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整个汶川都甜得嗡嗡作响 | 新匠人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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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培恒 摄影/李冰 (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从汶川县城出发，走半小时的盘山公路，就能到这个村。

这条路，张小伟已经来来回回走了32次，据他自己回忆，第一次来的时候，是4年前的一个早春。

这几年间，从黑龙江到广西，从江苏到新疆，为了搜集好蜂蜜，他一直与同事们马不停蹄地探寻那些如星辰般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养蜂人。

在汶川，他结识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蜂达人朱老师。

朱老师本名朱泽平，因为他曾在汶川雁门小学教书，大家都习惯叫他“朱老师”。

他的果园坐落在汶川著名的萝卜寨山脚，十亩地里种着车厘子、青脆李、红脆李，还有布朗李。果林树荫下，分布着近百个原木色的蜂箱。

“我小时候，家里要是养几只鸡，都算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的。但养蜂可以，主要是不显眼，还可以跑到山上没有人的地方去放，很隐蔽。”

“早上天蒙蒙亮，鸟还没叫，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时候，蜜蜂就已经唰唰唰往外飞了。真的，那个感觉是最好的。”

朱老师所养的蜜蜂是阿坝州土生土长的阿坝中蜂——中华土蜂的一种，而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蜜蜂，则多是西方传入的意蜂。

意蜂个头大，需要很大面积的单一蜜源进行采蜜，所以在中国有许多职业的蜂农，开着车队带着大批蜂箱追逐花期，从南到北，哪里的花期到了，就去哪里采蜜。

阿坝中蜂的习性则完全不一样，它们个头较小，往往固定在一个地区，随着四季的更迭采收花蜜，春天采完油菜花，采李子花，采樱桃花，进入5月后，果树都开过花了，阿坝中蜂就开始采漫山遍野的野山花。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很广阔，方圆两公里内都是它们采蜜的地方。

也正因此，阿坝中蜂的养殖者，很多都是像朱老师这样的非职业的养蜂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养蜂更多是爱好，也有的是出于习惯。

“以前我们这里很多人家里都会搞一两个蜂箱，平时稍微打理下，一年取两次蜜，啧啧，炒大肉太好吃了。”

张小伟收蜂蜜的标准极为严格，其中，蔗糖的检出量要求为零，因为有些职业养蜂人会为了高频率地取蜜，给蜜蜂喂白砂糖。

而朱老师的阿坝中蜂，一年只取两次蜜：6月和8月。如果当年蜜蜂的采蜜情况不理想，朱老师就不取蜜了，给蜜蜂留着过冬。

也正因为取蜜的次数少，蜂蜜在巢中有充分时间进行水分蒸发。朱老师的蜂蜜浓度能达到惊人的41.5波美度，这在纯天然蜂蜜中也是不多见的。

从蜜蜂社会结构的组成、习性，再到如何产出高质量的蜂蜜……提起蜜蜂，朱老师几乎无所不知，这得益于他多年来的自学与田野观察。久而久之，朱老师既是小学老师，也是汶川地区有名的养蜂老师。

来自通山村的刘兴志，便是这样与朱老师相识的。

1949年出生的老刘是张小伟这次拜访的第二位养蜂人，曾以务农为生的他，院子里也像其他村民一样，摆几个蜂箱。

当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他就和妻子一起离开自己生长的通山村，寻找合适的养蜂地。那些对我们来说山高水长的村落，在他眼里，都是受了污染的。

“田里药太多。”他说，“不适合我的蜜蜂。”

老刘坐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屋门台阶上，一条若隐若现的瀑布从遥远的山谷中垂流而下。

这片园子四周都被藤蔓植物围绕的高大篱笆围住，在长时间的自由生长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如果距离远了，甚至都很难看出这里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也怪不得老刘说，每年农历8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熊从山上下来偷吃蜂蜜。

老刘身上带着羌族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天性，乐呵呵的。不加掩饰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我们在这山里，就是靠天吃饭，没啥要求，也没啥愁的。”

因为还没到今年的取蜜期，老刘随手劈了几根细竹竿，邀请我们尝尝他去年取的蜜。纯白的蜜混合着自然的花香，入口有果实的酸甜味，竹竿挂下来的一小颗，就能让人甜甜地在嘴里砸吧好久。

因为这种淡然的养蜂理念，即使在植被茂密的天然环境下，老刘的阿坝中蜂们一年也只能产区区千斤蜂蜜。 

在张小伟看来，自己创办“等蜂来”，“不过是一个自然而然又有点理想主义的事情”。中国本身就有很好的蜂蜜产业基础，又有很多负责任的蜂农一直在默默生产好产品，然而，许多好的蜂蜜被收购后，却往往被掺入了果葡糖浆或者其他添加剂，久而久之，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难吃到好的蜂蜜。 

有人说，每一公斤蜜，都需要蜜蜂们经历100万次飞行，累计飞行45万公里。而事实上，每一滴好的蜂蜜背后，还有无数执着的养蜂人和爱蜂人，那些寻找与守望的时光，凝结出至纯的回味。

我们带着问题意识，进行开放式的拍摄，为新匠人画像，更试图在有限的时空中，以点带面地展现时代与命运的跌宕浮沉。

这一次的故事，将从一只蜜蜂开始。

一百万次飞行以后的甜蜜结晶

“等蜂来”将中国各地的养蜂人汇集

鼓励原生态的蜂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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