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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花钱,只为来这里“死”一回?

作者:Vista看天下 来源:Vista看天下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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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撰文 | 王霜霜

 编辑 | 沈佳音 



在“醒来死亡体验馆”,体验者在玩心理游戏前宣誓。


阿牛是带着愤恨离开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是他。当站在无常之门前,这种愤恨立刻转变成了恐惧,他听到呼啸的风声向他耳边袭来,这股风的力量很大,有种要把人拽入黑暗深处的感觉。“嘭”一声,门关上了,声音消失了,世界一片漆黑。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彷徨,阿牛在原地停顿了一会儿,吸了口气,开始顺着两边的墙慢慢往前摸。

 

穿过漆黑的通道,再抬头时,已经是满天“星光”,角落不时有婴孩的笑声传来,他瞬间感到内心像受到洗礼般纯净,仿佛进入了伊甸园。顺着文字的指示,他躺在了一条传送带上,背后凉凉的,他紧张地紧闭双眼。等睁眼时,自己已经躺在一个“焚化炉”里了。看着四周炙热的火焰,他并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身体暖暖的。一会儿,火焰转换成了旋转的星空,阿牛感觉自己好像在宇宙中飘荡,他舒服地闭上了眼睛,等待在下一场醒来……

 

“醒来”是上海的一家死亡体验馆,由黄卫平、丁锐、何一禾三人合伙创办,2016年清明节正式开业。在这里,活人花上444元,就可以体验一次“死亡”。 开馆三年,“醒来”“烧”了7000多位体验者。有癌症患者来这里预演死亡后崩溃大哭;有被性侵者、被抑郁症母亲扔下楼的孩子把平时不敢示人的秘密安放在了这里;也有人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鬼屋”,想在这里找把刺激。但马上,死亡体验馆也要面临死亡,“醒来”将在今年清明节永久关闭。他们在网上招募了十二位绝症患者,打算在这一天,为自己举办一场葬礼。


无处谈论的死亡


黄卫平一直想找个可以正经谈论死亡的地儿。2008年,他从汶川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回来,和朋友成立了一家叫做“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的公益组织,为寿命在6个月之内的末期癌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在常年与濒死病人及其家属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发现,多数中国人并不会面对死亡。

 

在医院的安宁病房里,常有这样一个景象,病人浑身插着管昏迷在床上,家属围在旁边,满脸的凝重和焦虑,“也不知道该干吗好”。“你就看家属跟病床的距离就明白,很少人敢于参与到你亲人的死亡中,”黄卫平说,“你知道吗?就这个画面很有意思,病人就躺在那里,其实你什么也不用说,就陪在他边上,握着他的手坐着就好了,但大家都在做一些和病人毫不相关的事情。他们说的是你的事,但好像一切又与你无关。”

 

在黄卫平看来,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关头,家属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现实问题的处理上,生命指标多少?还有没有希望?是不是该准备后事了?葬礼要邀请哪些亲戚?甚至病床前充斥着各种算计,兄弟姐妹因为争家产打架、打病人的都有。很少会有人和自己的亲人做一个正式的告别。


2017年的2月20日下午,重庆歌乐山的一个山坡上,6名女性躺入了坟墓,用体验死亡的方式和过去告别。(东方IC 图)


而当生命被预告进入倒计时,就意味着人之后会不断地失去自我做主的能力。当你失去意识了,要不要插管?挂不挂呼吸机?你都做不了主。“中国人常说死者为大,但真正在最后关头,有几个决定是真正贯彻当事人意愿的?”黄卫平问道。

 

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习惯了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它是一件很遥远,甚至不存在的事情。之前,黄卫平以为在医院天天见生死的环境下,医生对死亡的认知会更深刻一些,但在接触之后,发现也并非如此。“医生只是在处理身体方面的经验多,在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建设同样是不够的,包括殡葬领域,做业务的人也从来不跑停尸房。”

 

这种过度禁忌化、避讳的后果是,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时,缺乏应对的经验。当一个临终的人起“我不行了”“看来这回是躲不过去了”这样的话头时,我们只能用“你别瞎想了,好好听医生的”等这类话强行给他封住。“因为你自己没做好准备,不知道如何去接。”黄卫平说。人在临死之前,总希望整理下自己的人生,给自己的精神做一次安顿。但据黄卫平接触临终病人的经验来看,很多人在临终前其实是找不到一个人探讨这些问题的。

 

临终关怀的目的之一是安顿人的精神。但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黄卫平发现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一个人临终的时刻,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家属已经压力山大了,我们的介入变得非常困难”。

 

采访中,黄卫平接到了一个推销话费套餐的电话,挂断后,他自嘲“自己跟这些骚扰电话一样”,“人家不愿意听这种消息,觉得你怎么跟我谈论这个事儿,所以只能屏蔽你”。

 

另外,慢慢地,他也发现,在临终时,再谈死亡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我们中国人喜欢以处理事情为导向,那个时候你再跟他们说,坐下来思考‘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生活得有没有意义’这些人生的终极问题,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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