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不太服气 | 小巴问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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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经落下帷幕，小巴看了不少新闻，发现有两个点大家尤其关注。

第一个点是：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时，许多人表示很惊讶，因为他们的理论看上去并没有特别创新之处。

果真如此？小巴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先来说说保罗·罗默

他可以说是诺贝尔奖“万年陪跑者”，此前就有很多人预料他会得诺奖，甚至他所在大学曾经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前几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结果出了乌龙，他很不愉快。以至于今年他多次未接获奖通知的电话，以为那是耍人的，接到后则又惊又喜。

说到他的理论，当前最为主流的增长理论认为，贫穷国家会在短时间内追上富裕国家。但罗默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他认为，知识、技术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以，他提出的建议包括：政府要积极奖励科技创新，多发放研发补贴，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因为知识是无价的，不具备排他性，不必经历边际收益递减。

▷再说说威廉·诺德豪斯

学过经济学课程的同学应该记得他，他与萨缪尔森合著了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

当前，全球都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气候变暖，最主要的原因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为此，诺德豪斯给气候变化算了笔经济帐，他将“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一外部因素放进经济体系内，形成了新的循环：经济活动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改变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再影响经济活动，还提出了“二氧化碳征税政策”。采用这个方法之后，以后大家就不会随随便便排放二氧化碳了，毕竟谁都不想多交钱。

本届诺贝尔奖第二个引发热议的点是：日本人再次获奖，这已经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获得的第18个诺贝尔奖了，平均1年1个。要知道，2001年日本提出“未来50年要拿30个诺奖”时，还被狠狠嘲讽，而如今，居然已经实现了过半。

想想中国至今依然未能获得经济学诺奖，小巴伤感地查了查数据发现：2016年度日本的政企总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为3.42％，在中国，这一数据在2016年为2.11%，2017年增至2.12%。

这么说来，经费投入的差别不算太大，那么日本频获诺奖的秘诀在哪里？中国的欠缺在哪儿？这次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启发？我们来看看大头的观点。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经济学诺奖颁给罗默和诺德豪斯 

 是经济学停滞的信号 

罗默最有价值的是他对数学滥用的批评。但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常识，不如奥地利学派说得清楚，而且有两大问题：

▷第一，罗默说知识的边际报酬递增，但这在企业家发挥能动作用的前提下才成立，他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家精神这一变量。

▷第二，缺乏对市场本质的基本认知，比如外部性问题。这个问题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都涉及了，一位是环境的外部性，另一位是知识的外部性。但他们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需要消除“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差值”，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借口。

除此之外，他们把简单的思想复杂化，用数学的复杂程度来衡量经济学水平高低；为了模型化，把更重要的，但不能数量化的因素排除了，这都是误区。

当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过多关注技术而忽视了制度，以权威刊物的“发表”来论英雄，缺乏对思想本身的判断，反而成了经济学倒退的信号。评委也都是在这个主流框架下被训练出来的，他们的视野早已受限制，直接导致评奖机制失灵，无法评选出对人类有真正贡献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界对社会的进步，也没了推动作用，甚至成了阻碍，这很遗憾。不少高校经济学院的教授没有追求真理，而是表面假装做科研，暗地里靠权力做生意，从中获资助。他们的产品并无太大价值，所谓高端期刊上的论文，最大的作用就是“排名”，给人一种“高水平”的感觉，犹如皇帝的新装。

另外，从获奖的国家来看，基本上以发达国家居多。这是因为在西方自由社会中，科研人员有尊严、受尊重，能不受干扰地长期投入自己热爱的研究工作，而科研成果恰是长期投入的结果。

这也是日本近些年频频获奖的原因，它早已经决心向西方学习一切，包括自由的经济体制。诺奖作为创造力的体现，是自由经济的产物。另外，日本经济已经达到西方水准，经济发展对前沿的理论产生需求，当这种需求得到科研部门的响应时，就容易产生前沿的成果。

总体而言，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系需要一场革命。国有化的经济学知识生产与教育体系是低效的，也是不公正的。它与权力高度结合，容易沦为权力的工具，不能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它利用权力垄断话语，是知识市场的敌人。市场化，私有化也必须在这一领域开启。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学术研究容易变成争夺资源的游戏 

