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三不知」的真相

文章来源： 克念｜近代史论语（ID: history-lunyu）

一年半前想写一篇张宗昌的小传。其实这个想法是从研究他的朋友兼谋士杨度而延伸出来的。但后来因缘如流，转身去写了《三十岁之前的冯玉祥》，竟然将张宗昌给彻底遗忘。

幸好，刚才翻检箧笥，发现尚有残稿六千余字。先刊发出来吧，以飨读者。

1.

民国期间，有两位地方实力派长久地被世人嘲笑，时至今日，还有他们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流传。其中一位是北洋时期的张宗昌，另一位是国府时期的韩复榘。

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的地盘都是山东，也就是说，他们都执掌过齐鲁大地的军民二政。两位军阀中的“丑角”都出自山东，可能并非巧合。古人说，齐人机巧善变，鲁人知书识礼，而突然来了两位主政的“军爷”，可能齐人会笑话其粗鲁愚蠢，鲁人会质疑其粗鄙无文。

其实，张韩两人虽然同样残暴霸道，腐恶兼备，但行事风格大相径庭。韩复榘为人深刻细密，好行小惠，而张宗昌却是豪爽大度，气魄非凡。简而言之，那就是前者聪明过头，后者散漫无脑。为了强化这种印象，如今坊间，通常是传说张宗昌有“三不知”，那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小老婆。

当然，任何传言都有很大的夸张成分。然而，按照常理都会令人不可思议：凡称霸一方的军事实力派，智商情商都臻一流，否则在这个位子上他也撑不住。最多就是对某方面漫不关心而已。既如此，又怎么糊涂到自己有多少兵员、多少财产、多少姬妾都搞不明白呢？再多的数字，也有一份账单吧？

这根问题要分两层解释：一，事实究竟如何？二，事实为何会如此？

先说第一层。张宗昌确实有“三不知”的恶评，但细究二十年代的报章，准确而言，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一不知军额之多寡，二不知姬妾之若干，三不知顾问之总数。”注意，除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小老婆”是对的，其他两项都不符合。

“军额”并非兵员，而是自己部队的编制总额。“不知军额之多寡”，意思是，张宗昌不能确定自己队伍的总规模。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其实，这是北洋后期军事实力派的常态。一名地方军头要扩张势力，首先要扩张军力，而扩张军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延揽各地军事人才，尤其是请毕业于外国军校的军官来练兵带兵，并自己开办军校，训练基层军官，使之成为嫡系；二是开门招降，无论是游兵散勇还是山头上的土匪，只要前来投效并检验合格，一律给予官位、名义、编制、械弹、军饷。

而张宗昌为人浮滥，说好听点，是侠骨柔情。但凡只要有武装力量前来磕头说好话，他立即给予收编，不管其人是官是匪，是官者之前隶属何人，是匪者之前有什么恶行；抑或这些军人究竟有什么战斗力。啥都不管，只要肯来磕个头，拉到篮里都是菜。

所以，张宗昌搞不清自己的军额究竟有多少了——每天都有新的队伍前来投效，而每次投效他都会接纳，那自然无法明确兵员定额了。

张宗昌对于文人也是如此。他非常尊重传统文化，对文人也保持着高度的敬意。因此，某文人只要愿意屈膝，他也愿意立即聘请其为顾问、参议等等闲职，支付高薪。因此，张氏对于自己衙门里究竟有多少师爷，诚然是一片茫然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张氏昏聩。事实上，无论是杨度这种曾混迹最高层的策士，还是薛大可这种能够得到袁世凯青睐的传媒人，都是张宗昌的好朋友。

上述“二不知”的逻辑发展，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小老婆有多少了。张氏固然荒淫，但并不无耻。“不知姬妾之若干”，并非说他到处强抢民女啥的，反而是夸奖其重情重义。

