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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们的月薪

作者:大象公会 来源:大象公会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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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3


章来源: 陈慕谭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民国第一届国会,共选出议员862人。


自1913年5月起,至同年9月10日,经过四个月漫长的会议讨论,参众两院最终以多数选票通过,定出了自己的薪金标准。具体如下:


议员年薪(“岁费”)5000元;议长另有年交际费5000元,副议长年交际费3000元。①

 

这个薪金水平,是什么概念呢?


可以与当时的物价略作对比:


1911年~1920年间,北京的大米约为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1.1角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分钱。


1920年代,物价略涨,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月租金约为20元左右;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所请女佣,全包食宿外工资只需3元。②


若以猪肉购买力为换算标准,则议员们当年为自己制定的工资标准,放到2014年前后,应在月薪5万元人民币以上,接近6万。

 

自己为自己制定了这样高的薪俸,也就难怪当年的民间舆论,会对国会议员骂声载道。


比如,《大公报》骂他们“不要脸而但要钱”、“堂堂国会议员竟无一个非卖品”。《申报》也骂他们“所谓议员者良心丧尽矣!”


可以说,参众两院花了四个月来“开会表决”自己的薪俸标准,媒体也骂了四个月。


即便如此,议员们还是坚决不作退让——比如,舆论以国家财政困难这一现实责备国会议员自定高薪,议员解树强的回应是,“财政困难乃一时之影响,万无终困之理。”不但不退让,还一度在骂声中又增入了出席费和交际费的名目——最终,出席费虽因舆论汹汹而取消,但正副议长的交际费却保留了下来。③

 

议员们为什么不怕骂?


简略说来,至少有三大原因。


第一,许多议员对“民意代表”的身份认知甚浅,仍有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处处以“最高机关”成员自居,在薪俸上处处与高级行政文官攀比。


主张将年俸提升至6000元的议员汤漪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吾议员受国民之委托,责任如何之重大,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且行政官月费动辄八百元,至少二百余元,我议员在最高机关,何能大相悬殊。”


媒体报道时,在“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一句后面,用括号愤怒点评:“放屁!”


第二,不少议员在竞选时采取贿赂手段,自然也会希望用高薪俸来“补偿”前期投入。④


第三,据张朋园统计,第一届国会议员当选时,平均年龄为36.45岁。其中30-39岁者人数最多,在参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71.49%,在众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58.55%。⑤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正处于最需要钱的年龄段。


不过,议员们终究还是白挨了舆论四个月的痛骂。


9月份,议员工资标准出台,11月份,议会即被袁世凯非法解散(每人400元遣散费)。


也就是说,议员们至多在10月份领了一次标准工资——9月份(包括9月份)之前,议员们每月按时领到的,是袁世凯临时发放的“月费银”300元。


孙中山7月份发起“二次革命”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正拿着袁世凯的300元“月费银”,以多数票热烈通过议员年俸6000元的提案,并将其交付给众议院讨论。⑥

 

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为自己制定高薪,是一个影响极坏的事件。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时,就曾以此为借口,指责议员们除了积极自定高薪之外,只会捣乱,一事无成。民间舆论也始终难以释怀此事,1921年,丁文江仍不忘警告旧国会议员:


“明目张胆,悍然不顾舆论的牟利,如厚定议员自己的岁费,我们做国民的,还没有忘记!”⑦


自辛亥入民国,由帝制向共和转型的方向是对的;但并未能够及时构建起一套共和政体所需的合理权力框架。国会流于形式,各方政治势力则无不以“岁费”为诱饵来吸引议员们为自己提供“合法性支持“。


比如,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后,不愿恢复第一届国会,不少议员遂南下投奔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另组“护法国会”;作为反制,段祺瑞拨款60万给议员们补发工资,且设定条件要求议员亲自到京领取,于是广东的议员们又群起北上,孙的“护法国会”遂无法达到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1921年,孙在广州与记者谈话,无奈承认“我们的资金不足”,在争取议员方面竞争不过北京政府。据孙披露:


“我们每个国会议员的工资不超过一百五十元,而在北京则可拿到四百元”。⑧

 

当时,很多议员为了吃两分钱,常年南北两头跑。


1923年,有393名议员跑到南边来领取资助经费。北洋政府宣布发“出席费”——每参加一次会议,可领取50~100元——后,又有226人陆续返京。


当然,议员们也不喜欢“吃相”如此难看。他们曾建议北洋政府用“发放欠费”的名义发钱。但北洋政府也不是傻瓜,“发放欠费”这个名目,意味着那些钱是议员应得的,不管他们来不来京,当局都应该把“欠费”给他们补上。这种事,北洋政府当然不会干,为了把议员们困在北京,他们始终坚持只发“出席费”。⑨


1924年直奉大战后,国会关闭,再未重开,“两头跑,两头吃”的故事,也就此终结。

(完)

 

注释

①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事实上,不止国会自订的薪俸甚高,各省议会所订薪俸,也同样极为优渥,如直隶省议会1913年规定,开会时每月100元,不开会时每月60元。而清末民初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不过12-15元而已。详见:赵艳玲,《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咨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115-120。

②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P188-189。

③④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另可参考: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韩系当日国会之议员。

⑤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P95-96。

⑥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

⑦丁文江,《忠告旧国会议员》,《努力周刊》第9号,1922年7月2日。

⑧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的谈话》,1921年4月,收录于《孙中山全集 第五卷》,1985,P528-529。

⑨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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