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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科学怪咖马兆远：日拱一卒，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每一个异类，都在不停地跟内心做斗争；
每一个异类，都在奋力造就着自身的不平凡。
本文共计3560字 | 4分钟阅读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爷就这么任性。”马兆远在自己的一篇名为《初心》的文章中如是说。
确实，师从超冷原子物理理论之父Keith Burnett，25岁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在美国国家标准局读博士后，师从量子调控实验之父William Phillips（199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做过伯克利研究助理，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30岁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正教授博导，作为首席科学家，为中国空间站天宫四号设计了世界第一个空间冷原子量子实验平台；他拥有在名门正派打下的最扎实的物理学底子，再加上中科院科学家的身份，可以说是为将来的功成名就铺平了道路。
然而，在“工业4.0”概念最火的2015年，马兆远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中科院的研究员，据称他是中科院史上第一个裸辞的正研。
从动了这念头到当众宣布，前后不过短短二十分钟。
在常人看来，马兆远的这种看似脑门一热、大腿一拍就做出的决定，十有八九会被旁人奚落。
但，过度的顾虑与忌惮，显然不是马兆远的处世风格。
他谈到，自己实际上继承了两套思想，一个是在北大、牛津、伯克利接受的正统科学训练；另一个则是“实用主义”，他甚至从不把自己定义成某一种人。
他骨子里的那种反对权威束缚的自由主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浪漫英雄主义，终于还是爆发了。他最终选择按照他一贯坚持的杜威+孔子的实用主义理念，卷起袖子带一伙兄弟们做起了“小买卖”。
诚然，此小买卖非彼“小买卖”。
量子调控，号称是人类知识密度最大的学科，这个领域拿过诺贝尔奖的人已经有几位了，但由于它的知识体系过于复杂，导致这门学科的产业化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马兆远的远大抱负，就是要实现量子调控学的产业化。
“我们这个领域对人的训练真的是‘超人’的训练，”马兆远说，“我现在创办了一个研发机器人的公司，销售掉产品并盈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想培养具备打通工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能力的系统设计师，把我们的冷原子或量子力学里的东西应用到工业界。”
“在工业细分的现代，有顶层设计的人，他们本身就组成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了解各个工种本身，又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马兆远解释，“在工业4.0时代，工业产品的设计非常复杂，各工种之间配合尤为重要，需要懂得多领域、多学科的人才来统筹，这时候，有了系统设计师，就会大派用场。”
有很多人说马兆远不务正业，但他自己却并不在乎。
“我有自信，会用事实说话。”马兆远说：
我们有义务不要让理论‘束之高阁’，真的应该让科学家们‘下里巴人’地去干活。
做实业就像下棋，卒子几乎是不可能一口气杀到地方大本营，直取敌方首级的。
但通过“日拱一卒”，每次只向前走一小步，只进步一点点，去收获那“一寸又一寸的欢喜”，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在科学圈子混，上半身是弥勒佛，在做科研的东西；下半身却是地藏王菩萨，体验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创业难。
马兆远这样总结自己在科学与创业之间的跨界。
他也曾在记者采访中自称是个“民科”。明明可以在科学院两耳不闻窗外，一心专做科研事，他却偏偏在自己科学职业势头正劲的三十五岁时，毅然决然地选择踏入民间创业。并且，他是真心把自己做的实业作为“一场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系的实验”在做。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的深层次放逐？
世人熙熙攘攘，无不为利来利往，而在求学与科研事业上一路开挂狂飙的马兆远，却如此勇于舍弃，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得到？
副标题为“开启未来世界的思维方式”的《量子大唠嗑》这部书，正是马兆远在这场实验过程中的心得笔记。
这是一部被出版人严黄女士誉为“一本21世纪国人必读科学思维启蒙经典”的书。
为了避免过于理性的无聊，他甚至发明了一种“唠嗑体”，在科学、量子、世界这三大部分的统筹之下，他足足用了近四百页的篇幅，以一种“在讲述复杂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耐心地去跟普通读者“大唠嗑”。
马兆远说他欣赏的科学，是“它对自己的不约束、不界定，不自我崇高化，甚至不去代表真理”，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科学工作者，他说自己“有义务来传播科学的基本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恰恰是关联经典和量子的方法。”马兆远说。
他也称自己早已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不怎么跟人谈他专业的事情。
