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中国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

第178期中国保险大讲堂

天津高管专场

这是一个国内外经济学界都存在争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下面我给出我个人的八个分析和判断：

判断一

全球经济走过拐点

2017年全球经济已经走过拐点，走出危机后的调整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回到正常增长的轨道。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有望实现全面复苏。

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次上调了对全球经济平均增幅和大多数国家经济增幅的预测，将2017年和2018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上调至3.6%和3.5%，此为六年来首次上调。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再次上调了对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估值至3.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18年和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均为3.9%，此为2011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的最高预测值。因此，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为2010年以来的真正恢复，为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2018年全球经济将会迎来危机后的全面复苏。

判断二

世界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革命，曾经带动了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进入一个长达10年左右的增长周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目前由信息革命、新能源、人工智能和生物制药所驱动的科技创新、所带动的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突破之中。一旦这些领域出现突破，就会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增长动力，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的新一轮增长周期。

判断三

国际贸易重回增长

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全球化推动下，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带来了世界制造业的繁荣。发生于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国际贸易，使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7.1%下降到2016年的2.4%。造成国际贸易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二是全球总需求水平下降；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增长疲软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折射。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全球总需求水平快速提升。虽然目前“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思潮还在争论中、政策还在博弈中，但是，2017年以来全球多项指标显示，国际贸易正在较快恢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2017年全球贸易增幅可达4.6%。

判断四

全球货币政策分化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快速趋同，各国中央银行相继采取了或扩张或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通过实施各种非常规政策工具应对危机和衰退。危机后，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复苏情况存在差异，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向开始分化。

一方面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通过加息实行货币政策紧缩。2015年12月美联储已经打开加息窗口，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连续六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1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从0-0.25%提升至1.5%-1.75%。2017年11月英格兰银行宣布，提高中央银行基准利率25个基点，从0.25%提高到0.5%，此为2007年以来英格兰银行首次加息。另一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不仅通过连续降息实行货币政策扩张，而且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基础上，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相继推出了“负利率”政策。

一方面韩国、土耳其、智利和新西兰等国家在危机之后选择了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持续降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巴西和俄罗斯等经济体却选择了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大幅加息，以应对通货膨胀，吸引国外资本流入，促进本国经济恢复。危机后，俄罗斯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最高曾达10.5%，巴西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最高曾达14.25%。

随着各国经济恢复进程加快，最近韩国中央银行和加拿大中央银行开始加息，实施货币紧缩。俄罗斯中央银行和巴西中央银行则分别降息至9%和10.25%，实施货币宽松。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均有好转，但货币政策仍处在持续分化中。

判断五

宏观政策组合分歧扩大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中，许多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选择了基本相同的宏观政策组合，即“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随着世界经济恢复，宏观政策组合出现分歧2018年各国宏观政策组合的分歧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组合是“宽财政、紧货币”，即 “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欧元区的政策组合是“紧松组合”，即 “财政政策小幅扩张+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日本政府的政策组合也是“紧松搭配”，不过与欧元区略有不同，日本财政紧缩力度更大一些，即 “财政政策逐步紧缩+货币政策继续扩张”。英国政府的政策组合是“松紧搭配”，即 “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组合基本一致。

特朗普政府和英国政府在继续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相继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复苏情况相对较好；另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出现了上升趋势，比如，英国一般通货膨胀率已上升至3%。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相继加息。

对于经济恢复相对缓慢的欧洲国家来说，改变“松松搭配”的政策组合为“紧松组合”，开始缩减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主要是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趋同标准的约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趋同标准要求，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目前一些欧元区成员国的相关指标已经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趋同标准，比如，希腊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经高达135%。为此，当经济出现恢复时，欧元区国家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缩减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以维护欧元区19国的政治合法性。

日本政府率先实行财政紧缩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54%，为世界各国最高。需要强调的是，在紧缩财政政策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仍然坚持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目前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都在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负利率”政策。

