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编辑部的故事

李 鸿 谷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的儿子曾经问我，做杂志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他，做杂志就像他玩游戏，要一关一关地过，现在，我们《三联生活周刊》已经过到一千关了。我们的杂志靠的是那些了不起的记者在这个平台上展现自己，表达自己，在一次一次过关的过程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可能并不了解的世界，和并不了解的自己，这是杂志本身的意义。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选取我们一千期的杂志里面那些基本的坚实的要素，来跟大家分享。

三联生活周刊最早创办于1925年，1926年，邹韬奋先生成为了这本杂志的主编， 1995年，我们有了“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这个口号，2001年我们杂志改成了真正的周刊，第一期周刊封面是“居住改变中国”。

我是2000年的11月份从武汉长江日报到三联来的，最初是做新闻方面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曾经去温岭做一个采访，但温岭市的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六个机构全部拒绝了我，当时我仅剩的采访对象就是事件主人公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此时我很矛盾，因为作为记者，就要探寻真实性，不能放掉任何一次希望，但是这次采访带给小女孩的则会是又一次的伤害。

后来我去找他们的校长，说明来意后，我提出只想和她的监护人取得联络。但校长还是拒绝了我，因为不想让年幼的孩子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任何伤害。我没有采访那个小女孩，最后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了报道。离开温岭之前，我给那个拒绝我的校长留了一封信，我说：虽然你拒绝了我，但我仍要感谢你，你选择了保护那个孩子，希望未来你依然坚持这种选择。职业之上有人文，这个是我们要坚持的。

2003年，我们做了两个人物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有力量地切入公众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变，而在这之前我们这种力量是弱的。

2005年，我们做了五期抗战胜利60周年的封面，2015年我们又做了两期抗战胜利70周年，这组封面使我们的杂志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演变。我们杂志起初以新闻内容为主，但我们发现这在市场上的反映是非常有限的。后来我们想，互联网的兴起，让新闻每天以摧毁性的速度传播，周刊显然不可与之匹敌。但是我们能够以深度对抗速度，由信息生产转变为知识生产，因为知识是对信息相对充分的、系统的，经过思考的表达，它比信息存活的时间更长。

2009年，我们做了一期汶川地震一年回顾的封面，今年又做了十年回顾，这组封面意味着我们的杂志真正参与到了社会共识的形成中。灾害的报道之后，如何来认知这场灾害，是我们这组封面经历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同年，我们还做了两个建国60周年的封面，一期叫“中国”，一期叫“人民”。中国这期里，我们想谈现代中国是怎么形成的；人民这期里，我们讲的是“人民”这个政治概念背后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个所谓的主题宣传或者主题报道的时候，能否把这个命题变得更具思考性，也是我们可能去开创的空间。

这是一组大师的封面。当一个国家处于现代化的递进过程中时，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过去，认识创造我们精神来源的那些人，构成了我们对过往中国的理解。

2016年，我们做了一期杂志叫“学会幸福”，开始探究心理学这个领域。我们关注的是一个阶层兴起背后的自我成长和心理，这背后，不是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如何克服抑郁症的话题，而是我们由向外扩张变成向内发现的转变。

2017年我们做了一期“中国人从哪来”的封面，后面还做了“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人类的创造力从哪来”等等，我们开始追问一些大的问题。去年和今年我们做了两期关于宋朝的封面，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是我们怎么来回望历史，怎么样重新定义历史。对于历史，我们之前回望到了民国和抗战，现在看的更远一点，到了宋朝，我们在探究对传统中国新的认识。后来我们把它变成了音频课，在我们的中读app上线，这又是一种新的尝试。

刘 怡

《三联生活周刊》特约主笔，原《战争史研究》丛书副主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政法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长期关注地理政治与安全冲突问题。近年来曾前往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沙特等国家做深度报道，出版有《武神与将军》等多种个人作品。

我在周刊负责的主要是国际问题和历史类话题的报道。尽管不同于大家对“新闻工作”的一般印象，比如社会类或者调查类的报道，但我觉得它们的基本特质是一致的。比如我们现在坐在SKP这么好的空间里做分享会，但是如果往前推10年，大望路这个地方的整个市井面貌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往前推50年、100年，反差更大。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好像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大众消费能力也提升了，所以我们会有一种直觉，觉得经济的总体繁荣是一种常态。但回过头去看，这一切仅仅是在不到30年实现的，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是很短的一个周期。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我们日常熟悉的生活，和历史变化的剧烈性、诡异性相比，实在太平面、也太肤浅了。但历史的流动又是从不休止的，今天的面貌是过去的变化积累和叠加的结果，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又在为明天生活的面貌积蓄可能性。而国际报道的意义，就在于突破面前静态的时空，去发现和捕捉那些变化要素。

如今，出国旅行是一个特别普通和频繁的事情。但是走马观花式的游玩只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旅行，很难深入了解当地的人和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社会。对我而言，做国际报道时我会比较注重“长时段”和“短时段”这两个不同的维度。“短时段”就是当下、或者最近5到10年这个地区的人在关心什么；“长时段”则要追溯当地的历史，在50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发生过什么。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延续效应，它的影响会一直延续到当下。所以仅仅用眼睛、用交谈去捕捉关于“短时段”的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阅读、思考以及对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的实地探访，把两个维度结合起来。

