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文爱史：四位红颜，四种文本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

如果活在当下，诗人徐志摩将满足成为“流量收割机”的一切条件：国学修养与海外背景并重的富N代，会写诗、演戏的律政系高材生，曾与一票著名长者谈笑风生，情史中又嵌着民国名媛中最闪亮的几颗星——若贴在公号文章里作素材，分分钟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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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着徐志摩爱情轨迹的书信和日记，那些甜腻肉麻，几近“话剧腔”和“咆哮体”的表达，搁在上世纪30年代，能直接引起著名的“八宝箱公案”，令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三位“女神”撕到老死不相往来；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引得深受琼瑶阿姨浸染的纯真少女们涕泪连连；若搁在当下，估计难逃被做成表情包的命运。

但也正是那些书信和日记，展现出在没有屏蔽功能和朋友圈分组的时代，爱情可以如何经由文字延展出更丰富的层次，继而发掘出一个人心灵世界中多维并存的空间——不仅包括同时嬉游于多位伴侣间的快意，也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徐志摩与金庸是表兄弟。

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1913年，一只银质相片盒被送到上海宝山县巨富张润之府上。彼时尚在苏州读师范学校的二小姐嘉玢打开盒子，对着相片里戴圆框金丝边眼镜的年轻男子沉默不语，算命先生“大姐不宜早嫁”的结论，使她感到肩负某种使命，少顷，才小心翼翼地转向父亲：“我没有意见。”几年之后，以“张幼仪”之名为国人熟知的二小姐才从仆人处了解，履行相同环节时，丈夫徐志摩的反应，只是把嘴角向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这个尴尬的“初次见面”，为徐志摩的第一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奠定了基调：张幼仪始终在顺从，为了满足徐志摩“要一个新式新娘”的要求，特地在婚礼上穿了中西合璧的粉红色礼服，及至去英国当陪读，又攥着微薄的生活费包揽了“当年乡下佣人才干的活”；徐志摩则始终沉默、冷淡，按照美籍华裔作家张邦梅的记述，是“爱来就来，爱去就去，饭菜好吃就一句话不讲，饭菜不好吃也不发表意见”，白天不必与妻子长时间相处时，才对其表现出平和和愉快的态度，黄昏到来，则又被忧郁情绪笼罩。七年间，二人几乎只维持必要的互动，在记载徐志摩私密感情的书信和日记中，张幼仪甚至是一个需要戒备防范的形象：在1925年3月26日自柏林写给陆小曼的一封信中，徐志摩将去柏林称作一个“无趣味的难关”，只因彼时张在柏林留学，如此一来，“又得对付她了”。

徐志摩与张幼仪。

徐、张之间“小脚配西服”式的别扭，通常被解释为价值观的冲突，乃至中西碰撞、新旧交替的时代缩影：对于深受欧风美雨浸润、崇尚个性解放的徐志摩而言，张幼仪一切值得称颂的特质，譬如坚忍、贤惠、沉稳、端庄，都不过是对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道德的诠释。她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几乎等同于来自家族的监督与训导。而家族的实质，与其说是私人生活场所，不如说是国家制度及其伦理体系的最微观单元，对身在其中的个体而言，只意味着履行必要的职责与义务，而与情感、个性、欲望、隐私、亲密关系无关。

徐志摩留给张幼仪的第一封书信，即是离婚信。这封信中只字未提妻儿和父母，仅提到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祝愿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有造福人类之心”。此后，在献给张幼仪的《笑解烦恼结》小诗中，又一边劝对方“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一边指责对方“忠孝节义谢你维系，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与其说这是夫妻之间劳燕分飞的见证，倒不如说是一个反叛传统者在精神领域的“弑父”檄文和独立宣言，一如张幼仪所言，“说给我听的成分，少于说给史家与公众听的成分”。

张幼仪是张君劢、张公权之妹。左起依次为张君劢、刘文岛夫人、怀孕的张幼仪和刘文岛。 刘氏夫妇时为巴黎大学学生，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寄居在刘文岛家。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离开了张幼仪的徐志摩，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自己。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他觉得1921年秋天自己重回剑桥时，“才有机会接触了真正的康桥生活，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这更大的愉快，既包括在剑桥大学后花园（Backs）欣赏剑河，与狄更生、福斯特、瑞恰慈在“中英会社”（Anglo-Chinese Society）中消磨光阴，更包括可以不受羁绊地和天才少女林徽因共读雪莱、拜伦，共赏落日余晖。

