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 3 千米后想明白的事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795 篇文章

题图：付紫璇在奴隶社会五周年的演讲现场照。

本文为 2 月 23 日奴隶社会五周年 — 不“端装”之夜，演讲嘉宾精华分享稿的第 3 篇。感谢文字整理志愿者：胡越，化石，李学，向哲。演讲文末扫码即可看完整直播回放。

紫璇分享正文：

大家晚上好，我是付紫璇。其实我现在站在这里有点紧张，原因是，我之前在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不端不装、有趣有梦”，所以我就想穿得不端不装、有趣有梦一点吧，然后就穿成这样来了，两支袖子的颜色（一黑一白）都不一样。到了才发现，很多前辈穿得都特别正式。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穿成这样很符合我的身份，毕竟我今年才大四，还是一个小朋友。

在准备今天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身上能让我站在这里最大的标签是什么？我想了很久才发现，在我过去二十一年的人生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标签就是罗德学者。

所以首先请允许我在这里给罗德学者奖学金做一个硬广告。罗德奖学金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批卓越的年轻人，具有公共意识的未来领导者，并资助他们前往牛津大学学习。

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群曾经改变过世界或将要主导未来变革的人，不如称他们为理想主义者。从 1903 年到今天，大概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共有 8000 多名罗德学者，比如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青霉素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将获得者弗洛里爵士；麦肯锡的全球总裁鲍达民。我想，在政界、在学界、在商界都不乏有罗德学者的身影。

当我成为罗德学者之后，我身边的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说：“你都成为罗德学者了，为什么还要做挑战性那么大、不确定性那么强的调查新闻呢？”也许，在他们看来，成为罗德学者等于跻身上流社会，等于不用再为自己的未来发愁。

这个问题我被问到过很多次，通常我都会大谈特谈自己的新闻理想：我是如何对媒体产生了兴趣，我为什么想要做新闻，我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调查新闻。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作为一个 90 后，我想和你们聊聊我所遇到的理想主义的困境。

我在北大上学，未名湖畔风景很美、一塔湖图。按理来说，在这个地方上学，应该每天心情都很好，但是我发现，这个园子里的很多人都特别焦虑。

▲ 北大秋色，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刚上大学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会不会每个学期刚开始选课的时候就会焦虑。

选课为什么会焦虑呢？因为选课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了你的成绩，成绩又会影响到实习机会，第一份实习工作又会影响你之后的实习，影响到就业、出国申请、保研机会等等。

所以，似乎一步走错，就会步步走错。大家不光焦虑还着急，用北京话说就是猴儿急猴儿急的。但是，有时我反而想，走错了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我跟同学最喜欢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理想。

我当时特别高兴，觉得我有一帮好朋友可以在一起谈论理想。

突然有一天，这帮人跑来跟我说：“紫璇，你知道吗？我现在转行了，不做学者了，我改行去了业界，我现在一天实习工资四百多块钱”。我就想“四百多块钱就给你收买了？”

那个想做音乐的朋友说：“不行，做音乐没有前途”，我就在旁边听着，“嗯嗯”的回应着。

那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说：“不行，Computer Science 竞争太激烈了，我还是算了，脑子不够用”。

我就反问他们：“那你们当年说的理想哪去了？都是闹着玩的吗？”没想到，他们还真跟我说，“当时就是说着玩儿的，大家都是成年人啦，理想这东西该戒就戒了吧”。

似乎一夜之间大家都变了，变得不再谈理想了。我又一想，好像变的是我，我变成了那个只会谈理想的痴心妄想的人。

▲ Photo by Johannes Plenio on Unsplash.

上面这些对话大概发生在两年多以前。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周围的环境特别压抑、特别焦虑、特别急躁，我很想赶紧离开这个我生活很久的城市，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

正好那个时候，学校有个机会去美国交换，我就申请了，所以在 2017 年下半年我就跑去了美国加州，在 UCLA 待了三个月。

回国之前，我去玩了个高空跳伞。跳过伞的人都知道，当你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伞一打开，会有一段时间，自己似乎什么都听不见，感觉这个世界特别安宁、特别平静，仿佛除了自己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了，那一刻，感觉时间定格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脑袋里“歘”就蹦出来一个念头­ — 回国之后我还得做新闻。我也不知为什么，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 作者在空中。

所以，当我再次回到我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北京，尽管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急躁、还是比较焦虑，但是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了。