今天，我们基本都认同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上升至全球前二，综合国力以及世界影响力也有了惊人的提升。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影响力的增长主要还是一种政府行为，它跟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邦交关系的巩固、以及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总量的增加是交织在一起的。除此以外还有企业和商人自己去国外做生意。但普通中国人了解世界、认知世界的欲望和能力，特别是基于自己的兴趣和某种价值观，去和其他文明建立关联、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能力，其实还比较弱。

几个星期前有过一则新闻：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妻在塔吉克斯坦边境上，被当地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一群小青年杀害了。中国的互联网上对这则新闻有一些嘲讽，认为死者糊涂、不知好歹。但我在查阅了新闻背后的一些资料之后发现，这对夫妻都是美国政治学排名前三的名校乔治城大学的毕业生，男方还曾经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他们秉承着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观念，希望降低对物质生活的依赖，凭自己的本真去了解和接触世界，因此开始骑车环球旅行，最后却遭遇了不幸。

可能站在国人的角度，会觉得这两个人有点想入非非。我本人也不很认同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但在我看来，这种基于个人热情和特殊价值观，去探索外部世界、接触异质文明的活动，延续了从16世纪哥伦布时代以来无数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的道路，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超越基于政府行为的对外投资和援助，与你个人的智识兴趣结合起来。现在这种人在中国可能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我在从事的这份工作，包括我在最近三年所做的一些封面报道，例如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去到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报道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进入印度和阿富汗的贫民窟去和那里的居民交谈，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为周刊的读者提供一种基于个人智识和好奇心，而不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以国家行为作为依托的框架，去认识和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乃至最终去改变它。如果说大家在阅读过我的文章之后，能够对我们经历过的历史有一点回味，能够有更大的兴趣去思考我们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俞 力 莎

三联中读内容总监，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新知》杂志编辑。

我是在2010年正式进入三联的，2010年底爆发了“阿拉伯之春”，当时那几年，对于负责国际时政报道的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每周要告诉大家世界各地的动荡、不安以及事情演变到了什么阶段等等。2013年，我开始参与三联一本新杂志《新知》的编辑工作，讲到“新知”就不得不提到“知识”，关于知识，我列举三本杂志的封面。

2009年第39期“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做这个封面故事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实习生，当时我负责翻译了一篇阿兰·德波顿的文章《我的剑桥》，后来这个大学系列我们一直做到了2016年。当时人们还认为知识的获取，主要是发生在线下场景中，所以要追求“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2011年的这期封面，我写了一篇特别报道叫“开放教育与学习的革命”，时值互联网上各种开放教育运动活跃时期，最为知名的就是慕课的形式，就是将各种精英的大学课程放到网上，公开，甚至免费地向大家开放。后来“学习的革命”成为了2013年《新知》创刊的封面主题。

2017年《新知》休刊，它是纸刊在互联网时代生存的一个小案例，伴随着这样一个小插曲，我开始进入三联新媒体的新项目中读，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封面故事叫“知识付费时代——我们如何真知识”，今年2月份，我们做了一个三联中读的年卡，当时有近6万人购买了我们年卡，把我们的服务器一度挤到瘫痪，算是开年的第一场互联网的爆款。

“年卡”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有很多因为报刊零售终端的萎缩等问题，跟我们失联的读者如今通过这件事又重新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另外，在这群失联的用户中，其中很多用户属于没有受过互联网深度洗礼的，什么叫没有受过互联网深度洗礼呢？就是他是从公众号看到我们的活动，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进一步操作注册，于是我们技术人员通过社群去协助他们，其实如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是面向资深互联网用户，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传统的用户，培养他们去适应互联网产品等，之后，我们就有了今年第一款三联精品课“宋朝美学十讲”，从大家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这个选题非常受欢迎。与这档音频精品课一样，中读APP上的很多产品都是由《三联生活周刊》的自有资源转化而来。读者可以通过扫描杂志上的二维码来收听有关杂志封面故事的介绍，未来也可以通过中读APP来体验杂志的AR阅读。杂志和音频、视频由此有了紧密的联接与融合。这样的融合背后是杂志生产流程和生产关系的重组，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全新过程。

陈 赛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代表作：《关于人生，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童书》、《大学的精神：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我是在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三联的，最开始我在三联的状态很像《老友记》里的Joey，就是几乎听不懂大家在说的一些很高深的话题。后来我也一直在做很多跟知识相关的题目，我特别喜欢采访哲学家、作家或者科学家，总觉得和这些人对话会让我进入一种比较有知识的状态，当时年轻的我觉得，世界这么大这么让人恐惧，知识好像是一种武器，拥有了这个武器就知道怎么应对外界的问题了。

2013年我进入《新知》杂志，还记得老苗（苗炜）在发刊词中引用了希尔伯特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终将知道。可见事实证明读者对知识的兴趣并没那么大，因为《新知》做了大概2年多就慢慢消失了。我自己在这么多年对知识的报道和追求当中也越来越意识到追求知识的虚妄性，就是你不断去追逐，但是每一次追逐其实都是在暴露你自己的无知。

