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陈 光
编辑 | 张 恒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男人已经死了三个月了,医生早就下达了脑死亡诊断书,但家属仍然不愿意放弃。
他也是一名医生,而且是一家地方医院的大领导。重症监护室的一间病房为他全部腾空,他躺在里面,浑身插满了管子,完全靠人工维持着各项生命指标。每天单位要派四个人轮流在门口候着,以防患者有所需。家属掷重金尝试了所有治疗法。他们甚至请到首都医科大学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凌锋,每个月去查看他的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凌锋。(@视觉中国 图)
凌锋见到的这个男人,面庞浮肿,口角生疮,各种病毒都出来了。“这哪里还有半点尊严?他生前是何等风光?”凌锋对家属说,“你们从他的角度想想,他会愿意像麻袋一样每天让人翻来翻去吗?你们不能光从自己角度出发,说在尽孝心、尽能力,病人的尊严最大。”
家属不甘心地说:他的心脏还跳着呢。
凌锋回她:“心脏在跳是因为呼吸机在那里吹着,你把呼吸机停一下试试,心脏立刻不跳。这对大脑是没有意义的。”
家属依然没能下决定。
这是凌锋在北京大学清明论坛“生命教育与死亡关怀”上分享的一个案例。“我总在想,如果这些病人有感知,他是否会允许别人这样对他?”
但是,对家属而言,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也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放弃治疗,任由亲人被病痛带走,更是难以做出的抉择。生死关头,病人和亲属,都在进行着一场艰难的战争。这场战争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死亡?
很多媒体报道凌锋时,喜欢提她曾经介入的一个案例,并因此将她“封神”。
2002年,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旅游,遇上火车出轨意外。她陷入昏迷,甚至一度瞳孔完全散大,丧失自主呼吸。英国医生建议判定脑死亡,让家属放弃治疗。刘父拒绝接受这个现实。之后,凌锋介入,飞到伦敦,将刘海若抢运回国,最终在死亡线上将刘海若救回。
于是,“将脑死亡病人救活”,成了凌锋挥之不去的标签。前述提到的地方医院领导家属找到凌锋,显然也是希望她能将已经脑死亡的亲人救活。
事实上,刘海若从未脑死亡。在救治她之前,凌锋就已经确认了这个结果。
“我为了破除‘凌锋是能够救脑死亡的神医’这个概念,专门参加了卫计委脑死亡标准起草会,就是为了说明脑死亡是真的死亡。”凌锋说,“不要觉得凌锋是救脑死亡的神医,我告诉他们不行,脑死亡是科学。”
奥地利象征主义大师克里姆特的画作《生与死》
此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心脏死亡。一个人心脏停跳,自主呼吸消失,血压为零,便被认定为死亡。现在,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颁布并实施了脑死亡法或脑死亡判定标准。凌锋说,因人脑的功能无可替代,脑细胞不可再生等原因,将判定死亡的器官由心脏改为脑是医学对死亡概念认识过程的重大飞跃。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案例还有后续。凌锋一次次地和那位地方医院领导的家属沟通,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前后讨论了三次,家属才终于决定,拔掉他身上那些管子,让他好好离开。
据2015 年《经济学人》发布的《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全球 80 个国家和地区,英国的“死亡质量指数”排名第 1,中国大陆排名第 71,仅高于伊朗、伊拉克、缅甸等国。另一组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都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一方说。
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副教授胡宜安躺在地上,浑身疼得厉害。自行车倒在一边,车轮兀自转动。
那是2007年5月的一天。上午,他接到学校通知,要给自己涨工资,他到学校去办好了手续。下午,骑着自行车去修电脑,不想路上被一辆农业运输车撞倒,后脑开裂,右肩锁骨韧带断裂。事发地不到两米处有一堆建筑废料,石块堆叠,只差一点,胡宜安的头就会撞到上面,后果不堪设想。
“上午加工资,下午出车祸,我们用不着在生死得失之间划一道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