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扮演上帝

利维坦按：和纳粹优生学的闻名程度相比，日本的优生学运动则相对为人所不知。与其说是优生学运动，不如说是全国范围内的强制绝育——自1948年到1996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大约有25000人被指控患有精神和身体疾病，这些人被强制绝育，为了阻止“劣等后代”。这无疑也成为了优生学历史上的黑暗一面。

人类对于自身演化以及自然的干预一直没有中断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造出更聪明、更健康的孩子似乎并没有什么伦理上的问题，起码，文中的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瑟武列斯库是认同的——如果说人类发明疫苗、避孕工具都是在扮演上帝的话，那么，克隆人在干预进化的进程中究竟存在何种伦理争议呢？

文/Steve Paulson

译/南海水手

校对/苦山

原文/nautil.us/issue/72/quandary/the-philosopher-who-says-we-should-play-god-rp%20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瑟武列斯库。图源：University of Oxford

澳大利亚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瑟武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对挑起事端很有一套。拿克隆人为例，他说，如果人类可以从中受益，那大部分人都会欣然接受。至于对优生学（创造更聪明、更强壮、更好看的孩子）的态度，他相信我们有道德伦理上的义务使用更先进的科技去选择最好的孩子。

作为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门生，瑟武列斯库是牛津大学杰出的道德哲学家、上广实践伦理中心（Uehiro Centre for Practical Ethics）的负责人，同时，他还为《医学伦理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编辑文章。瑟武列斯库从不羞于涉足道德雷区。比如，他认为在环法自行车比赛中那些通过服用兴奋剂来帮助自己攀登陡坡的车手们并没有什么错。一些精英运动员总会通过作弊来提升他们的赛场表现，所以瑟武列斯库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允许使用低剂量兴奋剂的评判系统，而不是试图实施那些可能会被打破的规则。

那么瑟武列斯库是不道德的吗？“我认为，实际上我是在为常识发声，”他说，不过他也承认自己曾收到过仇恨信件。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在互联网上进行论战时，对有倾向性的问题进行理性探讨而不被气到破口大骂是多么困难。瑟武列斯库认为我们需要变得更加善于解决棘手的道德问题。否则人类将在未来几十年面临可怕的后果。

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了正在那里休假的瑟武列斯库。我们探讨了一系列迫在眉睫的伦理话题，从改变人类生死的新科技到超人类主义，再到世界可能会如何终结。

耿直的哲学家：“实际上我认为自己在为常识发声，”朱利安·瑟武列斯库说。“如果你不带任何包袱地看待问题，你会看到和我一样的东西。”图源：牛津大学

像基因工程和克隆人这样的新技术会引发哪些伦理挑战？

一旦这些技术能提供非常可观的好处时，人们恐怕都会举双脚赞成。现在人们对自然和神还心有顾虑，但如果基因工程能使人类寿命翻倍，就像我们在动物身上实验的那样，这些顾虑都将消失。如果你能确保你的孩子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或糖尿病，那人们就会使用基因工程。当基因技术可以提供备用器官，使人不再衰老时，毫无疑问它将为人类所用。

克隆人现在不在讨论之列，这种情况会改变吗？

克隆农场动物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克隆技术在人类身上的运用是为了生产治疗疾病的干细胞。目前来看，克隆人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把早期的人类胚胎分裂成两个完全一样的同卵双胞胎，这是安全并非常有效的。你可以冷冻受精卵分裂后的其中一个受精卵，然后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几年之后再植入它，这样你可能会有两个相差十岁的同卵双胞胎。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成型了，它之所以还没被运用，是因为除了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和傲慢之外，它还没有其它明确的意义。但是一旦有真实需求，人们就会看到它的好处。

为什么我们可能需要这么做？

想象一下，女性生育年龄越来越晚，甚至有可能在无法通过体外人工受孕之后。假如你储存了一个胚胎，将其植入体内，但你却在一场车祸中即将因大出血流产，那么你可以从这个胚胎中提取一个细胞，克隆出另一个胚胎。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拥有自己孩子的机会。所以伦理学的其中一课告诉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例如你不能笼统地说克隆总是不道德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被禁止的。

所以你认为克隆人不存在本质上的伦理异议吗？

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认为。请记住每300个孕妇就会涉及到1例克隆。同卵双胞胎就是克隆人。他们之间的基因关联性比使用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克隆更强，细胞核移植技术就是从一个个体身上取出一个皮肤细胞，然后创造出一个克隆体。

图源：Science Focus

但是双胞胎不是我们设计的，他们是自然发生的。

在伦理学领域，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手段决定一切。不论是我们做到的还是自然做到的，这与个人无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无关。如果一对同卵双胞胎不是通过胚胎的自然分裂而来的，而是由试管受精医生在孕妇怀孕的第三天通过分裂胚胎而来的，那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应该因为这个情况而突然区别对待他们吗？他们的出现是由于选择而不是偶然，这一事实在道德层面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扮演上帝，篡改自然法则，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东西，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想法吗?