判断六

美国加息进程提速

2014年耶伦就任美联储主席时，她面对的是伯南克留下的极度宽松的零利率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资产负债表。如何结束非常规操作，如何从量货宽松政策中退出，是耶伦直接面对的考验。

2015年12月，耶伦率先打开加息窗口，结束了零利率政策。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连续六次加息。有人担心，美联储换帅会改变其加息进程。实际上，自2012年成为美联储理事以来，鲍威尔一直是耶伦的可靠盟友，鲍威尔在货币政策表决时从未投出过反对票，他的讲话内容也从未偏离过美联储理事会的共识。从目前情况看，鲍威尔将会延续耶伦时期的政策立场，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支持美联储继续谨慎、渐进地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预期2018年和2019年，美联储可能每年加息三次左右，到2019年年底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3%左右。

判断七

美联储开始缩表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09-2014年美联储连续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其主要内容，一是降息，二是扩表。2009年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后，开始实施资产购买计划，即通过大量购买中长期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向市场提供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其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

为此，美联储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也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加息，二是缩表。美联储的加息窗口已经打开，目前市场关心的是，美联储缩表的内容、方式、操作和影响。

2017年10月美联储正式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缩表的内容是美联储卖出其持有的中长期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实现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缩表的方式是“以渐进的和可预见的方式进行”，以避免可能因货币政策调整力度过大而可能引发的市场恐慌。缩表的具体操作是：在开始缩表的第一个季度，每月卖出美联储持有的中长期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100亿美元。从缩表的第二个季度开始，缩表规模每个季度增加100亿美元，直至每月缩减500亿美元为止。然后，按照每月缩表500亿美元的节奏进行，一直到美联储认为资产负债表规模达到其合意水平为止。

毫无疑问，美联储加息缩表会对美国经济、美国金融市场，甚至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美元指数的走势。

判断八

美元指数将继续保持升值态势

美元指数是美元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一揽子货币的比价。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指数经历了三个较为完整的贬值周期和两个较为完整的升值周期。自2012起美元指数进入历史上第三个升值周期。

造成此轮美元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复苏情况较好，以及美联储率先实行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就是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经济相对较好的基本面，以及市场关于美联储加息的强烈预期，引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发生逆转，大量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推升美元指数持续走高。

2017年以来，由于欧元汇率上升，美元相对走弱。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意味着美元升值周期由此结束，欧元将进入升值通道。就目前情况看，这一观点还难以成立。因为美联储已经连续六次加息，同时开始缩减其资产负债表。在货币政策不断紧缩的环境中，美国经济仍然保持着较为强劲增长。相比之下，欧洲中央银行一直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负利率”，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恢复。最近欧洲经济出现的较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外部刺激实现的。因此，2017年以来的国际外汇市场的波动，包括欧元升值和美元下行，是市场调整而非市场转折，是市场波动而非市场趋势。由于美国经济恢复相对较好和美联储加息步伐明显较快，短期内美元指数将继续保持升势。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金融机构体系改革。第二、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改革。第三、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一、金融机构体系改革

强化公司治理。在保持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控制力的同时，通过引资、扩大对外开放等方式，扩大民间资本股权，优化金融机构股权结构。严格股东资质和准入管理，规范股东行为。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关系，完善经营授权制度，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加强董事会建设，严格董事选任标准、优化董事会结构、完善决策机制，加强董事会在重大决策、选人用人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重要职责。建立董事履职问责制度，严肃追究失职或不当履职董事责任。明确监事会监督职责，加强对企业财务及高管人员履职行为合法性监督。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经营约束机制，优化管理层考评，规范高管人员行为，建立董事会与管理层制衡机制，防止内部人控制。研究制定市场化选聘金融企业负责人制度。鼓励金融企业实施高管人员市场化选聘任用与管理，实行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突出专业人才的价值创造。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全面构建契约关系。完善职业经理人业绩考核评价机制、淘汰和退出等管理机制，明确责任、权利、义务。推动管理层履行好日常经营管理职责，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深化用人、用工制度改革，增强管理层和员工积极性、凝聚力。加强外部市场约束，提高会计、审计等机构自律性、公正性和专业化水平，主动回应市场关切，强化社会舆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参与或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妥有序推动民营银行常态化发展工作。引导民营银行切实发挥市场化优势，把握好发展方向、战略定位、经营重点，突出优势、做精专业。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证券业。简化行政许可事项，便利民间资本依法参与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及通过增资入股、兼并重组等方式投资期货公司。鼓励和引导民营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资信评级机构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加快业务转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保险业。按照“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等现代市场体系一般规则，在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依法合规支持符合条件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投资保险公司，激发市场主体竞争和创新活力。鼓励资本多元化和股权多元化，推进保险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