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改我想写的调查稿，一次又一次地被亲爱的主编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毙掉，一次又一次的怀疑我所说的新闻媒体的意义。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很忙，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我发现，我想做的还是新闻。

我常常躺在宿舍的床上，幻想着自己未来的样子。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我可以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提取出最有价值的部分。通过零碎的片段，梳理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透过海量的数据去窥探问题背后的真相。我始终幻想着有那么一天，我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过去几年，我曾经在实习期间采访过一些人。每次采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两个灵魂之间的碰撞。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在北京五环边上卖菜的大叔。他十几年前来北京，靠养猪赚了第一桶金。后来喂鱼赔了生意，现在在五环边上一个菜市场卖菜。每天凌晨一两点钟，他去进当天的菜，六点钟市场一开门，他开始卖菜，直到中午 12 点市场关门，才不得不收摊回家。其实那天，我跟他的采访已经结束了，但是他拉着我聊了很久，我们俩就蹲在马路边上，他一直在说，我一直在听。

说句实话，对于一个生于 1997 年，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来说，我真的很难与他的经历产生共鸣。但是那一天，我感到非常幸福。在我看来，我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人生活，去感知他所感知的人生，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再进一步，如果我可以把这些有价值的信息、有意思的故事、有态度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对我而言，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更进一步，如果我的传播、我的报道，会让社会推动那么一点点，变得再好那么一点点，那就是我做调查新闻的全部意义所在。

▲ Photo by Oliver Ash on Unsplash.

去年 12 月，我成为了中国的罗德学者。之后，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当我开始拥有其他人没有的优质教育资源时，那么，我身上所背负的便不再是个人的得失和喜好。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身上所肩负着的，是一种青年人的社会担当和公共意识。所以我一定会自信而坚定的去践行我所说的新闻理想。

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你怕不怕做新闻以后吃不饱饭？说实话，我怕。

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还想去坚持我的理想。既然大家都在哀叹调查新闻的衰败，那就一定要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奴隶社会五周年庆典演讲后，我被现场能给观众问到“如何在像北大这样高手云集的地方处理好peer pressure （同辈压力）”。当时我脑子里瞬间产生的答案是“做自己就好”，而我在现场也是这么回应的。但后来仔细想想，答的似乎太简单了，最近又有了些新的感悟，想分享一下。

初入燕园，身边不乏各省状元、各类奥赛金牌的获奖者、各路牛人，自然会面对一系列的压力，彼时的我争强好胜，相信“别人能做成的事我也一定能做好”。与其说是一种心理暗示，不如说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别人能做成的事我也必须做好”，是的，我愣是把生活过成了比赛。

喜欢经常给自己打一针毒鸡汤的我靠着这样的心理暗示度过了一个个熬夜写报告的夜晚、一个个暗无天日的期末季、一次次高手云集的面试，从结果看，似乎还不错。但在 CV 越来越好看的同时，我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终于，两年之后，我崩溃了。尽管我对自己够狠，尽管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依旧无法提起精神做好所有身边人做到的事情，依旧会在寂静的夜晚突然意识到“可能我真的不如别人”。

面对来自同龄人的压力，面对剧烈的无力感，我第一次“认怂”了。后来的三个月，我开始了与自己的“和解”。

第一步，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重新认识自己。第二步，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迫使自己思考，追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第三步，回答一个终极问题，“如果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有什么遗憾”。

再回到燕园的我，依旧心高气傲，依旧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但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过 peer pressure 的存在了。从前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我们总是在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当把“别人的意志”拿掉，而只剩下“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又何谈压力呢。

有时候想想，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最奢侈的一件事是独处，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做自己”，但又极其重要，因为它可能是我们将自己从压力陷阱中解救出来的唯一绳索。

▲ 付紫璇演讲视频片花。

▲ 扫码可看付紫璇在奴隶社会五周年的演讲和近20小时所有嘉宾的分享内容。

诺友感悟摘录：

@糊吹吹

听了紫璇的演讲非常佩服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并且坚定的去行动，为调查新闻这个领域做出努力。紫璇所提到的大学环境里，周围牛人众多，周围人的选择并没有影响到她，反而更加坚定了她的做调查新闻的决心，在做调查新闻的时候也在用同理心去了解受访者，喜欢她的那句话：“既然大家都在哀叹调查新闻的衰败，那就一定要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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