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武主席忆述在广西大学读书的青春岁月

国之重器   教育为本

——写在广西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

陈武

今年是广西大学建校90周年，又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回首过往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在改革开放大幕徐徐拉开的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使我有幸成 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已经走向社会、恢复高考后得以进入大学殿堂的幸运儿，亲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 走过了青年、壮年的人生历程。我们的大学时光，因与国家命运和时代转折紧密相连，而越发让人激荡满怀、感慨万千！大学之于我、之于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生旅途中留下了特别的记忆，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由于恢复高考，我才有了就读广西大学的机会。“文革”十年，是一段风雨如晦的岁月，广大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备受凌辱和打压。最基本的读书学习已是一种奢望，读中专、上大学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学数理化，照样闯天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能当好革命接班人”等奇谈谬论影响很大，读书无用论盛行，给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百业待兴。1977年8月，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果断决策，拍板恢复了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这个伟大决策，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青年人的命运、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的全局，也为以后拨乱反正、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和改革开放打下了人才基础。

1977年10月，中央通过各大媒体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忽如一夜春风来”，这个特大喜讯犹如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了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广大青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得知消息后，我和其他考生一样兴奋激动，跃跃欲试，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高考机会。只是时间太紧迫、太仓促了，从十月底获知消息到十二月考试，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当时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已经五年多，课本上的许多知识早已生疏遗忘，情急之下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高中课本，凭着记忆一切从头开始自学复习。那段时间我正在基层工厂参加“三分之一”工作队，白天工作很忙，只能晚上复习功课，钻研手中仅有的几本教材。

高考后不久，我收到了广西最高学府——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着录取通知书，我感到莫大的惊喜和深深的满足。也许今天广大学子考上广西大学并不觉得如何了不起，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却不是这样：首先，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和很多人一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对考试结果并没有过高期望；同时，由于复习得很不到位，一些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试题也没有答出来。特别记得考数学时，试卷刚发下来，我迅速浏览了一遍题目，发现最后一个20分大题考的是数列，而这个知识点在课本的最后一个章节，由于复习时间紧迫我恰恰没有复习这个内容，答题时只能完全放弃。况且，当年全国共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是27万多人，录取比例为1/29。其中广西有45万多考生，最后只有不到7000人被录取，那是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啊！而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能被广西的最高学府录取，怎能不惊喜、不满足？

大学，一直是我心中最神圣的知识殿堂。到学校报到那天，怀着对大学的美好憧憬和期待，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围着校园足足看了两圈，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觉得神秘而又无限向往。40年前的广西大学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高楼，却风采非凡：大门前伫立着的欧式立柱，像挺拔的金刚一样，让每一个路过的人心生敬仰；仿欧式风格的礼堂和掩映在树木间的红色教学楼，在瓦蓝的天空下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坐落于校园中央三层楼高的图书馆在当时已是较大的建筑，站在楼前让人顿觉知识的宏阔博大和科学的浩瀚无垠。就这样，我在广西大学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学到了专业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获得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了一批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的指导，结识了一大批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同学，度过了一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乐年华。

在大学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老师的谆谆教诲和切切勉励。老师们勤勉的教学风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崇高的敬业精神，让我由衷钦佩，他们授课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的专业是哲学，辩证唯物论是这个专业的重点课程，也是我大学期间最感兴趣、学得最好、考试成绩最高的课程。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历史唯物论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年学完这门课程考试结束后，恰好在广西大学召开一个教学研讨会， 一批外省大学的老师到广西大学考察交流，想了解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1977、1978级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情况。当时的任课老师——我国著名法学家曹子丹教授，把我的考试试卷拿出来作为样板给那些老师阅改点评。他们一致认为1977、1978级学生，不仅在学习上刻苦用功，而且因为许多人都有工作和上山下乡的实践经历，能够很好地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去理解掌握辩证唯物论。几年后，曹教授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但我对他的教诲一直感怀于心。现在回想起来，辩证唯物论对强化辩证思维，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自己从中受益匪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哲学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我清楚地记得，老师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把那些思维严谨、苦涩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讲述得深入浅出、津津有味，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了学好这门课，当时我还认真选读了《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大学毕业后，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工作，由于工作岗位需要和个人兴趣，一直没有中断对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学习和钻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机会到四川大学进修了一年国民经济管理。1990年至1991年，我又被派往联邦德国进修宏观经济管理，回国后还撰写出版了《走向市场——联邦德国经济与宏观调控政策》 一书。回溯几十年来从事经济工作的经历，大学时期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对我的启蒙和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