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实现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鼓励引导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专业化、差异化发展，发挥比较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深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因地制宜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强化服务功能。规范发展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稳步发展消费金融公司。有序发展融资租赁。积极支持外资银行本土化发展，为外资银行在华服务提供更加便利的政策环境，促进我国银行业服务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稳步发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支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和投资咨询机构。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围绕财富管理、资本中介等业务自主创设产品，规范发展柜台业务。建立健全长期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制度，加强基本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推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商业保险资金以及境外养老资金等扩大资本市场投资范围和规模，完善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制度机制。

更好发挥保险机构功能。保险机构回归本源，做强主业、专业化经营，更好发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安全、改善民生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增强保险机构核心竞争力，着力发展农业保险、大灾保险、企业财产险、责任保险、商业车险等业务，更好发挥弥补经济损失、参与社会管理等作用，努力成为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支持发展相互保险、健康和养老保险等机构。鼓励保险机构在大病、健康、养老等领域精耕细作，积极发展长期寿险、意外险、健康险、养老险等人身保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二、金融市场体系改革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推进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增强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充分性和及时性，投资者自行判断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自担投资风险。

深化保险市场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继续推进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交强险费率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区域差异化费率制度。

推进多层次股权市场建设。统筹股票市场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市场定位和功能分工，健全完善发行上市财务指标及监管规则，推进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推进新股发行常态化。深化创业板改革，在提高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基础上，支持发展潜力好但尚未盈利的创新型企业上市或在新三板挂牌。深化新三板改革，提升新三板市场融资和交易定价等核心功能，完善分层管理制度。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严守服务当地中小微企业的私募股权市场定位。优化创业投资市场环境，对创业投资企业在行业管理、备案登记等方面采取与其他私募基金区别对待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依法设立全国性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促进创业投资更好发挥支持创业创新的作用。

健全市场各板块之间的有机联系。研究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与合作对接机制。探索新三板挂牌公司到交易所上市的介绍上市机制。建立新三板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合作机制。

完善市场化退市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实际并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退市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退市指标体系并严格执行。发挥交易所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财务指标退市标准，促进“僵尸企业”出清。对严重违法的上市公司实行强制退市。支持上市公司以吸收合并、股东收购、转板等形式实施主动退市。明确退市公司重新上市的标准和程序。

完善债券市场制度安排。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市场互联互通，按照分类趋同的原则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的统一，在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完善债券品种在不同市场发行和交叉挂牌。完善做市机制等债券市场基础制度，推进三方回购和集中债券借贷业务发展。建立健全债券发行人信息披露机制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强化发行人和投资者的责任约束，健全债券违约监测和处置机制，支持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债权人利益，切实防范道德风险。

丰富债券市场品种。扩大双创孵化专项债券、绿色债券、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企业专项债券、社会效应债券、项目收益债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企业专项债券及其他创新品种发行规模，支持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

推动建立统一高效的货币市场。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完善货币市场运行规则，增强货币市场流动性管理功能。进一步发展国债二级市场，稳步发展国债期货、利率互换等利率衍生产品市场，拓展国债担保品功能，增加国债交易需求。增强国债收益率在金融市场中的定价基准地位。逐步扩大大额存单发行主体范围，促进二级市场交易。