《新知》结束之后，我继续做之前在三联做的大学专题，但是做到最后发现这些大学越来越雷同，好像没有必要一所一所做下来，于是大学这个专栏也停掉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处于一种很迷惘的状态，开始怀疑记者这个行业。当时我有了孩子，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开始写一些童书的书评，我突然发现我过去做的那些浮光掠影的，蜻蜓点水的那些知识报道，好像突然能为我在如何认识小朋友的事情上能够提供很不一样的视角，鉴于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思考，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学会幸福这个封面，之后继续做了一系列跟心理相关的封面，基本都是关于人怎么走向成熟的话题，但是我对于心理学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对于心理学到底能在多大解决我们这些人，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所谓中产阶级心理，能够起到多大的帮助我是很怀疑的。

我对“幸福”这个词始终存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有点不大对劲。直到我们去录陈嘉映老师的课，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他跟我讲，他说幸福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人如果只是追求幸福的话，那人生其实是很庸俗的，因为幸福是一个很平庸的追求，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的时代，大家都只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们只是想过一点好日子。所以我们跟过去的，比如说古希腊的英雄，他提到赫克托尔、Achilles，他们追求的那种德性，那种英雄的，建功立业的，就是我们距离那个是非常遥远的。我们平民的美德是什么呢？平民的德性就是勤奋、善良。如果我们在今天的幸福追求里还有一点点德性追求的话，可能就是勤奋、善良。按他的说法就是比较平庸的一种追求。

过去我们大概做了十个题目，汇总成一个关于我希望探讨人生的基本问题，我能探讨的那些关于爱情、关于童年、关于人生的故事、关于情绪、关于自我的爱恋，反正这些我觉得都是人生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作为一个记者的价值就是从我自身的无知出发，只要我的无知和好奇心都是真诚的，我觉得通往这个答案的过程应该是有价值的。

杨 璐

2008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工作至今。一直写“杀人放火”的新闻，近两年关注重点在社会消费。

我是从428期纪念王小波的封面开始在三联实习的，最初做社会新闻的记者，大约做了十年的社会新闻记者，见证了中国很多大事的发生。之后，我开始做一些涉及美食、旅游或者其他和生活方式有关的内容。

三联每年最后一期的封面都是生活方式，起初我们的生活方式内容还是带有很多社会新闻的性质，但是2016年的时候，李大人（李鸿谷）提出我们已经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我们擅长的这些内容完全可以在各类微信公众号上免费阅读。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文章写得更有趣或者更详细。但实际上，阅读是有一定门槛的，大多数人对于阅读方面的识别水平都比较基础，文章的深入和详细程度可能并不会影响大多数读者对阅读的选择。那么我们更需要做的，就是提出一种态度，比如2017年提出的“物质审美”，讲的是与去年大家经常提到的“油腻”相反的生活方式。这本杂志是教大家如何活得体面，这个体面包括为人处事，也包括你给别人的一种状态，以及你对事情的看法。

有了这个转变之后，我们的社会新闻板块除了大家广泛关注的诸如杭州纵火案、汤兰兰案等焦点话题以外，加入了更多有关“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内容。因为这些恶性事件或焦点话题，我们的传播速度无法与微博微信这些互联网平台相比较，同时，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社会新闻板块上看到的，能有更多润物细无声但可以改变大家生活的内容。

那为什么这些选题也能算是社会新闻？我用马甲线举例，这是2015年的热点话题，包括像袁姗姗这样的女明星，因为练出了马甲线，她不用依靠任何的作品就可以翻红。这个事情的背后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马甲线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女人美的标志，那它为什么变成一个女性追求的东西？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随时自拍发到社交媒体，马甲线是一个女性注重身材管理，坚持健身的成果，代表着一种更优越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们开始尝试，关注一些在城市里面发生的，大家很关注的，或者大家都在讨论的热点事件，探究其背后的成因。

但是我也很担心，这些话题不具有热点新闻那样具有强烈的新闻属性，大家会关心吗？对于一种新上线的消费品，大家通常只需要关心自己要不要购买，很少有人会关心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流行。所以我把很多关于消费的内容放在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公众号上，比如瑞幸咖啡和连咖啡这些城市消费的热议产品，大家可以免费在公众号上看到这些文章，我们根据阅读量来判断大家对这类文章的反响如何。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文章的阅读量几乎每篇都过了10w+，所以大家对于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

这是我刚刚做过的一期封面，里面谈到了关于消费降级的问题，就是大家经常在朋友圈里转发的，这个令人恐慌的现象。比如你的消费水准本来是MUJI，但你现在买了便宜的网易严选，是不是就说明你生活得很惨了？我发现，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非常重要，如果你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就不会因为消费降级感到恐慌。当你明明可以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和无印良品质量相同的产品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如果不是相信自己的选择，而是陷入消费降级的恐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在三联做消费相关的内容，就是想帮助大家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大家不去跟着标签走，我认为这很重要。

现场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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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傻狍子、胖达

图片✎ 嘉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