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走不出这9.6良心剧

《人间世》第二季

今年年初开播。

看过，痛过，感动过。

但今天想回过头说的，是那些你可能没留意到的——

医闹。

每一次医闹发生，结果都是在撕裂合作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将专业诊断与共情感受置于对立的两端。

我们常说，“医者父母心”。

Sir认为，这部片颠覆了这个观点。

患者不能如巨婴一般，索求时便依赖“父母”的包办，不满足便无力撒泼。

更应该说——

医生和患者，是战友。

在生命的战场上统一阵线，在情报和决策上相互信任，推心置腹。

听上去很热血吧。

当然，这只是理想。

而现实中，医生和患者，难免先用侦查敌情般的目光打量对方——

“这个医生，是想坑我的钱吗？”

“这个患者，会胡搅蛮缠吗？”

谁把医患推向了对立面？

不妨先来看一个很具体的切面。

上海的瑞金医院，三级甲等，大医院。

摄制组经过整整一年的拍摄，记录了整整100件医疗纠纷。

片子一开始，场景就是一系列特写镜头，塞红包的推搡，麻木的等候，握紧的拳头，沮丧的泪水，这是患者的部分。

然后就是医生的部分，他们也在抹眼泪，疲惫不堪地就地打盹。

有意味的是，在门诊大厅的中庭常年停驻着一架钢琴，有志愿者心无旁骛地演奏。

这种海派的小情调在火急火燎、争分夺秒的医院似乎有点矫情。

慢慢看下去，这架不合时宜的钢琴与演奏者，就具备了“上帝视角”的身份与资格。

也只有它与他们有这个“闲心”去观察与生命赛跑的患者，以及医生。

意义有两层——

往浅里说，音乐就像医院内每一年兀自开放又凋落的樱花一般，有一个“痴心”，还是希望焦虑的人们能够稍微顿一顿脚步，吸口气，感受一下美好，从而鼓起劲进行战斗。

往深里说，就像创作者刻意选择的贝多芬名曲《命运交响曲》，音符与音符之间，都是平等的，也意味着只有充分信任的合作、理解才能完成挽救的任务。

这个志愿的乐队，是在为这个高压锅一般的医院，增加一份“闹中取静”的机会。

但硝烟味，不会就此被冲掉。

可能很多人跟Sir一样看了纪录片才知道，医生也怕被“请喝茶”。

在医院有一个神秘的办公室叫“综合接待室”，在这里患者可以投诉，提出质疑甚至赔偿。而医院就会展开严谨的调查，就像陪审团一样，会请数个专业相关的资深医生集体讨论，给出结论，被投诉的医生有没有误诊。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X医生就遇到这件事。

一个病人历经间隔时间很短的两次手术后不幸去世，她得的也不是什么厉害重病，是可以治愈的粘连性肠阻隔。

虽然最后被证明并非他的过错，但X医生心里还是十分愧疚。

两个月后，他甲状腺癌，也躺在了手术台。

片里展示了“医闹”的众生相，有叫“兄弟们”围堵的患者，也有偷偷给患者支招，在医院人多处拉横幅喊冤去拖欠医疗费的，当然更有聚众闹事，把诊室变成练把式的场子。

为什么招式如此熟悉。

因为医闹早已有一条龙的专业服务。

假以平等、公正之名的无理举动，看起来，医闹者言之凿凿，声称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实际效果上看，每一次医闹恰恰是破坏了医院紧张，容不得半点拖延破坏的运作节奏。

《人间世》还刷新了大众一个医学观念——

风险。

片中有一次身份互换，40岁的胸外医生陈勇被面部抽搐的症状困扰了快十年。

看上去只是小毛病，但治疗起来需要开颅手术，全身麻醉。

你一定觉得，身为医生，他对手术早已没有了心理障碍。

错。

在术前谈话中，陈勇仍然坦言自己内心是害怕的。

因为作为医生，他更明白——

“医学永远是一个比例，不是一个承诺。”

之所以有了这个毛病还迟迟不肯就医，正是因为担心成为无法彻底消除的那部分“小概率事件”。

当他做好决定，就与病人同样接受危险。

镜头前，陈勇脑部神经和血管被放大地纤毫可见，它们复杂、神秘而脆弱，每一次触碰都是一次风险。

最后手术很成功，陈勇康复出院。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那台意外的手术就一定不发生在他身上。

有医生开玩笑说，“手术就像爱马仕，纯手工。”

