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在大城市，我们可以，孩子怎么办？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44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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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芯，青草公益团队联合创始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生。本文来自公众号：青草公益团队（ID：cloveryouth）。

青草九年来一直关注流动儿童，经常会有人问我：“流动儿童又不是中国最穷最惨的人群，你们为什么要帮助他们？”

的确，说起“公益”，“慈善”，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衣衫褴褛的老人、营养不良的孩子或是因重病负债的家庭。而大部分流动儿童并不缺衣少食，乍看之下可能跟城市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自然很难像冰花男孩那样激起人们井喷式的同情怜悯。

然而不是最穷最惨的人群，就真的不需要我们关注和行动了吗？

全国 3581 万流动儿童的背后，是 2.47 亿流动人口，以及当代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难以逾越的城乡鸿沟。

中国城乡之间的自古以来就存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差异，但这差异演变为社会鸿沟，却是近 100 年的事情。清末民国时期的工业和商贸发展集中在沿海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则采取了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经济发展政策。到 20 世纪末，中国沿海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消费和医疗教育水平已逐步超越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不少农村地区却还没有通水电、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正是因为鸿沟两侧的差异如此巨大，因为大城市里有乡镇无法提供的机会和财富，才会有那么多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愿意背井离乡。

农村和小城镇的人们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来工作生活，其实是大多数国家现代化、城镇化的必然过程。不少学者认为，人口迁移就是最有效的扶贫和发展。一方面，外出打工的人可以将收入汇回去家乡，借此提高家乡原有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打工者在城市获得的技能、积累的经验与财富都能够为他们的下一代以及家乡的年轻人们打下基础，通过两代人、三代人的努力实现脱贫致富。

不过，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流动人口”、“流动儿童”这样的概念，却是个“中国特色”。

因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家长只需要提供家庭住址的证明（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就可以让孩子就近入学，享受基本社会保障。因此虽然一代农民工可能一辈子难改乡音，他们的子女却在文化归属和社会权利上都是城市人了。

但在中国，一本户口簿把公民的权利限制在户口所在地，在尝试跨越城乡鸿沟的人们面前筑起高墙。

在 2000 年前，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未开放落户渠道，个别特大城市如上海、深圳施行“蓝印户口”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只针对极少数高技能、高收入的流动人口。农民或其他城镇居民可以务工，但需要申请暂住证、办理就业登记、提交计划生育证明、面对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制度性路障。他们就算在大城市成家立业，只要户口迁不过来，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流动人口”的状态。

最让人难过的是，就连在现居住地出生的孩子都必须跟随父母的户口，从出生起就被推到城市的边缘。上不一样的小学，交不一样的学杂费，走不一样的升学路径，明明就生在这个城市、长在这个城市，却从小就是“异乡人”。

于是，许许多多的流动家庭在跨越城乡鸿沟的路途走了一半，就卡住了，无法再前进。

面对难以逾越的城乡鸿沟和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国城市有哪些选择？

有些城市选择了排斥、驱赶，把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都归咎于“低端”的外来者，把他们看作治安不稳定的祸根，把他们都赶走、只留下高精尖人才就好。

一场轰轰烈烈的清退运动或关停一大批打工子弟学校之后，或许你真会看到城中村干净了，危楼被拆掉了，道路拥堵减少了，似乎问题都解决了。

但你很快也会看到，快递和外卖服务中断了，家里的保姆突然辞职了，家政服务价格也上涨了。

其实，每个健康城市都会需要不同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外来人口能在城市找到一份合法的生计 — 不管这份工作是送外卖、进厂做工还是清扫街道 — 就说明他们的劳动在为这城市创造价值。

那些被强行赶回家乡的人们，很可能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返贫返困，而这些个人的苦难最终也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一个熟练制衣工人或者金牌快递员，回到乡镇后很可能只能在工地打零工，收入折半，供不起子女读书，成为需要低保扶持、扶贫专项资助和社会慈善救助的对象。一个在打工子弟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因无法升学而独自返乡就读后，很可能因为不适应教材教学、失去了朋友圈子和没有家人监管而成绩下降、出现行为偏差，成为困境儿童、问题少年。

