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两会休会日赶回去上课，网红校长曝光大学“水课”成因

3月初，在给本科生上完课后，武汉大学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窦贤康才匆匆收拾行李，赶往京城，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小组讨论，与其他代表交流沟通，接受媒体采访，窦贤康的两会日常安排得满满当当。

武汉大学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窦贤康。

今年53岁的窦贤康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过十一年多副校长，2017年底，他接棒李晓红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作为“网红校长”，窦贤康面对媒体有关武大的“双一流”建设，学术监督，樱花季是否要收门票等问题时对答如流。

他曾认为，大学之美，不仅在于山水和建筑相得益彰，还在于科学和人文完美融合，更在于内在和外在有机统一。这也是他接棒武汉大学校长后着力的方向。

去年，李克强总理邀请科教文卫工作者参加座谈会，窦贤康也受邀参会。他建议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要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加大对中西部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支持力度，而这些意见也相继呈现在去年的政府工作中。

窦贤康很“接地气”，接受南都专访时，都是有问必答、直言不讳。

谈到他在武汉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经验，窦贤康坦言：虽然大多高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率比较高，但具体到上基础课的比例还比较低。“基础课恰恰是最关键的，它奠定了学生的学术基础，让学生受益终身。”窦贤康建议，教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应成为高校评价体系的一项指标。

政府工作报告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由度

南都：在你看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的部分有何亮点？

窦贤康：亮点有两个。一个是职业教育，里面花了不小篇幅去讲职业教育，强调了职业教育要直接面向市场。另一个亮点是提出增加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活动的自由度。比如提到了经费包干制，提高间接费用的比例，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的积极性等。过去在科研研究中，由于项目经费管理存在某种程度的僵化，常常阻碍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这个问题近年逐渐被重视，去年的院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中央也多次发文推动这项改革。

南都：此前科研监管机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对此今年有什么新提法？

窦贤康：过去科研活动中经费分类很多，有设备费、差旅费等，不能打通使用。此外，项目的申请到开始执行有一个过程，这其中设备的价格是会变动的，科研人员开始申请的经费并不能随着设备价格变化而追加。所以现在提出包干制，把自由权交给科研人员，让他们在额度范围内自由地使用经费，这就能更好地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另一个变化是，过去仪器设备采购，很多时候是集中采购，但又存在不同单位采购标准不同的问题，这样一来，集中统一采购会降低效率。现在这些限制都在不断放宽，各单位有了采购自主权。

去年参加总理座谈会提的建议被采纳了

南都：去年全国两会前你曾受邀参加总理座谈会，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

窦贤康：每年全国两会前，总理都会召开几场座谈会，请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意见。我去年参加的是科教文卫那一场座谈会，在发言中我提出，要高度重视发挥人才的作用。因为中国要变成科技强国，要靠科技来转换动能，这其中人才是关键因素。

我还提出，希望加大对中西部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支持。在我看来，对于西部地区的教育保护，如果为了留住人才，采取禁止从西部“抢人”的措施，这种做法虽说本意是保护，但效果往往不好，反而导致很多人才不敢去西部了，因此比较好的措施政策是对西部教育适当倾斜，比如提高教师的待遇，提升他们的工作环境等，才能够吸引更多新的人才加入西部教育建设。这两方面也是社会各界关注度比较高、反应比较多的，最后也都被采纳了。

南都：当时准备了多久？发言稿是提前写好的吗？

窦贤康：当时认真列了发言提纲，准备了好几天。但我们不会照稿念，这不是大学老师的习惯。

南都：两会前参加总理座谈会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与在全国两会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这两种感觉有何不同？

窦贤康：两会前参加总理座谈会，心情是很激动的，同时压力也比较大。因为总理时间很宝贵，我希望有一个高质量的发言，希望我提的意见里稍微有点价值，能对政府工作改进有所帮助，这也是作为人大代表最想做的事。

其实不管是两会前的总理座谈会还是两会期间的审议报告，都是这样的心情。大家都希望自己把基层工作里发现的一些问题，给中央或者政府提供些建议，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这是代表们的共同心声。

打造一流本科要调动教授到一线教学中去

南都：建设一流本科这两年被提至新高度，如何看待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淘汰“水课”，打造“金课”的举措？

窦贤康：陈宝生部长在去年的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本科建设要“以本为本”，对大学生要“增负”，我很赞成。

客观来说，本科教学一直是个问题，为什么出现“水课”现象？根本原因是教学一线的优质教师太少，“水”老师上“水课”，所以要打造“金课”，关键是要不断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有了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再考虑如何把这些高水平的老师比如杰出青年学者，海外人才吸引到本科教学中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些优秀老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很高，但是给学生上基础课的比例很低。

南都：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窦贤康：目前来说，大多高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率比较高，院士、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都不低，武大就超过了90%。但是教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的比例就比较低。