他总觉得自己的领域是个极其变态的领域，并且号称是人类知识密度最高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个搞物理的懂得机械设计和加工、真空技术、电子工程、软硬件、自动化控制、芯片技术、大数据处理、图像分析和信息工程，最后还要靠自己的物理学基础来研究量子物理问题。
“其中艰深曲折，不足为外人道也。”在这方面，他似乎想得很通透明白。
在他所专长的量子领域之外，马兆远同样展现出了对这个世界足够的赤诚与好奇。
他说出国前自己是好好学生，最多混混学生会；自己的兴趣则大多培养在牛津时代，那时他演话剧，做导演，划赛艇，还会写诗和散文。在世界科学史上，从一个学科跨到另一个学科，或从一个专业跨到另一个专业的异类大有人在，像马兆远这样、并且能将各种跨界玩得风生水起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并不很常见了。
很难说这些兴趣一定会在专业研究上给他以灵感，但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他能尽可能去做存在无限可能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超于常人的能力，并且为类似于他的“异类群体们”所独有。
马兆远正是凭借着这种能力，几乎可以迅速切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且依靠自己超强的积累和学习能力，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对一个新的领域产生好奇并有所建树。
“stay hungry and stay foolish”，马兆远说。
一些看似无用的爱好和兴趣，没准也会带给你时空移转的另外一个际遇。
“牛津的青灯古佛，除了物理世界的日拱一卒意外，李敖对我那个时候的思想成熟、写作文风和对人对事的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在《量子大唠嗑》一书的前言中，马兆远这样写道。
一代狂士李敖对马兆远的影响不可不谓之深厚。马兆远也坦言自己欣赏那种中国儒家“士”的方正，在骨子里讲家国天下，并把自己当做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敢于为天下先。
因此，在国外深造多年，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
“士不可不弘毅。”每每想到家国天下，他也会感叹“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中国古人历来颇为崇尚士大夫精神。
具体到马兆远身上，我想那便是著书以载道，是量子的大唠嗑之道，是科学与商业的爱恨纠缠之道，是玩转各种跨界的道，而这些不同的“道”，正是认识并深入理解马兆远这位“国之大士”精神内核的关键所在。
只不过，像马兆远这样的一些当今中国之“士”，与古代侠义之士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商场是血淋淋的，没有半点亲情可讲。没有足够的积淀，在战场上一定会吃亏。
马兆远早些年就曾建议在校大学生，一定要积累足够多的“子弹”再上“战场”。
他自己则这样理解量子力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比如：“量子力学在解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事物跟事物之间的关联”
量子力学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个问题，管理企业就是去解决一个个问题，而不是有一个大设计或终极解决方案。
“关联、交互，生机勃勃而从不绝望”，这大概是量子论给人类最大的礼物了，马兆远专门做了这样生动形象的总结，来说明量子论对人类思维的深远影响。
一直以来，他颇为随性地在科研与实业之间来回穿梭，周遭尽是暗潮汹涌，在身边人的惶恐注视中，唯他一人波澜不惊。
纵观整个科学领域，以及包括《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在内的多种名家著作，几乎都有略显悲观地谈论AI未来很有可能将占据世界主流、人类终将沦为奴隶劳工的观点。
马兆远却颇为乐观地说，这时就应当有一个“异类的声音”去告诉人类，我们应该去做哪些事情，跟机器人怎样进行分工，他和他现在的公司（司马大大）正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最后，在跟他谈及受过哲学训练的人，貌似会自觉不自觉地引用古人的各种哲学观点去类比、理解量子这一事物时，马兆远表示：
我们如果不敢砸烂坛坛罐罐，老想抱着这些东西往前走，那就永远没有机会；但与之相对，很多人也只有放弃轻松就能获取的部分现代工具，然后才能回来系统地整理所谓的“旧有文化”。
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John Dewey）说，“也许那里从来没有也不会有终极的真理，我们只是不断找到更好的解释。”比如，尝试用量子力学去理解现代的各种学科理论时，我们通常会面对两类困难：
一方面便是上述的用古人的哲学去类比、理解物理，这是不正确的；
另一方面则是，作为物理工作者，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彻底搞明白量子物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学中国史、学中国艺术史要去英国？为什么《剑桥中国史》不是中国人做出来的？
那是因为他们有方法，有现代的手段，很多方面他们确实比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不能用义和团的精神来干事情，必须从对手那边去学习，这是一个文明自信的表现，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接触、了解现代文明走到什么地步，对自身的发展也并不全是坏处。
“胡适那一代人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做完——”
马兆远沉思半晌，他心中显然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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