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成本优势后，企业如何把经营成本降下来 | 每天听见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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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历时18天的全国两会正式落幕。

今年的两会是有史以来用时最长的，代表们共提交了325件议案、7100多件建议，也成为了议题量最多的一届。

对企业家而言，如何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成了今年最受关注的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企业的传统成本优势几乎殆尽，人力、土地与原材料等资源成本随之提高，降低成本显得尤为重要。

北大教授周其仁曾指出，在中国办企业，企业家将面临体制成本，即制度运营的成本。如何降低这种成本，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步入世界前列，不能简单归因于劳动力优势。因为没改革开放之前，劳动力更便宜，但那个时候就没有发生中国奇迹，现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也没有转变成竞争力。中国之所以能崛起，一个真正的秘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且大规模地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成本。

比如，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如果没有包产到户，农民便不可能解放出来；如果劳动力没有从农田中解放，便没有后来的乡镇企业。有了企业，产能提高了，便推动了流通渠道的改革。当国内市场被打通后，我们便要加入WTO。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 ，从此打开了世界市场，原有的制度障碍才被打破。

所以，一层接一层的生产力开放，都是“体制之门”一扇扇被打开的过程。

今天，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体制成本。虽然已经有一部分“体制之门”被踢破，但仍有一些“门”还顽固地存在着。所以，我们依然要有改革的勇气，努力降低体制成本。

周其仁教授算过一笔账：根据公开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2年，我国的劳动成本与GDP增长基本吻合，但税收和中国企业的赋税，均超过GDP增速的两倍左右。所以，降低体制成本最重要的是如何系统化减税。

其次，制度成本也会体现在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上。

比如，这些年旅游业蓬勃发展，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景观投资如火如荼。但是根据现行政策，城市居民不得在郊区和农村购买农民宅基地上的物业。因此，这些投资会遇到制度上的障碍。

除此之外，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的平均增长水平都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但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成果，却无法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国营高校体制、民营企业和风险投资三者之间存在极其繁琐的制度性壁垒。壁垒如未能及时拆除，科研成果将很难转化为科技生产力。

因此，周其仁教授指出，我们不单要考虑生产成本、交易成本，还要考虑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成本。当下，中国体制成本仍然存在非常大的下降空间。所以，体制成本的改革决定经济的发展，也决定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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