比如说微积分物理的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基础课程，教授上课率很低，这是全国普遍现象，但这部分恰恰是最关键的，因为基础课奠基了学生的学术基础，让学生受益终身。

南都：为什么基础课上课率不高？

窦贤康：因为基础课学时较多，上课比较规律，这就可能给教授们带来一些困难。现在的大学教授都有很多科研活动，可能需要经常请假，所以让他上规律的长课时的基础课，他会觉得困难。

南都：为什么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成为了一个“问题”？

窦贤康：中国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认为主要还是有几个因素，首先是科研人员要开很多无关教学和科研的会，平时还要不断去申请项目，外界干扰因素太多，时间被挤压；同时科研资源竞争比较激烈，科研人员的压力比较大。此外，教授如果不到一线教学，被惩罚的成本比较低，这可能降低了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的积极性。

南都：你目前负责本科生什么课程？授课会影响你的科研活动吗？

窦贤康：我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现在也在给本科生上热学课，一周三小时，周三上课，我一定是会备课的。去年人代会期间，趁休会那天我也请了假回去上课。

对我自己而言，并不觉得授课影响到我的科研活动。反而觉得和学生多接触，对人生有很多好处，自己都觉得年轻了，所以我也不理解：教授有什么理由不爱给本科生上课？

我一直觉得，压倒性的因素还是很多老师没有“人民教师给学生上课天经地义”的意识，再加上对不上课的也缺乏惩罚机制，这才导致这样的局面。

南都：你认为教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有必要上升为一个评价指标吗？

窦贤康：我觉得将来应该成为一个考核的内容。大学一流教授在教学方面投入的精力，应该被视为最核心的、关键的衡量标准。

武大去年也有有尝试开展新生研讨课，请一流的大师来给他们上课，我们请了潘建伟院士去上了课，我认为学生还是要接触大师。

南都：武汉大学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措施？

窦贤康：武大是采取经济措施，一边激励、一边惩罚，一方面是教学补贴投入了2000多万，激励老师去上课，另外是明确岗位津贴里的一部分要根据给本科生上课情况来发放，不上课就真扣钱，去年我们一个老师扣掉的津贴就有好几万。所以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才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要一线教学中去。

但这需要全国形成一个同样的氛围，作为教师，给学生上课是天职。学校一定要引导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同时做一些技术上的安排，保证这些老师既有进行学术活动的空间，也有给本科生上课的空间，比如安排灵活的课时等等，但最关键的还是要树立教师们给学生上课的意识。

武大要建设一流高校

只会留下一流水准的人才

南都：我们关注到，去年实行了3+3聘任制，淘汰率达到90%以上？

窦贤康：武汉大学每年退休教师是100人，如果正常维持教学秩序，每年补充100位教师就可以。近年来我们为了促进学校更好地发展，实际上补充的比退休人员要多。

聘期制就是我们引进人才的方式之一。“3+3聘任制”中有不少是博士后寻求留校任教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流高校的博士后也很少留在学校任教，我们为了高质量地补充人才，对聘任制设计了相对一定的门槛，去年我们从40多人当中录取了6个人留校任教。对于没有留下的，他们可以继续聘期，以更好的成果成绩来争去学校的固定教职，或者到其他学校、企业、政府机关去寻求适合的岗位。

这也是想要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武大要建立一流高校就是要留下一流水准的优秀青年老师，激发年轻人进一步努力工作的动力。

南都：近年教育部提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您怎么看？

窦贤康：我认为这是好的，但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克服“五唯”不是说就不看，还是要辩证看待。

有一些人才是文章不多、头衔不多，但是科研成果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这样的人也很多。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指标体系。

武大今年也提倡加强柔性考核，由学校搭建平台搞学术交流，我们将一年开两次学术交流会，把学校各类人才集中起来一起汇报科研、教学工作，同场竞技、交流，也可以做一些柔性的考核。

以前我在科大也试验过，很多老师看了别人的汇报，心服口服地知道自己差距在哪里。这样的学术交流会，既有利于学科间的交流发展，也可以从中选拔出真正高水平的人才。

必须杜绝学术造假行为

增强规范“进口”和“出口”

南都：翟天临学术造假曝出后，这一问题也备受各界关注。

窦贤康：客观地说，因为招生指标不断扩大，量多了，质量就会分布不均，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中国是个讲人情的社会，学校入口门槛低之后还出现了“关系户”。不仅是“入口”，有些高校“出口”的门槛也很低，一些人学术不端，却能轻而易举的毕业。

学术造假事件最深刻的教训，还是中国高校要增强对入口关和出口关的把关能力，设想如果一个人白纸黑字的论文都能作假，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作假？这是教育真正的底线。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对于“进口”和“出口”进一步增强规范性，进一步堵塞漏洞，另外，在中间培养环节还要增强对导师指导研究质量的把关。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采写：南方报业全媒体记者、南方都市报记者 程姝雯 唐孜孜 蒋小天 李玲

摄影：南方报业全媒体记者、南方都市报记者 黎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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