还有些城市不直接驱赶流动人口，但也不积极回应他们的教育和社会保障需求。流动人口可以在这里就业、纳税，但永远是二等公民：他们的子女只能自费上质量不一定好的民办学校，即使赚到钱也不一定有权利买房，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可能就得卷铺盖回老家。

不解决流动人口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理由，往往是流动人口数量太多、来得太快，公共财政负担不起。

的确，中国的城镇化来得比其他国家的都更加迅猛。80 年代末开始的民工潮，常被学者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移民”。中国的城镇化率在 1982 年只有 21%，到 2017 年就已达到 58.5%（按照常住人口计算） — 在别的国家用了百来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用三十多年里就完成了。大量人口快速流入给中国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活力，确实也给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带来了极大挑战。

但如果在城市打拼一辈子的人们无法获得平等市民权利，一代代流动儿童的教育路径受阻而早早辍学，一个个家庭长期困于城市社会底层又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那么现在那些嘈杂中自有生机和秩序的城中村，便可能演化为真正的贫民窟，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城市的毒瘤。

当然，也有一部分城市选择了接纳流动人口，支持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保障流动儿童获得跟本地户籍儿童同等的义务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打开一条跨越城乡鸿沟的通道。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开放了这样的通道，但选择这样做的一线城市还不远够多。

或许你会觉得，这些选择都是政府领导们的事情，咱们普通人瞎操这个心做什么？

要解决因为城乡鸿沟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宏观政策上的推动自然必不可少，但也远远不够。

政策制订是多方利益博弈的漫长而复杂过程，但每个孩子的成长却都只有一次，不能重来，不敢错过。

中央政府从 90 年代末开始就屡屡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问题了，但这牵涉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和责任分配、与户籍捆绑的教育财政机制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二十年后的今天，不少特大城市的流动儿童依然无学可上或要自费才能上学。

可是，流动儿童的教育却绝不能再等二十年。今日天真烂漫的十岁学童，二十年后便已是而立之年，他们少年时被阻断的学业、缺失的陪伴、作为“二等公民”所承受的区别对待和歧视，那时都已成为他们人生不可磨灭的基调，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轨迹和选择；他们也将成为卡在城乡鸿沟之间的一代人，成为加深中国城乡鸿沟的又一道裂痕。

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这个社会，不止是政府的，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拥有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渺小，但我们的未来，正是由一个个渺小个体的选择共同决定的。

2012 年广州在取消择校费、改革异地中考政策时，曾就公办高中招收非户籍学生的限额征求过市民意见，并称收到的两千多封邮件中，80% 都赞成公办高中招收非户籍生不超过学位总数 8% 的限额。

我们无从得知，当年这些写邮件表达了意见的人们有没有本地户籍，是否知道当时广州初中学生中流动儿童的比例已经超过 1/3、而本地户籍学生的数量在连年下降，又有没有想象过，那些被这个限额阻断升学路的流动儿童，很可能就是自己孩子的同学、未来的同事和邻居，要跟自己的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老去。

面对这难以逾越的城乡鸿沟，和被卡在城市边缘的流动儿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把他们推得更远，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也可以选择主动了解、积极行动，从现在开始就让身边的流动儿童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接纳和尊重，携手面对我们共同的挑战。

我和青草公益团队的伙伴们选择行动。我们关注流动儿童，支持他们在城市立足、发展，跟我们一起成长为有爱、有思想、有行动的青年。

我们关注流动儿童，不是因为他们穷苦凄惨需要怜悯，而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同学、同事、邻居，跟我们一样渴望也值得他人的尊重、接纳和认可；

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尝试跨越城乡鸿沟的勇者，以血汗建造了这座城市；

因为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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