我们每天都在扮演上帝。正如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人类原本的自然状态应该是肮脏、粗野、短暂的生命历程。我们接种疫苗是在扮演上帝。我们为分娩中的产妇止痛是在扮演上帝。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决定如何改变自然的进程，而非是否要改变自然的进程。我们的全部生活都是不自然的。对不孕症的矫正是对自然的干涉，避孕更是最基本层面的干涉自然。

图源：Sexual Health Centre

但是使用避孕套的伦理复杂性远不及改变你未来孩子的基因构成。

当你吸烟或喝酒时，你已经改变了你未来孩子的基因构成。病毒也会改变人类基因组。那么，你为什么要从那么多不见得能产生有利后果的事件中揪住一个致力于产生有利后果的有意识行为进行讨论呢？在我看来，我们不仅应该检测基因以确保孩子不会患有地中海贫血（Thalassemia）、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或唐氏综合症（Down syndrome）等重大遗传性疾病，而且还应该研究在生活中能展现出更大优势的基因。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机会过上更好生活的孩子。当涉及到疾病时，大多数人是会认可对自然进行干预的，但一旦进入健康范畴，他们会说我们不应该再这样做。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基因修补技术的担忧。你可以创造出更聪明、更强壮、更漂亮的孩子。

确实是可以的。在我看来，如果这些特征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幸福，那我们就应该挑选基因。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靠服用利他林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简称ADHD）。但这并非由于ADHD突然流行了起来，而是如果你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冲动，不能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不能延迟满足，那么你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拥有自控力对战略规划非常重要，利他林改善了冲动控制力低下儿童的战略规划水平。现在，如果能在胚胎检测中发现那些具有较差冲动控制能力的孩子，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选择那些在未来生活中有更多选择机会的胚胎，无论你是想成为一名水管工、出租车司机、律师还是总统。

图源：Wall Street Journal

谈论控制冲动是一回事，而提高婴儿的智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难道不会在全新层面引发一系列道德问题吗？

这确实引发了另一个层面的伦理问题，但我们已经在通过教育提高智力水平。电脑和互联网也是促进认知的强化剂。我们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更好的膳食安排来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基因机制与膳食补充或互联网等外部技术区别对待呢？唯一的区别是基因治疗是具有巨大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的原因。但如果它变得安全，那在伦理层面基因治疗就和其他任何生物或社会干预没有区别了。如果科学给予我们改善人们生活的机会，我们就应该利用它。

那富人不就会比穷人有更多机会创造出更聪明、更漂亮的孩子了吗?

它可能会大幅加剧不平等。所以，我们需要为人民建立某种像安全网一样的东西，而不是让目前这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趋势不断升级。尽管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19世纪，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是3：1，而今天已超过100：1，同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的财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六亿人的财富总和。因此，一些道德约束将不得不施加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我们正处在一个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巨大好处的时期。我的父亲为了脱离共产主义，他在二战后从罗马尼亚逃走了。我不会反其道而行，但我们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我们需要规则来约束人性的阴暗面，而市场不会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图源：Dronethusiast

你是否对意图创造出更优秀群体的优生学感到担心呢？

对优生学心怀担忧的人们一定会记得纳粹的绝育计划和对不健康人群的灭绝。但要认识到一件重要的事：这并不是纳粹德国独有的。种族灭绝的确是，但是绝育在欧洲和美国都很普遍。美国的许多州都曾有优生学法律，因此智力残疾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会被强制绝育。这种优生学是20世纪的黑暗面之一。

但优生学只是意味着有一个在某方面更出色的孩子。优生学在今天依然存在，并被很好的运用。人们在孕期进行唐氏综合症或智力残疾的检查，这就是优生学。纳粹优生学的错误在于它是强制性的，人们别无选择。而今天人们可以选择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做出决定。如今的优生学给予夫妻们为自己选择更好或更糟的生活的权利。

图源：MintPress News

我们讨论了新的生殖技术。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人类死亡的伦理吗?