1920年，芳龄十六的林徽因陪同父亲林长民赴欧洲考察，一番清扬婉约、见识过人的气度，使慕名赴伦敦拜访的徐志摩倾倒不已，旋即展开爱情攻势，除了在剑河畔热烈表白“以后要做一个诗人，一生一世都要为你写诗”，更兼着一通书信与诗歌的“狂轰滥炸”，从以雅典娜、维纳斯比之，到“摩的臂弯，愿为你营造永远的避风港；摩的胸膛，愿为你提供永远的温暖”；从“让我在你身边停留一小会吧，你知道忧伤正像锯子锯着我的灵魂”，到“我守候着你的步履，你的笑语，你的脸，你的柔软的发丝，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分钟上枯死”。凭借这些充斥着比喻与起誓，话剧感极强的句子，徐志摩的情感世界，仿佛由故乡海宁市硖石镇森严、阴郁的深宅大院，跃入一间明媚雅致的会客厅，气氛瞬间通透活泼了许多，尽管对当代读者而言，会客厅里通透摇曳的灯火，让人觉得有些“亮瞎眼”。

1920年代，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合影。

对于林徽因而言，当时生活只有伦敦空落落的书房和饭厅，不间断的雨，时时咬着手指头哭泣的晚餐，亦恰恰等待一位如徐志摩般聪明、浪漫的伴侣前来叩门。于是，在最为公众熟知的那几段逸事中，二人的登对，表现得像一双珠联璧合、吸尽眼球的“沙龙明星”：1924年4月同为泰戈尔访华翻译，伫立在长袍白髯、仙风道骨的诗人左右，“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5月8日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同演泰翁诗剧《齐德拉》，一个是公主齐德拉，一个是爱神玛达那，扮相俊俏英文流利，又是好生和谐。

只可惜，会客厅终究是公共空间，不仅意味着向所有志趣相投者开放，也意味着个中一切言行与姿态，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在以“美”为名的华服的包裹下翩跹流转，并时时接受苛刻的注视与评价，更意味着站在中心侃侃而谈的“女神”，只供仰慕而不可与之嬉游。珠联璧合的表象之下，二人在亲密关系中的地位已不能用平等来形容，徐志摩如堂吉诃德般杀将上来，令惶恐无措的林徽因嗅到危险的气息，“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感情，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而前者以抛妻弃子来挽救这段感情的奋不顾身之举，更等同于将后者架在了伦理道德的旋涡中，一如林徽因在分手信中的坦陈：“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旋涡，引起亲友的误解和指责，社会的喧嚣与诽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林徽因（右二）与徐志摩（右一）一起接待了泰戈尔。

终于，“金童玉女”在英国留下的佳话，自1921年林徽因的不辞而别生出裂隙，至1928年林、梁两家结成秦晋之好，一双新人赴美留学落下帷幕。锲而不舍“死缠烂打”间，徐志摩逐爱的笔触，终于由荷尔蒙泛滥的“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由交织着感官体验的“我忘记了离开，一次一次，已经习惯，习惯有你，习惯心疼你的一切”，走向天高云淡的境地：即使分手，也不必纠缠，可以“我要认清你的远去的身影，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不断地提醒你有我在这里”；即使相会，也不必执着，因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然而，无论执着还是释然，这些文字始终浸泡在一种汹涌澎湃，却过于宏大和抽象的感情中，不沾一丝烟火气。无怪乎多年之后，当儿子梁从诫问起这段感情，林徽因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她，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换言之，也许是美与智慧的化身，独独不是会老去，会怯懦、烦恼和彷徨的具体时空中的人。

林徽因与梁思成。

“我真恨不得剖开我的胸膛，

把我爱放在我心头热血最暖处窝着。”

当徐志摩在协和小礼堂舞台上试图借角色与林徽因重续旧情时，同处一室的，还包括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王庚的太太陆小曼。1926年七夕，刚刚经历离婚风波的徐、陆二人于北海公园结成夫妻，收获的“祝福”，是梁启超的一番训诫：“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陆小曼则在日记中记下：“这才是我生命中的理想伴侣。可是，我们相识在不该相识的时候。”

