道德反映出，人们应划出一道界限，来区分“道德要求你做的事”和“道德上值得称赞但并未要求你做的事”【哲学家们有时称其为“超义务之事”（supererogatory）】。道德并不强求你变为道德圣人。道德也不要求你在道德之外没有任何利益追求。你有自己的人生。拥有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你不重视道德，也不意味着你已经放弃尝试成为一个得体善良的人。

选择不做圣人并不意味着你自动成了罪人，“非圣人即罪人”这种想法是个陷阱。而且，这自有其道德含义：拒绝追求满分道德也并非满足于低分的借口。在《道德圣人》中，沃尔夫对道德圣人作出了批判，而若正确地理解它，它也同样是对道德的辩护。她构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以此拒绝一种全然由道德需求引导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希望在扬弃道德圣人时一同抛弃道德本身。

你不必做到道德完美，也能成为极其出色的人。

沃尔夫哲学理论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在道德理论中探寻美好生活的理想并非最明智的主意。道德概念标出了生活中的重要区域，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人生的一切，也没有教我们怎样过好人生。因此，当我们说，如果我们将某种道德理论视作人生困惑的唯一答案，生活将会变得不那么吸引人，这并非是对该理论的批判。这么做是误解了道德理论的作用。沃尔夫摆正了道德理论的位置，想要将道德哲学从某些过度的道德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任何事物都能启发我们如何过好人生：网恋对象、某个邻居、电视剧里的某个角色，或是一行诗句。

沃尔夫对于为个人兴趣和热情留出空间来塑造一个人的生活格外感兴趣，她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太可能来自道德本身。这部分是因为意义往往来自对你所爱之人的承诺，在很多情形下，你对家人和朋友的承诺会优先于你实现道德理想的承诺。就拿近期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心理学研究为例：如果你很爱你的孙子，那么你可能会首先把钱给他去修车，而非捐款给致力于抗击疟疾的慈善机构，哪怕后者带来的好处更多。你不是道德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个坏人。正如沃尔夫所说，你“不必做到道德完美”，也能成为“极其出色”的人。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2103117308181）

你可能会从一项特定的道德事业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比如努力让人们不再无家可归——但这和在任何场合下做任何符合道德理想的事，并试图借此找到人生意义是不同的。诚然，你人生中的独特个性是由你独特的人际关系、情感和利益紧密结合而成的。沃尔夫反对当下流行的哲学思想，她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把你的生命投入到客观美好的活动中。正如沃尔夫说过的一句精彩口号那样：“当出于主观的吸引力与出于客观的吸引力相交汇时，人生的意义便产生了……”但据沃尔夫看来，通常为人生提供意义的客观美好正是道德圣人的生活中极其缺乏的非道德美好：充满关爱的人际关系（包括友谊）、与自然世界的亲密接触、对艺术或运动的热爱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非道德的美好会（如哲学家们所说）以具体的形式得到体现：就我而言，充满关爱的人际关系是我与克里斯20年的友谊；与自然世界的亲密接触是每晚在剑桥郡威肯沼泽的散步；对艺术的热爱通过对弗里达·卡罗（译者注：Frida Kahlo，墨西哥女画家，以自画像著名，许多画作受到墨西哥自然及文化的影响）画作的喜爱表现；对运动的热爱则体现在每周六下午观看足球比赛。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主观认为的美好事物，并为其所吸引。正如诗人尼克·莱尔德（Nick Laird ）所写：“时间，就是你表达爱意留下的轨迹。”

自然爱好者通常不会关心抽象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关注自己直接参与的具体事件：而今沙鳗被过度捕捞，本普顿悬崖（Bempton Cliffs）上的角嘴海雀该如何生存，诸如此类。然而，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热爱角嘴海雀，最终却加入到拯救它们的道德事业中：也许你会参与一场当地的环保运动。这可以证明，沃尔夫对道德和非道德所作的明确区分在实践中其实是模糊的。爱可以让你从一个只有非道德兴趣的人变成一个为道德奉献的人，而这两者间的界限可能很难明确界定。

比如说，你可能身为一名福利专员，逐渐喜欢上你所在区域的某个特定居民。你对她的关心慢慢演变为对那些会让她和她家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的政策的关心。你可能会开始致力于改善这些政策，并为之付出圣人一般的精力。但假如你听取了沃尔夫的教训，你就不会为了这一事业放弃你的全部生活。你会继续抽出时间陪朋友，在慵懒的夏夜看着蜜蜂在薰衣草丛中嗡嗡作响，你也不会失去那种讽刺味道十足的出色幽默感。换句话说，你不会变成一个道德圣人。

丹尼尔·考尔科特（Daniel Callcut）是一位自由作家和哲学家，《解读伯纳德·威廉姆斯》（Reading Bernard Williams ，2009）一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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