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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多少壮丁未入军队死在了半路?

作者:大象公会 来源:大象公会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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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

章来源: 杨津涛 谌旭彬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


自1936年起,国民政府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结合的兵役制度,以“平均、平等、平允”为原则。但由于无法做到全面的户籍管理、也无法杜绝保甲长的徇私舞弊,征兵被办成了一件大恶政。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说,“抗战以来,成绩最不良者为役政。”


依国民政府官方数据,从1937年~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392万,其中1201万被补充到军队,仅有191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①


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图:抗战宣传标语


虽然没有关于壮丁逃亡比例的完整统计,但当时的军政要员们,有着基本一致的估计。


何成濬在1942年说:“接莆永师管区司令汪世鎏函云:闽省征兵极为困难,已征入营之壮丁,逃亡者几达总额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缉拿不易云。” ②


同年,白崇禧估计,“目前各师逃兵数,每月至少三百,多则五百,以此类推,一师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战斗兵。”③


抗战期间任任第26军军长的丁治磐,也在1943年的日记中说,“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10%”;又说:“自征兵以来,已征700万人,连年逃亡达半数。”④


逃亡率如此之高,自不难理解,何以全面抗战的八个年头里,征兵工作始终只能靠“抓”和“绑”来完成。本该胸戴红花被敲锣打鼓欢送从军的壮丁们,只能如同囚犯一般,被捆绑着双手,才能顺利送入军营。


蒋介石曾对着征兵干部,严厉批评这种做法:


“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情同囚犯,民众触目伤心,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抗战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击,实堪痛恨!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一经查实,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均予依法严办,决不姑宽。”⑤


但这种训斥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主因在于制度缺陷。


图:抗战期间用铁链“拉夫”(做劳役),与“拉壮丁”情形相似


因为军阀割据的缘故,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始终未能建立起“义务征兵”制度。只在1936年,曾于中央军控制的江浙六省范围内实施过“义务征兵”,训练完毕者约50万人,稍后经淞沪、武汉等大型会战,迅速补充殆尽。至于西南各省,军阀们为维系其军事力量的“私有化”属性,对“义务征兵”制度极为抗拒。这种兵役制度上的先天缺陷,导致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严重缺乏预备、后备兵员,必须依赖临时的“壮丁征发”和临时的“壮丁训练”。


军阀割据也阻碍了国民政府建立起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作为补救,抗战期间曾推行过“国民兵身份证”制度。该证详细记载了每个国民兵(18-45岁男子)的出身特征——包括出生年月日、家属姓名、籍贯、脸型、手指的箕斗状况、脸部有无麻子、有无痣、眼睛大小、鼻梁高低等等。


但这种临时性手段,只能救急,不能治本,故而陈诚曾如此无奈感慨:


“果然户口办得好,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不过清查户口,却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论人手、经费、技术等问题急切不易解决,单就时间来讲,几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于仓促之间应手而成,天地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⑥


除此之外,陈诚就抗战征兵只能靠“抓”和“绑”,有四点深刻反思。陈在回忆录中写道:


“照道理讲,人民受国家的保护,才能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逢危难,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安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拥护国家的号召,流汗流血,原是义无反顾的事。不过话虽如此,也要顾及一下几项事实: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⑦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是“否”。


图:发给壮丁家书的光荣证书


士兵生活水准太差,也是壮丁逃亡率极高的重要原因。


按常理,战争时期,士兵的饮食应该优先保障,前方士兵吃得比后方民众好一些,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军一个底层二等兵年收入,曾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脆弱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前线士兵的饮食,逐步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如工人,也比不上农民及知识分子。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太差,也是导致壮丁视兵役为畏途的直接因素。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曾如此这般无奈感慨: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


图:抗战期间,中国士兵多数营养不良


以上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当数量被抓的壮丁,没有能够进入军营,而是死在了途中。


1941年7月,蒋梦麟致信蒋介石,就其所见沉痛写道:


“梦麟此次视察……(沿途)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贵阳)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身体)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⑨


蒋梦麟还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蒋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壮丁的中途死亡率做了一个估计: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700人死剩17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⑩


图:蒋梦麟


蒋梦麟所提供的这个壮丁死亡数据很惊人,学术界一般对其持保留态度。如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一书,对于“惨死于武装押运途中”的壮丁数量,“保守地以(损失壮丁数的)10%估计”。该书同时也承认,蒋梦麟的统计数据不能轻易否定,因为“本书以无更多直接资料以资旁证,未采用蒋氏估计。但蒋以亲见亲闻所作出的估计,应具相当的可靠性。谨注以备考”。⑪


蒋梦麟所提到的数据——“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亦即半数壮丁在途中或病或死,也可以在西南联大教授陈达的亲身观察中得到印证。


1946年,陈达出版《浪迹十年》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由广西柳州运兵入云南,曾派某军官押运,此人在昆明市外西北五里许黄土铺住宿,该地保长负招待之责,据其自述,一路饿死或病死的兵颇多。押运官到昆明市后,即向负责机关领粮,但减价出售款归私有。士兵大致吃稀饭,难得一饱。士兵夜间许多人共宿一房,无床无被,少数人能坐,多数人站立。次晨开门,有人依墙而死。过此往楚雄交兵,据估计自广西柳州至交兵地点,死亡的士兵约占一半。”⑫


陈达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45年1月28日。


图:陈达《浪迹十年》一书关于壮丁死亡率的记载


国民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来缓解壮丁的逃亡。比如变更征兵方式,让每个军在固定的管区进行兵员补充,征兵、补充、训练一体化。这样做有两点好处:(1)该地区的壮丁被输送至同一部队,同乡情谊有助于减轻其背井离乡之感,降低逃亡比率;(2)部队在管区征兵自用,可减少中间环节的腐败弊端。


但这类措施成效也很有限,直到抗战末期,在美军的帮助下通过改善交通和饮食,壮丁的死亡率才得到切实降低。一如蒋梦麟所感慨的那般:


“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可惜的是,此时已是抗战末期,且飞机有限、机场也有限。


(完)


图:1944年,被征召修筑机场的四川百姓


①郑发展:《试论抗战时期户口统计中的壮丁调查与征兵》,《齐鲁学刊》2010年第1期。

②《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转引自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一一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

③白崇禧:《当前的粮政与役政》,1942年中央训练团出版。转引自龚喜林:《抗战时期大后方“拉壮丁”现象研究》。

④《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3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374页、第499页。转引自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一一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

⑤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第296页。

⑥《陈诚回忆录 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第205-209页。

⑦同上。

⑧《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第309-310页。

⑨同上,第310-311页。

⑩同上。

⑪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第296~298页。

⑫陈达,《浪迹十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46,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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