以当下的标准考量，徐、陆之恋乃是个典型的“嫂子梗”，加之最终修成正果，是要在微博刷屏并被各路娱乐公号大书特书一番的：陆小曼拉着王庚去参加舞会，岂料曾与艾森豪威尔同窗的王少将是个直男，于此道颇为不通，为避免太太扫兴，只好胡乱在舞场里抓了朋友徐志摩来顶包。一来二去，徐志摩的顶包业务范围扩展到陪陆小曼聊天、逛街、学画、爬西山、游天桥，王庚公务繁忙，匀不出多余的脑细胞逗老婆开心，对此倒是持鼓励态度。及至陆小曼开始在京城文艺圈里崭露头角，又是为新月社投稿、画封面，又是凭义演《春香闹学》成了胡适所言“北京城内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徐志摩已经由当初的“万用解闷神器”，一跃成为她心目中“从一切假言假笑中看透我真心、认识我痛苦的第一人”，“红杏出墙”的戏码不可避免。

王庚选择大度退出，成就一桩奇闻——毕竟，也只有想得开（缺心眼）如他，才能在老婆和朋友如胶似漆之际，还在为其重拾社交生活而欣喜不已。徐家给的脸色，可就不那么好看，老爷、老太太盛怒之下，索性连二人的生活来源都一并断掉。但话说回来，翩翩公子与美娇娘，就着些触碰禁忌的刺激与快活，给阴差阳错的命运一铺排，戏文、话本中甘美痴缠、活色生香的红尘情缘，都是这么走的。

在1925年3月至1931年10月写给陆小曼的一组书信与日记中，徐志摩永远汪洋恣意的爱欲，亦最终落在了更世俗、更私密的情感体验中，仿佛与灯火通明的会客厅渐行渐远，遁入夜幕下灯光昏暗的一座小巢：恋爱仍有高洁的意境，是“我的泪丝的光芒与你的泪丝的光芒针对的交换着，你的灵性渐渐的化入了我的，我也与你一样觉悟了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仍被赋予高洁的比喻，是“水流与水流的交抱，有明月穿上了一件轻快的云衣，云彩更美，月色亦更艳了”，但以排列组合形式出现的“我最甜的龙儿”“眉眉乖乖”“你的欢畅了的摩摩”“我唯一的爱龙”却开始如弹幕般前赴后继，无一不是针对读者感官的正面强攻。

徐志摩和第二任妻子陆小曼。

恋人之间的对话方式，仍是排山倒海到恨不得将从灵魂到心肝肉到细胞的“整个儿”悉数交付出去，却多了些灶台上的烟火气。旅途中或爱不释口或难以下咽的吃食、海面的大风和严寒、朋友的新车子、火车包厢被两个箱子里带枪的洋人占了去，都能事无巨细地叨念一番；亦多了些枕边蜜语的暖意，既免不了牵挂身体的情况，免不了用“如其你过分顽皮时，我是要打的吓”“只是小宝贝，你把摩摩的口袋都掏空了”之类的表达调情；还会在背地里偷偷吐槽密友，譬如称胡适之“荒谬”，因为“新近照了一张相，简直是个小白脸儿”，或者把夫妻间才可以包容的“囧事”偷偷交个底，譬如吃饭吃坏了肚子，底下闹出笑话，上楼找厕所，偏偏水管又断，一滴水也没有，末了还再三叮嘱，“请不要逢人就告，到底年纪不小了，有些难为情的”。这组以《爱眉小札》之名集结出版的书信与日记，如同徐、陆二人直白的爱情一样，透着不管不顾的“尬”气，但也有烂漫赤诚与酒神精神。

1927年迁居上海后，陆小曼住上月租金一百大洋的洋房，作画、跳舞、打牌、听戏度日，雇着佣人多名，法国化妆品一应不缺，仍是过去的阔太做派，又因在婆家不受待见，郁郁之中染上毒瘾。为了维持陆小曼挥霍无度的生活，徐志摩不得不在光华、东吴、大夏等数所大学间兼课，及至出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收入增加，却还要在胡适家寄宿，冲着一厘二毫五的佣金为蒋百里、孙大雨卖房做中人，甚至因陆不愿北上，只得频繁地往返京沪之间，为节省路费而千方百计地搭乘专机、邮机，直到在事故中坠机身亡。

