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罗德学者后，还要做调查新闻么？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717 篇文章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最近一段时间，换成别人采访我了。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发问的感觉。于是我问自己：成为罗德学者之后，我为什么仍然要做调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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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罗德学者终审面试之后，在从上海回到北京的火车上，我突然收到曾经的采访对象发来的一条短信，“你们报道了又能怎样，结果还是不会改变”。顿时，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向我袭来。

他是互联网家装平台的受害业主，两个月前，因为实习工作的原因，我跟他聊过关于装修网站携款“跑路”的事情。

当时他刚刚贷款买下一套房子，在线上找到了一个家装公司。正当他满心欢喜地签了合同、付了装修款，准备入住新房的时候，却再也没有见过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除了需要面对互联网家装平台质量不过关、工期严重拖延、公司集体跑路等问题，最让他苦恼的是无处维权、无力发声、无人诉苦。

▲  Photo by Sam McGhee on Unsplash.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通常会营造相对轻松的氛围，以平等的姿态去跟我的采访对象交流，而非把采访提纲一股脑得发给他们。我并不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训练，但我会聊天、会倾听、会感受。

大多数采访对象，尤其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一般都会在采访的最后再拉着我多聊会儿天。

• 北京五环边上的卖菜大叔给我展示过他那住在农村土坯房的老父亲的照片，也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他靠养猪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的故事；

• 曾经欠下百万负债的赌徒跟我分享过他可爱的女儿的趣事，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过他成功戒掉赌瘾的励志故事；

• 区块链领域的技术从业者直言他对记者的不信任，也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过他对“教育改变命运”的见解。

我始终相信，作为群居物种的人类是需求个体之间的深入交流的，通过倾听和聊天的方式，去拉近个体之间的距离。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无法亲身经历每一种人生，但是通过对话，我们可以了解、感知其他的生命。

作为新闻人，采访是职责，但采访并非一问一答，而是两个灵魂之间的碰撞。

• 走进另一个个体的生命，感知他的感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 将有价值的信息、有意思的故事、有情感的思想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看见，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 更进一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帮助到其他人、解决一些问题，那我便更没有理由不去做了。

两年前，在《北大青年》报社，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调查报道。调查的内容是学校学生寝室楼墙壁和天花板渗水事件，原本设想是一个平常的学生生活问题，随着采访的推进，问题却牵扯出宿舍管理中心、房管部、动力中心等多个部门。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虽遭遇过学校部门的推诿和拒绝采访，但正是在不断的斡旋和沟通中，我们逐渐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并最终使得学校正面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记得有次采访结束临走的时候，楼长阿姨对我说：“我替同学们谢谢你，把问题尽快解决。”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新闻作为第四权力，履行其监督职责时的力量。那一刻，我便下定决心，我要做调查新闻。

▲  Photo by The Roaming Platypu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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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拥有“新闻理想”，大约始于十年前中国电视行业登峰造极的时期。

回想过去，我的兴趣或多或少有所转变，从对电视媒体主持人口播的痴迷，到对将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技术融合传媒产业的期待，再到对调查新闻所涉及的挖掘、采访、分析、调查、撰稿的坚定，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媒体领域。

当今天的我穿越“时光隧道”回看小时候的我，便会赫然发现，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爱好 — 读报纸和杂志。这也确实是受了我姥姥的影响。

我的姥姥算得上是他们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从我记事起，姥姥的书桌上永远都会堆着一摞报纸，每周更新。

▲  Photo by brotiN biswaS on Pexels.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经常去姥姥的房间拿报纸看，刚开始只看彩色的版面和故事性的报道，后来它们已经无法满足我的“胃口”了。

我便从头到尾每个版面 — 无论是严肃的时政话题，还是轻松的娱乐新闻；无论是面向大众的《中国电视报》，还是面向老年人的《老年文摘报》 — 都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逐渐的，每周一和周四成为我最期待的日子，因为这两天有邮递员来送报纸。

再后来，随着姥姥年纪的增大，她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一些报纸也逐渐停刊，家里就很少有报纸了，属于纸媒的时代落下帷幕，但是读报的习惯我却保留了下来。

在我的中学时代，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似乎并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倒还不如几本杂志。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永远有看不完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Vista看天下》、《第一财经周刊》、《壹读》（虽然有的已经停刊）……

我尤其喜欢深度报道和人物特稿。随着记者的脚步，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将自己代入到受访者所处的情景和情境之中，想象自己就是受访人，先试图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再一层一层将自己剥离出来，然后从旁观者的角度理解事件的发生过程，别有一番风味。

▲  Photo by freestocks.org on Unsplash.

