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诗 | 同一首诗，纪念诗人海子

不知不觉，海子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超过了这个年仅25岁的诗人在世的时间。换句话说，海子永远年轻，而我们在慢慢老去。

另一方面，海子似乎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在1989年的春天，当海子以一种决裂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后，最先是他的死亡而非诗歌，给人们带来巨大而持久的震撼。就像诗人西川在文章中所写：他的诗被模仿；他的自杀被谈论；有人张罗着要把海子的剧本《弑》谱成歌剧；有人盘算着想把海子的短诗拍成电视片；学生们在广场或朗诵会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诗歌爱好者跑到海子的家乡去祭奠。不久，或许还要加上，房地产商已将他的名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打为广告语。

诗人海子的死，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然而无论怎样被误读，被过度阐释，被消费娱乐，隔着三十年的时间沉淀，一些东西如同岩石，正在越来越清晰地露出水面。在真正阅读、喜欢海子诗歌的人那里，海子，这个年轻的乡村诗人，这个像梵高那样不计后果地喷吐麦地、天空、河流的“瘦弟弟”，伴随着令人怀念的八十年代诗歌与文化氛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诗歌中，存在于阅读中。

从1979年进入北大法律系读书，到1989年辞世，海子的写作时间不足十年。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写下了200余首高质量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

在这些诗歌中，首先打动人的是那些抒情诗中极富感染力的直接甚至偏激的表达。当年的我，一度觉得年轻人就该这样痛快地活着，痛快地写作。“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日记》）“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亚洲铜》）“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祖国（或以梦为马）》）“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永远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黎明（之二）》）太多了，太多镌刻在我们青春记忆中的诗歌。

我是后来才发现，那些比我们早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同样有过集中阅读乃至模仿海子的记忆。我为此曾经请教过诗人冷霜，海子的诗歌为何对年轻人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冷霜的回答是：“他的诗确实有一种因素，与他的诗歌观念：诗和生命的关系，诗和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有关系。对于那些刚刚开始用自己的眼光独立思考这个世界和生存意义的年轻人来说，好像更容易契合，不需要那么多的中介。”

这种带有强烈青春痕迹的写作方式，自然不足以概括海子，也不能满足我个人的阅读体验。随着年岁渐长，世事纷繁，我越来越多地从海子的诗中读到痛苦，读到那种对朴素的幸福的渴望。他敏感、善良，却只在诗中真正展开了自己的可能性。他写到麦地的情义，写到诗人无力偿还的责任，写到你不能嘲笑“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执拗；他不断在诗中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渴望“双手劳动，慰藉心灵”。

然而，他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有西川提到的在昌平的孤独，更与他如同烈火一般的诗歌抱负有关。正如他本人所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他所求甚大：“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这种最终落实为长诗写作的诗歌理想，生前并没有为海子带来赞誉与慰藉。暂且不提他在1988年一次诗歌聚会上所受到的他“不适合写长诗”的打击，无论是他的好友西川，还是诗人姜涛，都看到了他长诗写作中某种无法避免的悲剧因素。

姜涛曾这样谈及海子长诗的悲剧性：“他的后期写作结合了两种冲动，一是史诗的、大诗的冲动；但在实现方式上，他选取的方式则是一次性的、行为主义的，这二者之间有深刻的矛盾：‘史诗’作为一种构架庞大的写作，需要的是百科全书式的复杂和经验的广度、以及一种真正睿智的态度，是一种积累的、缓慢的巨匠型的工作。但海子选择的是直接的突入，一次性抵达。”另一方面，“海子的写作虽然朝向‘大诗’的理想，但到与现代生活，有一种深刻的不可通约性，这也是他悲剧的另一个方面。”

也许正因为这种内在的冲突，海子从1987年以后，写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更多黑暗、死亡、爆裂的意象如同谶语般出现在他的写作中。西川将这种转变，称为“放弃了其诗歌中母性、水质的爱，而转向一种父性、烈火般的复仇”，或者是从《新约》到《旧约》的转变：《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如此，说海子死于自己的诗歌理想，并不为过。

又一个春天来了。春天，我们阅读海子，我们为他写下属于自己的诗歌，一起怀念那个“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的海子。春天，海子必将复活，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