1931年，北京晨报报道有关徐志摩坠机的消息。

在《爱眉小札》中，徐志摩与“眉眉乖乖”的千百种打情骂俏，最终演变成哀求式的规劝，“你果然爱我，你得想想我的一生，想想我俩共同的幸福；先求养好身体，再来做积极的事”；对爱人的无条件宠溺，最终蜕变为求一个“事情的常理”，叹息对方“总是忙，总是engaged（有约）”，自惭从无机会与其享受一餐饭、一场电影、一次约会，连自己的生日，也不为其知道；曾经任意挥霍的激情，最终戛然而止为“中危”式的恐惧：“你想我在这情形下，张罗得苦不苦？同时你那里又似乎连五百都还不够用似的，那叫我怎么办？债是一件degrading and humiliating thing（丢脸教人难堪的事情），我怕极了的。”从猛然警醒时的“我也到年纪了，再不能做大少爷，马虎过日”，到1931年10月29日最后一封书信中近似于声嘶力竭的呐喊——“车怎样了？决不能再养的了”“我如有不花钱的飞机坐，立即回去”，原本承载着柔情蜜意的书信和日记，最后竟无意中见证了徐志摩最后时光中一切难以启齿的困窘。

1931年11月18日飞机事故前夜，徐志摩在与朋友聊天时自嘲“I always want to fly（我总是要飞的）”“小曼说，我若死了，她做merry widow（风流寡妇）”，令人唏嘘。

1932年春，硤石各界公祭徐志摩。

“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了的，

管你有兴致听没有。”

记载着徐志摩一生情感纠葛的文字，包括他在英国写就的《康桥日志》及向林徽因疯狂求爱的情书、他两次游历欧洲期间写给陆小曼的英文信札、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最后都盛装在一只“八宝箱”中，交由凌叔华保管。坠机事件发生后，谁最有资格继承这只“八宝箱”，一度引发林徽因、陆小曼、胡适这一干才女、名士的纷争，凌叔华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的谴责中，既指责她私吞徐志摩遗物，亦少不了带着些针对“情敌”的妒意。

不过对于这位同样以绘画、文采、沙龙冠绝京城的名媛而言，曾如何被徐志摩以“中国的曼殊斐儿”之名赞颂钦慕，又如何与后者在半年光景中通信七八十封，甚至得到泰戈尔的“撮合”，都只是次要的；婚内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朱利安上演的姐弟恋，才是民国八卦史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页。对于徐志摩而言，这段发生于追求林徽因失败、迎娶陆小曼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样面目模糊，像一个弥漫着雾气的秘密花园。说到底，不过是情感空窗期的寂寞总要有地方承载，凌是安全而值得信任的倾诉对象。

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陈源）。

1935年由凌叔华交由《武汉日报》出版的《志摩遗札》，因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书，不必变着花样儿讨女神开心，花团锦簇的修辞和山呼海啸般的情感宣泄统统被拿掉了，漫不经心却又走心：“我一辈子只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的出路是有一个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

“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了的，管你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的这么快，这准是你教给我的。”

“对你不同，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

当年，凌叔华出于理智，也曾以“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是知己朋友”之名，亲口为这段关系判下死刑。但步入暮年、神志不清之际，她总会在有人来探望时习惯性地问：你见过徐志摩吗？

《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周迅饰）与徐志摩(黄磊饰)。

徐志摩去世后，成为银行家的前妻张幼仪开始编选《徐志摩文集》，每月放300元到陆小曼户头作为赡养费；成为建筑家的前女友林徽因将一片飞机残骸挂于房间，作为一生的怀念；而以艳丽、奢华著称的遗孀陆小曼，逐渐淡出社交圈，通过写文章、作画、整理诗稿来回忆亡夫。

算上凌叔华在内，四个女人各自保存并延续了徐志摩生命的一个侧面：孝子贤孙的一面，冒进而理想主义的一面，浪漫多情的一面，平凡的一面。一如她们在他的内心深处曾经充当的那个空间——巍峨的祖宅、明亮的会客厅、甜蜜的小巢、雾气蒙蒙的秘密花园。他最爱谁，谁最爱他，已不重要。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5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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