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本畅销书，你压根不必读 | 硬核读书会

读书，或许正在变成一件拧巴的事情。封面可以被包装，阅读成了拍照的pose，读后感是炫耀学识的谈资，长度是书单的主要衡量标准，腰封成了书商争奇斗艳的舞台，唯独距离读书本身越来越遥远。

比如今天，世界读书日，在各种各样的热闹过后，我们能匀多少时间给阅读和思索呢？

几天前，湖南图书馆发布的报告显示，女性读者借阅量占比64.6%，男性读者借阅量占比35.4%。不出意料，微博上的男同胞倒起了苦水：生活累，男人苦，回到家就想躺在沙发上刷刷手机，读书少情有可原。“书中自有千钟粟”，在我们的传统里，读书很多时候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向上攀登的绳索。坚持读书，不足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反倒需要苦行僧式的恒心。

在空泛地谈论读书之前，首先应该消解掉读书背后沉重的意义，读书就是读书，一个人得以超越自身空间和时间的局限，看到关于这个世界更多细节的窗户。

由此，我们新周刊新媒体内容团队组成了一个“硬核读书会”，将通过定期的读书、分享活动，试图为大家寻找那些有趣、有智、有料的好书。

不破不立，吹沙见金，首先，我们要挑出几本牛皮癣一般长期盘踞于各大书单的平庸之书，提醒诸位不要人云亦云，谨防踩坑。

《菊与刀》

一幅过时的日本地图

作者: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者: 吕万和 / 熊达云 / 王智新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年: 1990-6

日本人是一群怎样的人？

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听上去实在有些突兀。就像问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各自都有什么特点，初听让人表达欲爆表，但七嘴八舌下来，总归是一团乱麻，没有头绪。

上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基本明朗，日本战败，美国成为获胜一方。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出这本《菊与刀》，用“菊”和“刀”来指代日本国民性格中矛盾的两面，向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回答了上述问题：日本人到底是怎样一群人。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1937年摄。

在书的开篇，作者这样解释菊花和刀各自的含义：日本人好斗又温和，黩武又爱美，骄傲又有礼，顽固又善变，驯服又不愿受摆布，忠贞又多变，勇敢又怯懦，保守又开明……围绕以上种种矛盾，她展开研究和论述，并在结尾处针对美国的战后对日政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先呈现国民性中的矛盾，然后对这些矛盾进行归因分析，最后回归现实，把研究成果与战后政策相结合，这一条清晰的脉络，历来被《菊与刀》的拥趸津津乐道。但如果仔细审视，就不免要怀疑：一开始所谓“菊”与“刀”的对立真的成立吗？

那一连串的“既……又……”看上去就像今天流行的性格测试，含混模糊，似是而非，存在巨大的解读空间，如果用手遮住前面的主体，所有选项都能让人轻易地对号入座。比如，我们把这些描述套用在任何一国的国民身上，看上去都有那么一点道理：保守又开通的中国人，骄傲又有礼的英国人，黩武又爱美的美国人，顽固又善变的俄罗斯人等等。你当然可以就此提出许多反例，但“日本人”三个字，又何尝不是一个包罗众生的概念？

1945年9月2日，在美军中将理查德·萨瑟兰的监督下，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伏文书》。图/LT. Stephen&E. Korpanty

事实上，国民性批判很容易陷入这种难于证明、易于证伪的境地。无论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还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都受到过扣帽子、贴标签、泛泛而谈、一概而论的指责。

当然，对于本尼迪克特的努力和成就仍应保持尊重。她在没有到过日本的情况下，仅凭西方人的游记、日本的文艺作品、日军的笔记和对日本战俘的访谈，就写出这样一本在当时具有相当洞察力的作品，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日本国内的共鸣。

但是，在阅读《菊与刀》一类书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不要走入某种刻板、单一、简单对立的认知，而这又尤其容易通向偏见。

2019年5月1日，日本正式改元“令和”。

刚刚过去的四月一日，日本公布了新年号“令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人相继经历了昭和、平成两个年号，这个岛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腾飞到泡沫破裂，城市化水平前所未有之高，少子化和原子化并存，二次元文化席卷全球，成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日本最重要的文化输出……种种旧事物湮灭，种种新事物萌生，今天再用菊和刀的比喻去解读当代日本人，似乎更加缺乏力度。

著名旅日作家李长声曾经评价：“就《菊与刀》来说，情感上未必是客观的。此书出版于半个世纪以前，其后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日本本土学者批评该书“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而且把“日本军方的想法误解为是全体日本人的想法”。

从中学到大学再到走入社会，《菊与刀》几乎一直是中国人必读书目的上榜之作，而一衣带水的日本，也一直是从学界到大众的关注重点。可如果到了今天，还指望用一本薄薄的《菊与刀》去了解日本、认识日本人，多少有点像拿着古代长安的地图去寻访今天的西安，按图索骥之下，注定是一无所获——更何况，那份几十年前的长安的地图，也许压根就画歪了。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写的是《僵尸世界大战》吗？  

作者: （法）古斯塔夫·勒庞   译者: 冯克利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 2011-5-1

“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儒弱的男人。……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

上面这段话，如果说是摘录自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相信很多人不会觉得异常，因为它精准地概括了《乌合之众》的要义——大众是愚蠢的，连遣词造句都那么像勒庞。可惜的是，说这段话的人叫阿道夫·希特勒。

中文版译者冯克利为勒庞喊冤，认为勒庞只是被希特勒利用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墨索里尼也“利用“了勒庞的思想。

古斯塔夫·勒庞（1841 – 1931）。

1926年6月，在接受《新发现（Science et Vie）》杂志采访时，墨索里尼曾表示：“我读过古斯塔夫·勒庞的所有作品，我都不知道自己重读了多少遍他的《乌合之众》。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即使到今天，我依然会经常拿出来重读。”