 投入的经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刀刃上 

近年来，日本本土科学家获得诺奖，可以用“井喷”来形容。根据日本做法，我国近年来也通过增加科研经费以及推出人才计划的方式，大力发展科学研究。

然而，具体分析科研经费的使用，以及人才计划的操作，我国却和日本很不一样。在日本各个大学的研究经费中，基础研究一般都占主要部分，约为55%，所以日本大学的基础研究都有保障。

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仅为5.3%。基础研究是那些不可能马上见到经济效益的研究，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比重少，意味着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应用研究，急于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导致科研人员的研究急功近利，难以潜心的做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研究。

另外，针对日本科学家频频获诺贝尔奖，日本社会没有沾沾自喜，反而理性地分析，这都是上个世纪的成果，是那时日本重视科研投入，给科学家创造好的科研环境取得的。

在我国科技界却存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缺乏批评质疑的科学精神，只取得一点点科研成就，就大肆宣传。这在各类人才计划中，表现十分突出。

在我国，申请课题、入选计划，需要经过审批，不论是研究人员本人，还是其所在机构，都把入选计划、申请到课题作为最大成就，也就是说，只要申请到课题、入选计划就已功成名就。这导致学术研究变为争夺资源的游戏，各种人才计划导致学术头衔、帽子满天飞。“重视立项、入围计划，而轻视学术研究”，其结果是，投入的经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刀刃上。

这是因为学术研究受到太多非学术的行政、利益因素干扰的结果，不是根据学术标准、原则来评价学者的能力与贡献，配置学术资源。很多国人就把获奖作为一种身份，似乎获奖之后，获奖者就高人一等。而在美国大学，诺奖获得者得到的特殊待遇，不过就是一个免费车位而已。

要改变我国学术评价中存在的利益化问题，需要推进学术评价改革，要摆脱非学术的利益因素影响，要坚持推进学术同行评价，并引入国际专业评价。

董洁林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

 诺贝尔奖并不能保证获奖者是正确的 

 特别是经济学奖 

罗默教授从1986年开始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俗地说，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越多、主意就越多，于是经济就发展了”。

罗默“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关键优点是可以定性地解释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人均收入和科技成就同步快速增长的现象，于是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大量验证工作纷纷发表，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还有很多人提出了对该模型的修正。

虽然学界挺热闹，但罗默教授的模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如果用科学思维来考虑一个理论的价值，一看其解释历史的能力，二看其预测未来的能力。当然，到目前为止，任何经济学理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都很有限，如果能较好地解释历史就不错了。

于是，我和几位同事在2014年和2015年也加入了求解人类历史经济增长之谜的学术游戏。在2015年底，我们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技术和人口如何互动？基于1万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试图用数据实证罗默等教授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科技与人口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研究表明，罗默教授的理论在长历史时期并不对。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基于对科技创新史的大量研究，我认为试图用一个简单的决定性方程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与科技、人口及其他很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因此，我不得不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2018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错误的理论。然而，这对其他相关学者和学术界来说并非坏事，人们仍然有机会构建更好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由此再度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盘和林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跨学科、跨门类融合是趋势 

 统筹多方面发展是本质保证 

首先，观察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将多个新概念进行跨学科、跨门类融合是趋势。

传统的经济学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变得越来越包容、丰富，福利经济学、博弈论、行为金融学等，都已成为经济学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个交叉学科之间的“化学反应”也让经济学获得了更为深远的发展。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指引：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传统的经济学思想，需要将多个关联方面统筹分析，顶层设计。

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从今年这两位获奖者中获得经验与借鉴。

诺德豪斯将经济系统、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里，这与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对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改革，重塑生态系统也有重要作用。

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重工业消耗大量煤炭、石油资源，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粉尘，我国多个城市存在热岛效应，可以通过尝试性地引入“碳排放税”来促进节能减排；同时，应更理性地看待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诺德豪斯和托宾曾将资源利用成本因素从GDP中扣除，发现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及原增长速度的一半，数据触目惊心。我们也可借鉴这样一种评判GDP增长的模式，剥离资源因素，真正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罗默发现了特殊的知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从侧面表明了各国经济增长率不一致的原因。

这一理论对我国当前打造科技创新型社会，塑造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大力投资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该影响不会受到劳动力规模和生产工艺的限制。

本篇作者 | 李梦清 | 应诗琪 | 当值编辑 | 郑媛眉

责编 | 郑媛眉 | 主编 | 魏丹荑 | 图片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