完善外汇市场管理。推进市场交易主体多元化，支持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外汇市场，允许合格境外主体进入境内外汇市场，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配置和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区分交易主体，发展多层次交易平台，加强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市场交易机制，丰富交易方式类型。积极培育和充分支持外汇市场自律组织的作用，推动市场自律管理。

丰富外汇市场交易产品。增加外汇期权产品类型，适时推出外汇期货，发展汇率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外汇保证金等交易型业务，满足市场主体对交易和避险工具的多样化需求。

提高保险业对社会经济风险的保障和管理能力。推进再保险市场体系建设。建立涵盖地震、洪水、台风等灾害的国家巨灾保险体系。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健全农业保险制度。积极推动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为创业创新、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服务。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保险、物流保险，探索演艺、会展责任险等新兴保险业务，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稳步发展住房、汽车、教育、旅游等领域保险服务，促进居民消费升级。

构筑保险民生保障网。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完善商业健康保险顶层设计，鼓励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补充医疗保险，大力开发各类医疗、疾病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全面推开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支持保险机构拓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业务，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三、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负责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发展改革重大规划；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分析研判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做好国际金融风险应对，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和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指导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监督问责。

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负责宏观审慎管理。牵头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拟订金融业重大法律法规草案，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牵头负责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统一的资管产品和公司信用类债券基本规则；牵头负责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统筹实施监管，维护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健高效运行；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牵头指导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

明确监管职能定位。金融监管部门专司监管职责，加强微观审慎监管、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坚持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

理顺监管职责分工。明确金融监管部门职能定位，依据审慎监管基本制度，负责制定行业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规则，负责市场准入、日常监管及个案风险监控处置，按照监管需要做好行业统计。对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金融新业态新产品，以指定监管主体为主，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密切合作，强化对资金来源、投向、杠杆、嵌套、信息披露等的穿透式监管。对各类资管业务，按照统一规则和标准由监管部门分别实施功能监管。对公司信用类债券，强化部际协调机制，由相关部门按照统一规则分头负责市场准入，加强监管和自律管理，证监会对违法行为统一负责执法。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执法能力。完善存款保险职能，发挥存款保险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财政财务和会计监管。发挥好证券、期货交易所和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金融开放：扬帆向世界。第二、中国金融开放：不停顿更不倒退。第三、中国金融开放：破冰再远行。

一、中国金融开放：扬帆向世界

中资金融机构发展壮大，国际化经营水平明显提升，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2016年末22家中资银行共开设了1353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地域覆盖拓宽，2016年末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共设立37家外商独资银行；13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45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56家外资财产保险公司和合资人身保险公司。

党的十八大提出 “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使用程度”。截至2016年底，在7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占全部交易项目中的92.5%。

2009年我国开始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取得重大进展，随后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向前推进。通过双边本币互换、货币直接交易、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制度安排，有效降低了汇兑风险，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在篮子货币中排名第三，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金融开放：不停顿更不倒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存在较多担心和顾虑而实施了各种保护措施，那么，在经历了四十年关于经济金融“封闭”与“开放”、“开门”与“关门”的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之后，过多担心与顾虑已无必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是，我们认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中国勇敢地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

放眼未来，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不能停顿，更不会倒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过去，中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益经验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格局正在形成；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谋求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怀走向世界。

三、中国金融开放：破冰再远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要不要开放、要什么样的开放、如何更好推动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等重大命题。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一步，不仅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提升对外开放质量，优化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坚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原则，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逐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逐步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推动国内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双向开放。按照内外资同等对待标准，对中资与外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提高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支持有条件的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提高国际竞争力，优化全球网点布局。增强对境外中资企业服务能力，推动跨境金融服务从传统业务向新兴业务或高附加值业务方向发展，提高本土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

提升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积极扩大进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以备案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赋予自由贸易实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从根本上讲，扩大金融开放不仅是引入先进的理念、规则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强化市场竞争。通过强化竞争，一方面增强金融机构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供更加多元化、多样性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