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最特别的“性文化史”

“多少钱？”

“15美元。”

太贵了，他想。但在性欲勃起的状态下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他点了点头——以写作非虚构作品《邻人之妻》的名义，记者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走进了家附近的按摩店。

盖伊·特立斯 （@视觉中国）

这本关于美国上世纪50到70年代性观念变革的书，于1981年出版，其中有《花花公子》创始人休·海夫纳和他的肉体王国、性自由的群交社区、迷失在开放关系里的中产夫妇，以及历代色情出版商如何控告和被控告。

特别的是，最后一名被访者是盖伊·特立斯，作者本人。像对待任何受访者一样，特立斯用第三人称客观记录了这位盖伊·特立斯先生出轨，加入自由性爱俱乐部，接受特殊服务。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读者为其中性描写尺度震动，更为作者自毁式采访震动。业界对这本书的评论十分两极：有的认为“恶心”，有的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史书”。当年，这本非虚构作品在美国爆红，连续3个月位列畅销书，连续10周位列《纽约时报》畅销榜排名第一。

近40年后，《邻人之妻》中文版首次问世。

和同为意大利籍的导演科波拉一样，特立斯善于调度场景。

《邻人之妻》第一个镜头，少年哈罗德在紧锁的房门背后对着杂志上的裸体模特自慰——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芝加哥，保守的清教主义余威仍在。特立斯小时候的教会学校建议男生交叉胳膊睡觉，既神圣，又能防自慰；他大二时，还因害羞不敢买男性杂志。但与此同时，青霉素的发明缓解了梅毒恐惧，加上物极必反，性解放浪潮初现端倪。

1953年，退伍大兵休·海夫纳决定搞出一本男性杂志：要和《阁楼》那种屁股大腿集中营或清心寡欲的教科书《阳光与健康》完全不同，不仅裸体，还要性感有格调，是单身男子能拿上台面的愿望清单。这份新杂志被命名为《花花公子》——一个令海夫纳想到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的名字。

上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中，美国人喊出“要做爱，不要作战”，将大麻摇滚乐混着酒精和避孕药一同吞下。离婚率急剧上升，人们不想结婚，从1960年到1976年，20到24岁的未婚人数翻了一倍。群交、性自由社区、开放式婚姻，美国是厄普代克小说里的“肉体乐园”，人们用各种方式实验自由的极端。

休·海夫纳（Hugh Hefner）于1966年6月26日从芝加哥来到伦敦机场，随行的是“花花公子兔子”（Playboy Bunnies）。他在首都伦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开幕。（@视觉中国）

美国性观念的急剧转型让特立斯觉得有趣，从业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写“人类史”。他开始寻找能讲出故事的人。

他找到保险销售布拉洛。布拉洛死水一潭的中产生活被一次外遇打破，外遇对象的丈夫却盛赞布拉洛让自己妻子获得快乐，并邀请他参加家庭聚会。进入聚会，布拉洛震惊地发现，所有男女都不穿衣服。

半自愿半无奈，布拉洛夫妇成为砂岩社区的一分子。这是个性自由的俱乐部，“自愿共享伴侣以克服占有欲，得到精神和肉体升华”。这类社区在当时并不罕见，它们自比乌托邦，有的甚至打破传统家庭架构，过起群居生活，生下孩子集体抚养。

普通男人布拉洛无法享受其中，尤其是看到保守的妻子对砂岩越来越身心依赖。特立斯花大量时间和布拉洛呆在一起，同一个问题问10遍。没有录音笔，不带笔记本（“太重了”），只用一支笔和用衬衫纸板裁成的细长纸条做记录。

对记者来说，拿到料是最重要的事。而特立斯是那种手握猛料，反而会提醒被访者“你的故事很有趣，人们会很爱读，但是听着，家人会因此离开你吗？你会不会因此丢掉工作？”的人。在他看来，记者和被访者的关系不是信息的索取者和供应方，而是“一种私密的伙伴关系”：“我想陪他们共度时光，直到了解他们的想法。”

特立斯拿到了布拉洛的日记，是在妻子被砂岩社区勾引走后心碎时期写下的，这些隐秘的内心独白，成为探讨人们在性自由浪潮中如何迷失的重要依据。然而出版前，布拉洛突然反悔，不愿出现在书中。特立斯立刻飞去他家，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你已经站出来了，你不能对自己撒谎了。那时候你是站在时代前沿。”

采访过特立斯的《巴黎评论》记者提到他有一种迷人又让人紧张的气质，令被访者难以抗拒。最终，这些忏悔时也未必吐露这么多秘密的被访者们，全数真名出场。

在本书扉页，特立斯写下那行平淡而触目惊心的说明：所有人名，场景与事件，全部属实。

《邻人之妻》出版那年，是特立斯作者生涯中“最好也最坏的一年”。

该书轰动美国，他的银行账户多了400万美元，其中包括史上最贵电影改编版权费。尽管如此，特立斯相信“许多读者买书的动机就错了”。

他的判断没错。评论界聚焦该书题材和作者介入，给予恶评。《华盛顿明星报》评价“谄媚读者”；《时代》表示该书“惨不忍睹”；《纽约时报》认为“难道能指望他从性爱中讲出什么道理？”

在本书后记里，特立斯失望地写道：“我写了什么，为什么写，如何写，反而没什么人关注”，“不忠的原因，没多少人关心”。

特立斯不想只做个新闻记者，因为新闻是速朽的。他喜欢传统和变革的冲突，他只想关心普通人在动荡时期在想什么做什么，“我想写那些有长期价值的东西，像一篇短篇小说，或是一首诗。”

这位出稿效率奇低的记者开创了一种新的新闻写法。无数人写过纽约，只有他的《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知道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每天喝掉46万加仑啤酒，纯用数字和文学化白描了这座城市——特立斯被新闻界誉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用文学化手法进行非虚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影响了一代人。

《邻人之妻》中，特立斯想比之前更进一步。

编辑本书时，由于对被访者隐私极度细致的描写，中文版编辑朱艺星一度产生疑惑：“作者是怎么知道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这么隐私的事告诉别人？”特立斯显然预料到了这点，他给自己提供了在场证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由此告诉读者，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最后一章，特立斯以同样的坦诚写下自己9年来写作本书期间，为进入“性自由”世界做的自毁式努力：接受按摩女郎服务，说服她们在服务期间为自己记录所思所见，甚至亲自经营过一家按摩院；尽管支持他的人类学研究，开明的妻子也曾离家出走过。

他不是那种功利的高高在上的研究者，他将自己视为被访者的一分子。阅读按摩师日记时，他从各种按摩女郎和寻求安慰的男人中“看到了自己”。《邻人之妻》用温柔的笔触描绘这些按摩小姐，称其为“没有执照的治疗师”，他得出了和索尔·贝娄一样的结论：许多人躺上特殊服务按摩台，只是孤独到希望被人摸摸。

特立斯的雄心是“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他为自己设定的对手是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和菲茨杰拉德。尽管他以小说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却从来不想写小说：“好小说家太多了，但好的非虚构作家不多，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我很怀疑任何所谓田野工作者敢说在个人卷入方面超过特立斯……他努力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邻人之妻》刚出版时的恶评如潮期，有一名哈佛医学院人文教授写下了这样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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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节选自Vista看天下APP《号外》”十天读书会“栏目。至乐不如读书，十天读一本好书，让时光不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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