深度报道和人物特稿从来都不是浅尝辄止，通常是从小角度切入，撕开一个口子，再一点一点挖下去，慢慢地将全画面铺展开来。这个过程像是寻宝探秘，也像是侦探破案。

阅读时产生的代入感，便是同理心。同理心对于记者而言，尤其重要。

高中时一个机缘巧合，我开始了自己的模联（模拟联合国）生涯，有机会站在更宏大的视野下认识未知的世界、思考难民的问题、感知战争的残酷。

我的第一次模联会议题是关于中东局势的，之后在北大会（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的议题也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东，这是一个政治碰撞、军事摩擦、文化冲突不断的地带。

我的同理心让我真正在意其他人的生活境遇，在乎其他人的情感，同时，有一个强大的驱动力敦促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的想法很简单，把这一个个故事记录下来，把背后的逻辑和问题调查清楚，讲述给更多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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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种，演讲是一种，写报道是另一种。我都喜欢。

2014 年的最后一天，我站在高中的领操台上，代表班级发表国旗下演讲，题目叫做《拒绝沉默》。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翻出了四年前的演讲稿，虽然当时的文笔略显生涩，但其中有些段落在现在看来依旧感触颇深：

时至今日，我依然抱有对记者这份职业的敬畏。新闻人的使命在于去伪存真，依赖于自由讨论的空间。

▲  Photo by Kayla Velasquez on Unsplash.

2018 年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奖获得者 Stephanie McCrummen 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她曾言，作为记者的职责是去伪求真，而不是成为社会活动家。我深以为然。

在众多纷繁复杂的信息和数据中检索出有价值的部分，在零散的片段中寻找蛛丝马迹拼凑出完整的故事线，基于海量又琐碎的事实窥探背后的真相，这便是调查记者的工作。

每当我提及新闻理想时，总会被问道如下问题：“新闻业已经快死了，为什么还要读新闻学院？在新闻式微的时代，新闻人应当如何自救？”

曾经我以为这些问题根本无需回答。原因很简单，权力需要监督，真相需要调查，人们需要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社会需要持续进步的推动力。

成为罗德学者之后，我被身边的好友问到一个新的问题：“已经可以去牛津念书了，难道你还要做调查记者吗？”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不得不承认，被罗德奖学金所认可于我而言是值得庆祝的。但在欢喜之余，我同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感。

当我承载的不只是个人的得失和喜好时，当我有机会享有更多优质的资源时，我就必须肩负起公共责任，坚定、自信地践行那份新闻理想。

过去的四个月，与罗德奖学金的相遇、相识、相知宛若一场奇妙的约会。

写个人陈述时，重新回顾过去二十年的成长历程；准备面试时，重新认识自己、探索自己、突破舒适区；与评委和前辈们交流讨论时，分享我的故事、见解和信念。

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自己在最终面试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在发光的，我能真切地感知到自己真正热爱一件事情并为之努力付出时所激发出的巨大能量。

罗德学者熟知一句话：

在我看来，罗德学者所关注的不只是自己的前途发展和个人利益，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包含了对社会的关怀和体察。

在申请伊始，正是罗德奖学金“致力于为世界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未来领导者”的信条吸引了我。在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看来，任何一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都不应该不去尝试申请罗德学者。不要给自己放弃的理由！

回到最初的问题，成为罗德学者之后，我为什么仍然要做调查新闻？

既然大家都在哀叹调查新闻的衰败，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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