大学时期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对于每一位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年广西大学中文系、哲学系（中文系与哲学系原是同一个系， 后来分开）的老师，个个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就拿教授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的老师来说，讲授古典文学的秦似教授，是语言学大家王力先生的儿子，家学渊源，才华横溢；讲授古汉语的黄葵教授，是王力先生的学生，还和自己的老师王力先生一起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讲座，其卓越风姿让人至今难忘。当时才50多岁的张军夫老师，国学知识十分渊博，敢于实事求是地为我们讲授孔孟之道，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课，见解独到，角度新颖，让人深受启发。张老师精彩讲解人生治学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旷世才情和人生感悟。系主任黎之焕教授不但学贯中西、教学技艺精湛，而且经常教导我们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1981年夏天，他亲自带领全班同学深入农村开展了近一个月的社会调查。那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正在蓬勃兴起，同学们通过“三同”收集整理了大量真实情况和资料。大家还围绕农业生产经营、包产到户、村级组织建设、“五保户”、自留地、文化教育等问题撰写调查报告，最后汇总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充分肯定。正是得益于这些满腹经纶的老师们的传道授业，我才逐渐领悟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文化精神作为修身修为的人生信条。如今，走出大学校门已经36 年了，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都各展其才、各有所成，对社会、对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实现了人生理想和价值。树高不离根、饮水当思源，大家能够有今天的成绩，首先应当感恩自己的老师，感恩自己的母校。

当年的大学生来自四面八方，阅历不同，年龄各异，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对知识的渴望。经历过“文革”的浩劫，大家深知眼下的学习机会难能可贵。每个人都抱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信条，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恨不得博览群书，终其究竟，登上巅峰，一览众山小。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的这句名言是那个年代大学生们的最好注脚。那时学习可以称得上“5+2”“白+黑”，学校图书馆和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占座位”是每天校园生活必不可少的环节。当时校舍比较简陋短缺，宿舍是七八个人一间，系里专用教室只有一个，白天课后和晚上去哪里学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宿舍不仅拥挤而且容易相互干扰。因此每天课后饭余，大家都匆匆拿起书包、书本去占座位，如果去得晚了，是肯定没有位置的。

那时候系里、班里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学习、研究氛围非常浓厚。大家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胸怀家国天下、心系民族复兴，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 每个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那时宿舍里没有订报纸，我们就到外面公共橱窗栏里仔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978年，全国开始了真理问题大讨论，我们也积极参与其中。最难忘的，就是我们班创办的墙报《觅》，把同学们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发表在墙报上，以此展现对知识的思考和社会的探索，很受同学们欢迎。我也曾在墙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内容是读《马克思的女儿们》一书的感悟。马克思二女儿劳拉和她的丈夫保尔·拉法格的传奇革命人生让我十分感慨。劳拉是马克思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助手，她的丈夫保尔·拉法格是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和法国工人党的创建者。他们夫妻二人坚定地认为，人活在世上必须为社会做贡献，精力旺盛一天，就要努力工作一天，如果年迈体弱不能继续工作，就应主动结束生命，不给社会和他人增加负担。1911年11月25日，即将70周岁的拉法格和66岁的劳拉践行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在巴黎近郊的寓所里注射药剂辞别人世。劳拉夫妇这种极端做法虽然不值得推崇，但他们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高尚人格，以及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却让人感动和敬佩。记得那时每个月墙报更新的日子，总能吸引一大批各个系不同专业的同学前来围观，成了广西大学一道亮丽风景。

紧张忙碌的校园生活虽然清苦但也苦中有乐、充满激情。学习之余，同学们最热爱的活动就是体育锻炼，这一方面可以增强体魄、磨炼意志、健康心身，同时也培养了大家拼搏奋进、团结协作的精神。