早在1903年，墨索里尼就读过勒庞的书。20多年来沉浸其中，勒庞的群体思想已经成为墨索里尼构建其法西斯主义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有人说，法西斯主义者如何解读《乌合之众》，与勒庞本人何干？事实上，墨索里尼反复研读的勒庞著作，扉页上很可能有作者的亲笔签名——一战后，勒庞将自己的大作寄给了墨索里尼，至少寄了四本。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

当然，墨索里尼也喜欢看，不能说明《乌合之众》就不是一本好书。关键是，这本完成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心理学著作，早已被证明是错漏百出，对社会大众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既不能帮助读者理解大众心理，更无法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运动。

比如说，勒庞开宗明义地提出：“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个转变是极其简单粗暴的，就像电影《僵尸世界大战》里的丧尸一样，迅速丧失人性，变成无脑而暴力的“群氓“。

电影《僵尸世界大战》中的丧尸。

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群体？半个多世纪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发现，很多纳粹战犯正是以集体行为、工作职责来为个人开脱，因为当所有人都有罪的时候，个人便没有罪。但这些人并不符合勒庞对“乌合之众”的定义（如智力低于个人，满脑子热血），他们是如此冷静地犯下反人类罪，又是那么聪明地逃避责任。

《乌合之众》批判的对象，不是别的什么群体，就是“人民”。所以勒庞的“群体”是一个脱离了社会环境的伪群体，他们仿佛不用面对任何其他群体，媒体、政府机构以及所有社会组织都消失了，只有一个抽象的“群体”在那里躺枪。

那么，勒庞所谓的个人加入群体后自动获得的“集体心理”是什么？你能想到的恶劣品质都在其中：冲动、多变、急躁、愚昧、轻信、盲从、极端、偏执、专横、保守、对强人卑躬屈膝、对弱者仗势欺人，等等。把这个逻辑链条推到极致，要么解散群体，要么让一个高度理性的人来统领群体，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显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这本书里提出“公众与群众”的区分。

与勒庞相反的是，同时代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Gabriel Tarde)那里，这些人有另一个名字叫“公众”。现代社会学已经有大量研究可以表明，“乌合之众”的出现不是因为群体本身，而是因为社会环境不够开放，缺乏信息公开，缺乏对话机制，人们自然容易受到别有用心者的蛊惑或摆布。而当人类历史进入逐渐开放的现代社会，群众便转化为公众，成为人类文明的推动器。

《五月花号公约》，诞生于一个由流民、农民、商人、逃犯组成的群体；1960年代开始逐渐实现的平权运动，背后有无数群体的协作和对话；哪怕是网络上的“键盘侠”群体，也可能对社会建设有作用，因为他们增加了信息的曝光度，让新闻事件更容易被搜索引擎发现，从而吸引更多权威媒体和个人的关注。

如果你想研究社会心理学，《乌合之众》已经不值得一读了；但如果你想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乌合之众》还是有不可替代的文本意义的。

《大秦帝国》

稍有常识，就能洞彻《大秦帝国》的荒唐 

作者:  孙皓晖 
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08-5-1

“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这是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开篇序言的第一句话。

“文明”的概念有上百种，但说千道万，这“文明”必须要能够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最不济也必须是走在通往好日子的正确方向上），才有资格被归入“文明”。

可惜的是，因为“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大秦帝国》违背常识、抛弃逻辑，虚构了一种不存在的“大秦文明”。

比如，书中着力宣扬秦帝国“崇尚法制”，并以出土秦简载有内容细致、并不严苛的法律条文为证，却忘了秦的“法制”并未让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相反，秦民在这种“法制”的束缚中痛苦不堪，所以刘邦入咸阳，干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别的，是废除秦法，与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大秦帝国之裂变》剧照，根据孙皓晖同名小说的第一部改编。

为什么内容细致、并不严苛的法律条文，反不如简单粗暴的“约法三章”更受民众欢迎？这问题看似诡异，其实只需要一点点常识就可以理解：

秦帝国的识字率极低，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对秦民而言等同于巨大的知识屏障；且秦帝国自上而下是一个专制政府，并无独立的监查制度可以约束秦吏用法律“治理”秦民，秦民也不可能如现代人一般寻找律师获取法律援助。

所以，秦帝国的法律条文越是繁杂细密（哪怕每一条在字面含义上都切近事理人情），秦民越是会陷入一种动辄触犯法律的困境。

《大秦帝国之天下》讲述的是秦皇一统天下的过程。

当然，秦帝国也并非完全没有针对秦吏的监督机制。《商君书》曾提供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

民众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须如实解答，并留存档案（符）。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档案（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档案（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吏民执法、守法情况的依据。

但这种制度设计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理由也只是很简单的常识——秦律规定，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目的是打散聚族而居的家族势力，让底层民众趋向原子化，以保证由吏组成的秦帝国基层政权对底层民众的统治优势。一面将民众原子化，一面自己监督自己，秦民自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治理”的命运。

秦皇嬴政开启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统治。图/电影《英雄》

这也正是秦帝国真正的残暴之处。所谓“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这种突发性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这种制度化伤害。

遗憾的是，目前并无专著论述秦民在秦帝国的具体生存状态，不过，工藤元男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侧重勾勒了秦帝国风俗与法治的冲突变化，很值得一读。

至于《大秦帝国》，它的作者可以在序言里赞美秦赵长平血战，说什么“双方参战兵力总数超过一百万，秦歼灭赵主力大军五十余万（坑杀二十万）！如此战争规模，即或在当代也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而难以逾越”，嗜血若此，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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