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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柱:审计部门对民营股东追根式问责是一种歧视

作者:中国企业家杂志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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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

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认为,所谓营商环境创新就是建立公平的创新生态体系,厚植公平的创新沃土,让政府和各种市场主体在同一负面清单下和同一监管底线之上中性互动、默契配合、相得益彰。


来源丨新浪财经

头图来源丨视觉中国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于3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出席并以“建立市场竞争中立需要四个顶层创新”为题发表演讲。

 

今年两会,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营、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这是国家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竞争中性原则。在景柱看来,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党的理论、国家法制、所有制理论和营商环境四个顶层创新。


景柱认为,第一,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党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直在逐步提升,实际上也是市场竞争中性原则的逐步体现.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资本的国家属性和民族属性都是一致的,最终都是奉献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如果不从根本上给予民营企业认可,民营企业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发展,一旦发展预期悲观,必然造成大量民资外移、外迁,因此解决民营企业的根本问题就是需要党的理论创新,为民营企业发展设计终极路线,让民营企业与社会主义道路共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与共,从根本上稳定发展预,并将市场竞争中性作为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原则。


“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之计,很有必要把‘民营企业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一精辟论断写入党章,从而让中国民营企业心无旁鹜,在新时代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立新功”,景柱表示。


第二,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国家法治创新。“当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长期无法打破,重要原因是在于国家法治创新落后于国家发展需要,国家法统和民族道统未能高度统一”,他说到。


景柱举例称,一是民营企业的法体长期得不到证明。《公司法》规定公司分为股份有限和责任有限两种法体形式,但长期以来的主流说法将民营企业、非公企业等单列另类而不按法体分类,带有明显的所有制色彩。当前推进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就是让各种所有制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竞争中性原则。因此建议各种所有制按行业、规模、特色等分类。


二是现行刑法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刑法任务、犯罪概念入罪界限、量刑等方面存在着厚公薄私的规定,比如国有资产流失沿用刑法,必是追责抓人,而民营资产流失用民法,往往归于企业管理问题,甚至于以企业稳定社会为理由息事宁人,又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有资产,构成挪用公款罪,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如果侵占的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仅构成挪用资金罪,法定最高刑是十年有期徒刑,如此等等。


三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当家人虽然都被称为企业家,但是政治地位相差悬殊。民营企业家是商人,转型后还是商人,体现的是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国有企业家是企业高管,转型后可以是政府高官,体现的是体制性、政治性、官方性。


四是审计部门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审计常常延伸到民营股东,刻意对民营股东追根式问责,显微式体检,让人细思极恐,毛骨悚然。


综上所述,建立市场竞争中性原则,要消除所有制歧视,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优化偏好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的法治性障碍,使民企和国企获得平等的法统保障。


第三,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所有制理论创新,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常是冲突的。


景柱表示,2006年国家权威部门下文要求国有企业在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股,在九大产业保持较强控制,因此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和2010年公布的非公经济新36条并未全面得到落地。原因如下:一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形成了分包关系;二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已经形成了上下游关系;三是国企与民企已经形成了体制内外关系;四是国企与民企目前形成了主从关系。“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的管理常常是先决定了经理层,公司后召开董事会配合任免执行”。


“以上四个方面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不是简单混改能解决的,建议少数确实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回归国营企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其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之所有企业应该回归现代企业制度,在同一负面清单下和监管底线之上全面参与市场竞争”,他表示。


第四,建立市场竞争中性需要营商环境创新,景柱认为,所谓竞争中性通俗的讲就是让所有的商业主体在经营活动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


此外,景柱认为,政府要深化“放管服”综合改革,全面推行负面管理清单,彻底贯彻统一的底线监管原则,将法定非禁区和监管底线之上的广阔空间留给市场主体,所谓无为而治就是政府有为不管,有为就是多服务、多关心,不为就是不管就是对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负面清单和监管底线后少干预、少垄断。同时政府对已经看准的东西,必须开负面、设底线、多服务的有为,对看不准的东西边创新、边观察、边试点的不管。


“所谓营商环境创新就是建立公平的创新生态体系,厚植公平的创新沃土,让政府和各种市场主体在同一负面清单下和同一监管底线之上中性互动、默契配合、相得益彰”,景柱说。


。END 。

制作:肖丽  图编:王家乐  审校:高欢欢


2019年4月13-14日,全球木兰论坛暨2019(第十一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将在北京召开,董明珠、何巧女、陈春花、王潮歌、管清友等上百位大咖出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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