1981年日本东京女排世界杯赛期间，每到午饭或晚饭时间，大家都想方设法找到电视机或是广播，捧着饭碗收看收听比赛现场直播。当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消息传出来，校园上下一片沸腾，女排姑娘们的顽强拼搏和为国争光精神激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学校里掀起了一股排球热和体育锻炼热潮。学校每年还定期举办全校运动会，我们系的比赛成绩总能名列前茅。每当公布比赛名次的时候，我作为系学生会体育部长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最初那两年，由于物资供应匮乏，伙食水平比较低，“磨罐头”成了我们改善生活的必备技能。每到放假前或者过节日的时候，学校都会争取来一批牛肉罐头分发给大家。第一次领到罐头时同学们都很高兴，准备好好品尝一顿，但兴奋之余却犯愁了，根本没有开罐头的工具。不知是谁发明的办法，在楼梯、操场的水泥地上把罐头磨破，再把铁皮撬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晚餐时整栋楼都是磨铁皮的“唰唰”声，距离很远都能听得到，这也成为当时校园生活的一个特殊景象。后来才知道，这些罐头都是自卫反击战军需后备物资。

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只是人生中一个不长的片段，但却是我们人生中最纯粹、最激情飞扬的一段岁月，也是塑造品格、完善自我的时期。离开校园后，大家虽然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随着时间推移，越发感到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大学时期打下的知识基础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越发感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对理想的追求不能迷失、对知识的渴望不能消退、对学习的热情不能衰减。

广西大学是广西办学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人文底蕴深厚的高等学府，1928年10月在梧州蝴蝶山创办成立，首任校长是教育界与蔡元培并称“北蔡南马”的我国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民主革命家马君武博士。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大学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就读，李四光、陈望道、陈寅恪、王力等一批知名学者在这里任教，一时间名家荟萃、大师云集，学校很快跻身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行列， 成为当时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综合性大学。1944 年，日军迫近桂林，学校为躲避战火数易校址，几经周折后在贵州榕江县恢复上课。全校师生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勠力同心，坚持民主治校、严谨治学、高效治事、刻苦求学，形成了积极上进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吟诵了一段学校历史上艰难曲折却自强奋发的壮美弦歌。1952年，应时任校长、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先生的请求，毛泽东主席为广西大学亲笔题写了校名。但不久之后，中央政府就对全国高校实施了院系大调整，当时已经进入全国名校之列的广西大学，各院系陆续被并入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中南矿冶学院、武汉水利学院、江西农学院等19所大学，而广西大学自身则不复存在，学校发展进入了一段空白时期。

1956年，韦国清同志回到广西担任主要领导，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广西应该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此后，他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反映重建广西大学的请求。1957年底在北京开会期间，韦国清同志当面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反映广西的意见。之后，他又到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总理表示：广西应该办一所大学，但待商量后再作正式决定。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他再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重建广西大学的请求，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在韦国清同志的不懈努力下，1958年国务院批准广西大学恢复重建。当年10月2日，学校迎来重建后第一次开学，停办5 年的广西大学得以重新建立起来，毛主席题写的校名终于挂在了学校大门上。此后十年间，韦国清同志一直亲自兼任校长，为学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广西大学的建设发展从此逐步走上了快车道。回想这段历史，我更加深感老一辈革命家的眼光之远大。他们在当年中国百废待举、各行各业都急需发展的情况下，坚持以教育为先，首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问题，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建校90年来，广西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秉承马君武先生倡导的“复兴中华、发达广西”的办学理念和“勤、恳、朴、诚”的校训，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在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培养了包括院士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素质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近百年来广西办学兴教、启智图强的生动写照和真实缩影。

教育乃国之重器，知识乃人之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随着时代进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现代化广西，没有人才不行，没有教育不行，没有高等教育更不行。强桂必先强教，富民必先启智。现在的广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条件办成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党中央、国务院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的战略需要出发，作出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部署。自治区党委、政府积极落实中央决策，结合广西大学自身实际，制定出台了《广西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广西大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为学校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冲锋号。学校2017年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年初又成为教育部与自治区“部区合建”高校，标志着学校继“211工程”“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后，进入以“双一流”建设和“部区合建”为引领的发展新阶段。我们应紧紧抓住国家重点支持中西部省区高等教育建设的有利时机，举全区之力加快把广西大学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学科和国内同级同类一流大学。广西大学也应当主动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和重大使命，突出重点、彰显特色，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当好广西高校改革发展的排头兵、科学研究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排头兵、高端人才培养成长的排头兵，争取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栋梁之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9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已是垂垂老矣， 但对一所大学，却正值当年。我坚信，承载着全区各族人民的殷切期待和美好梦想，广西大学一定能够不忘初心、乘势而上、阔步前行， 在建校百年之时建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重塑历史上的辉煌，为推动国家富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作为广西大学的毕业生，将永远为母校发展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