爱马仕的昂贵在于不依赖机器生产线。

同样，哪怕医疗器械，设施的更新换代已经进入5G时代，已经有异地操作的全息手术成功案例，但人躺在手术台上，永远有未知的因素。

一场手术，没有一个医生敢拍着胸脯说，结果可控，连时长都控制不了。

七八个小时做一台，滴水未进的马拉松时有发生。

医生该不该有情绪？

或许更应该问——

医生怎么会没有情绪？

在仁济医院事件里，赵医生猜测促发韩先生激动报警的原因是他语气太严厉了。

在第8集中，有类似的事件。

一个病童的患者家属追着儿科ICU的大夫朱明钮为什么不能转科室，朱大夫一直疾走，急躁地说现在不能转，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件事，因为我有一个病人要死了。

事后朱大夫反思，当时正在赶去抢救，所以心里比较着急。

然而那句话还是给她2018年最倒霉的一天。

患者家属不但投诉了医务处，朱大夫被同事一个又一个电话追着了解情况。这个家属还打了市民热线进行投诉，事件升级了。

也许从家属的角度来看，她脆弱的神经被朱大夫严厉的口气刺激了，被拒绝的感觉很糟糕。

而朱大夫无奈的是，为什么要去打市民热线？

有一个细节是看得出她有情绪的，在接到调查电话时，已经不耐烦听到那边的声音；通话结束后，她重重地把话筒敲在电话座上，然后疲惫不堪地扶着额头。

她知道，ICU的儿童患者每一个都不是小病，作为“哑巴病患”，这些孩子不像成年人可以清晰地说出自己的症状，只能靠主治大夫像侦探一样盘丝剖茧去找病因。

从这一集看，医生不能有情绪，也不敢有。

因为它的代价实在实在太昂贵了。

儿科本来人手就紧缺，她还在不相关的事情上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接受调查、被领导训话、向家属解释、写保证书……

而另一边，是大量的患儿等待她去救治。

在很多国外电视剧里，你经常看到儿科大夫是天使一般的。

△ 日剧《善良医生》

但朱大夫做不到。

时间长了，她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走路风风火火，说话永远是干脆利落，声音响亮，有时候没控制好，还会吓坏小孩。

她也是要“吵架”的，在家里吵，跟老公吵，还有就是孩子做作业，让她大为光火。

朱大夫太不像女人了，只有两个时刻她流露出女人的温柔。

一次是好战友要离开科室，在欢送会上她动情哭了。

还有一次就是一个儿童患者医治无效去世，她哭着对镜头说，我真的很想救她回来，她是有可能活着，还能去上学的。

绝大多数时候，医生的情绪是被杜绝的，就像手术台的细菌。

因为情绪的对面，是脆弱的患者，是老人、妇女还有儿童。

一次失控，也可能导致雪崩。

怀疑，就是医院的绝症。

看完纪录片，Sir感觉维系医院正常运转的并不是医院有多好，医生的医术有多高明，而是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一旦信任被破坏掉，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就都陷入了“他人即地狱”的痛苦里。

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媒体报道了看病难，也确实有极端的医疗事故，患者与家属处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

那么，医生呢？

其实也是。

前文提到的X医生，不肯露面，一直给镜头背影，就是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患者的信任，担心给医院带来质疑。

有一个男大夫情绪崩不住了，在综合接待室抹着眼泪，理论上医生不应该在患者面前哭，因为哭就意味着承认“我错了”。

可是他实在太委屈了，为某个病人做了一百多页的诊断分析，他做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患者因为专业知识的门槛，最初会怀疑医生的诊断是否合理，及时，有效，情有可原。而医闹者则利用了这种怀疑去达到不合理的诉求。

而医生一旦被怀疑，他自己都要怀疑自己的医术真的好吗？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

Sir注意到与上海医患事件差不多同时在社交平台上被关注的一件事：

加拿大一位名叫玛丽琳的母亲，在FB上发了短视频，向总理提出抗议，因为看病排队迟迟拖延，病情拖成了肛门癌晚期。

这个33岁的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癌症从最初的可控变成第三期，几乎是判了极刑。

视频里她数次哽咽，最后泣不成声。

Sir绝对不是说，我们作为普通人，可能的患者，对于国内的现状就停留在满意的程度，这个国家的医疗系统还有优化的空间。

这是想说，无论在何种环境中，医疗都必然是一种昂贵的资源。

反对“医闹”，就是在维系这个并不完美，负重前行系统的安全底线，是确保它不会因为人的非理性而成为互相折磨的修罗场。

倘若如此，无论医生还是患者的痛苦，都是导致雪崩的一朵雪花。

雪花对自己的重量是不自知的。

从轻到重，就是一念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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