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高的人，幸福指数反而会下降吗？

不靠复杂的外在的认可体系获取回报，这是传统手艺人所特有的特质。例如一个修复文物的工匠，他的价值是外力无法扭曲的，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没有领导和甲方。有时候现代脑力劳动者也会艳羡那些手艺人，看完《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有关非遗传承的纪录片，甚至想去拜师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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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提高，让很多出生平凡的人，靠自己努力获得了更好教育，从而进入大公司和现代化都市，从事着头脑和创意类职业，相对应生活上物质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幸福感提升度并不取决于物质水平提升。更令人感到悲观的是：这个困难是体系性的，它与宏观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在商品经济社会，新鲜感可以规模化制造，从最初人们模仿身边的酷小孩，再到模仿明星、网红和业界精英，人们有无尽的选择，可以刺激感官体会超我癫狂的状态。

不过新鲜感的廉价化，也从根源上造成了幸福感缺失。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新一代年轻人。例如得过且过的丧文化，崇尚极致掌控的“极简主义”等社会现象，就常被媒体称作“进入了低欲望社会”。年轻人“丧”、崇尚极简，其实本质都是人生价值、存在感缺失所致。

受教育水平提升，造成了多维度的智力提升，也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审美和高层次消费需求，不过背景却是社会结构和大环境社会文化的发展滞后。这造成了东亚社会所特有的“万人过独木桥”困境，所有人都在标准化的价值体系中竞争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创造天性不得解脱，盲目和忙碌如影随形。

这也就是为何我和这个行业的人，都在某个快要崩溃的时刻，提出自己要做生意人，羡慕传统手艺人，口是心非的向往“小富即安”原因。

这也是为何现代年轻人都羡慕Youtuer等自由职业的原因（此类自由职业者历年来幸福感最高），因为他们既能做崇高的消费者意见领袖、又能做自由不受限制的生产者。

从Youtuer等自由职业视角切入，你能看到当代社会幸福感获取竞争的逻辑：一个人需要在先天智力发育阶段解放个性，成为具有独特“人格优势”的人；而后学会利用教育和阶层资源，脱离分工化社会，独立成“现代手艺人”养活自己。

小时候受教育我们都知道德智体美健全是最佳状态，但从来没想到，这会关乎我们生而为人的幸福指数。马洛斯需求层次中的底层需求，靠勤劳的双手就能获得；而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却要综合素能优越他人为基本，高效利用资源为手段，从而创造稀缺性价值。

在普通人“小富甚难”的今天，谈阶层资源和创造力竞争，显然是残酷的，但这恰恰说明了很多社会问题，让我们明白：幸福是真金白银，幸福确实与筹码有关。

造就Talk翻译Vox的文章《IQ越高的人，幸福感越强吗？》指出了环境因素对“智商”的影响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寿命长短这个终极结果之前，“智商”需要走过曲折的路程，被各种不可控因素干预后，才能以一个综合性指标决定幸福感，也就是生理与心理健康。

在有关中国贫困农儿童发展的相关调查中指出，出生在什么阶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时期的智力发育情况。但残酷的是：只有迈过发育这一关卡后，才有可能通过教育和社会机遇改变阶层；即便实现阶层跨越，很多原生家庭和阶层的影响仍会深刻烙印在行为习惯之中，让人一眼就能看破。

一个名人案例最具代表性：在赵本山在“出事”之后，有弟子看望其身体情况，偶然间发现了他“没逛过超级市场”的心酸事实。作为一个大名人大富人，买东西这件事并不需要自己动手，但是联想到他贫苦出身，“没逛过超级市场”更多是贫困的痕迹，所以令人感到有共鸣。

这种因为机遇获得发展，在阶层对立中遭人嫉恨，最后在秩序重建中获得和解的案例，其实无时无刻发生在身边。那些与时代思想脱节的土老板、政府官员，甚至是你平凡的父母，在某个时刻因为一个故事展露出贫困的痕迹，遭人嫉恨的无奈与心酸，必然会获得社会的和解。

不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当代年轻人在对待同代人却没有这么慷慨大度，对直男的污名、对现代女性的污名、对凤凰男污名、对五环外所谓底层人民的污名等现象，就是最好的答案：他们往往针对的是同代人，因为同代人是社会资源的竞争对手，还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所以和解难以提前到来。

我觉得，缔造善于和解的社会文化是一剂良药，最终可以让各色人等各遂其志，发挥自身独特价值，都能获得自己的幸福感。

有时候我们会带有几分戾气指责他人，称别人“傻人有傻福”，给口饭吃就乐开花，其实忘记自身追求也没有多么登峰造极。说到底，智力竞争是社会一盘棋，有时候撇开小市民心态再看心绪纷扰、人生百态，还别有一番趣味。

希望你能与这个世界和解，毕竟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