现在有两个方面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个是我们已经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死亡——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伦理道德层面是无趣的。当然应该允许人们决定何时以及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法律禁止它，那些原因要么是宗教的，要么是基于一些神秘、过时的法律的，就像你的身体属于国王，你不能让它不适合战斗！现在这些说法在世俗社会中已不再适用，如果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且其他人也愿意帮助我，那么还与国家或他人有什么干系？

那么关于死亡的有趣的问题是什么？

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活多久。目前，我们已经把治疗心血管疾病或癌症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但如果我们能抗击衰老，这个真正致人患上癌症、心血管疾病、中风和糖尿病的因素，人们就能健康地活200年甚至更长时间。然后我们将面临一个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活多久？那将会有多少人？我们该如何供养那些活到150岁的人？年轻人将如何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生活会变得无聊吗？这些都是非常深奥和困难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该由人来选择，还是我们应该为人类的寿命设置一个终止的标准呢？也许我们的死亡不再只是我们的选择，而是社会的选择。是让5亿人活到80岁，还是让2.5亿人活到160岁，哪个更好呢？这些棘手的难题可能都是我们必须要决定的。把这些问题留给市场去解决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你愿意活到200岁或者500岁吗？

我想活得越久越好。我觉得死后什么都没有！我想尽可能地赖活着。

所以你不是那种认为对死亡的预期能赋予生命某种意义的人?

对，我完全不是那种人。对失败的预期可以赋予生命意义。现实是当死亡还没有来临时人们就已经准备好拥抱死亡了。有些人选择安乐死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死亡，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过低质量的生活。但如果你身体健康，很少有人会因为活得太久而真的想死。我认为活得更久的挑战在于要继续重塑你自己和你的生活。今天你已经看到一些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从事过两三个职业，有两三个家庭，并且他们还没有说自己已经拥有的够多了。我想尽可能长的延续这一切。

图源：Curiousmatic

你如何看待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和那些超人类主义者——他们认为在某个奇点过后，人类和机器的融合将在后人类时代带来一个全新的物种?

我对他们是有一些同情的，同时我认为他们在推动这一论点上做得很好。我不是超人类主义者，也不是后人文主义者。我认为它开始呈现出一种宗教的特征，它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但这些想法很有趣，并且需要严肃对待。我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他们的篮子里，但我会把一些鸡蛋放进去。科技力量的强化能力是呈指数增长的，但人类控制它的能力却不会。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技术已经触到了失控的临界点。

我们推测一下到2050年人类的道德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认为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要么学会与全世界人类共存，要么面临灭绝。我们每个人靠着和周围150人的联系进化至今（注：邓巴数，又称150定律，指能与某个人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由新皮质大小决定，通常人们认为是150），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把这一定律扩展到了民族国家层面。但你现在看到的是个人或小群体在挑战大群体。他们还没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如生物武器，但是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这些武器将会被成千上万的人所掌握。我们无法在国际层面继续维持秩序却能在国家层面做到这点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图源：Listverse

所以我们最大的威胁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反叛恐怖分子？

我认为存在两种威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个人或团体，以及我们在面临集体行动时在伦理道德上的局限性。气候变化不是由个人造成的问题，而是由整个群体造成的。它需要通过协调来解决。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在小团体中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看到农民过度放牧，耗尽公共资源，我们可以惩罚他们。但在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全球不平等或流行病威胁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看到自己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做出贡献。我们的心理是处理集体问题的障碍。

因为我们是在小群体中进化，而部落外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你是说我们需要克服这种心理吗？

是的。种族主义是隐性的，是内置的。如果你研究心理，你会发现人们会在潜意识层面识别出群体外的成员，并对他们表现出区别于群体内成员的不同行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法律或道德教育来克服这些偏见。但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不是为了生活在自己强大的认知能力所塑造的世界中而进化出来的动物——这个世界拥有全球互联和高度先进的技术。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那里控制我们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将不再适用。当我们面临减少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道德挑战时，棘手的难题就会随之而来。

图源：Reddit

会有各种各样的威胁存在。宇宙学家担心小行星撞击地球。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则表示，人工智能可能会变得精密复杂到足以消灭人类，你认为还会有其它威胁吗？

我认为我们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房间里的大象就是人类。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拥有了创造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的巨大潜力。我们可以活过超过以前两倍时长的寿命。有了电脑和互联网，我们比任何前人都更聪明。但我们也有可能束缚自己，甚至毁灭自己。互联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著作《1984》中，老大哥把我们置于监视之下，控制和审查发生的一切。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然处于监控之下。但我担心的不是政府——至少不是英国或美国政府，而是你我彼此。我担心的是我们一发表什么东西，在互联网上立刻就会引起躁动，每一个狂热的群体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被动员起来，然后产生一种势头，不管你说了什么或真相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观感。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互相审查的制度下，并且这种状况还会变得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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