张氏原本就是由民工头目而为民团头目，进而为职业军头，自然不拘细行，有时候会流连于花街柳巷。他检阅过的勾栏女子，只要宛转相求，张氏立即为她们赎身脱籍，并纳为小妾。由于这些纳妾并非在计划之中，而且张宗昌辗转各地，家属多有流散，因此时间长了，自己真会搞不清究竟讨了多少小老婆。

以上的“三不知”，看似讽刺，实为赞扬。张宗昌豪侠雄心，情义满怀的形象，也就流传了开来。

至于后来怎么会多了个“不知道钱有多少”的说法，已经不可考。揆诸常理，张宗昌这种性格，并不是钱多得不知具体数字，而是视钱财如粪土，左进右出，根本不在乎开销用度。

当时的著名记者，曾经受到袁世凯青睐的薛大可办了份《黄报》，据说非常成功，所谓“日出一报，针砭政治，臧否人物，笔尖所到，有丝丝入扣之妙，读者与林白水之《社会日刊》等量齐观”。但是薛大可好赌，而且豪赌，往往入不敷出。他曾经说过，“吾之博有别于寻常之博，人以博敛财，吾以博遣兴。谓之文明之博固可，谓之高尚之博无不可”。

一旦输钱，就会找张宗昌求援。如此往复，张宗昌就说，你也不要老是跑来跑去这么麻烦了，我这里有三十万元公债票，折现的话也有二十多万。这些钱一次性给你，赌博也好，办报也好，反正今后别来找我了。

有了这二十几万——要知道，当时人的平均月薪才二十几元——薛大可着实挥霍了好一阵子。但也不过用了一年，也就消耗殆尽了。

他们之所以如此奢侈无度，用的都是民脂民膏。张宗昌做了一年山东督军，就用掉整整二百万之多，要知道，民初中央财政收入也不过二千万。这些钱花销出去，表面上成就了张宗昌豪情满怀、善待宾客的美名，而其中蕴含着多少齐鲁人民的血泪，又有谁知道呢？

无论是钱多兵多小老婆多，多得自己不知道，还是因为广交豪杰，搞得自己不清楚有多少部下和幕僚，张宗昌和其他所有北洋系的地方军头一样，看似豪爽可爱，雄起壮阔，终究是颟顸残暴，荒唐无耻。

2.

张宗昌此人，以豪侠豪阔豪情而著称，且礼贤下士，从善如流，诚然有汉高祖刘邦之风。然而其倏起倏灭，富贵不久者，还是因为没有坚定的信念及长远的眼光。

张宗昌是山东莱州人，长得高大魁梧，膂力雄健。因为家贫无所依，他少年时就闯关东，下矿井，整天暗无天日的劳作，倒是激发其他日益燃烧的雄心。其后，他过境去了俄国，在海参崴一圈讨生活，不仅学会了俄语，还练就了好枪法，而且还有一大帮弟兄跟着他混饭吃。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他已经是东北的中俄边境上一个小有名气的民团头目了。武昌首义后，张宗昌敏锐地感到，自己回国投军而骤然富贵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弟兄，渡海到烟台，投靠革命党任命的山东都督胡瑛，遂被后者介绍给沪军都督陈其美。

张宗昌来上海后，陈其美是信任他的，立即任命他为北伐军团长，渡江北上，意在克复徐州。

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爆发，张宗昌作为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其任务就是在徐州一线抵御北洋军的进攻。然而，他投降了冯国璋，被改编进冯部的军官教育团。所谓“军官教育团”，就是安置编余军官的冷衙门。张宗昌正在琢磨如何讨得上峰冯国璋的欢心呢，机会来了。

1915年11月10日，潜伏于法租界的革命党领袖陈其美派遣两名杀手，光天化日之下诛杀袁世凯政权的上海镇守使、海军中将郑汝成于外白渡桥。袁世凯得知消息，极为震怒。他原本对陈其美还想收买，如今下决心必杀，任务就交予督理江苏军务的将军冯国璋。

冯氏手下正好有个对陈其美为人性格和行为方式都十分了解的人，张宗昌。自投降过来后，张不得信任，在军官教育团做监理，实质上是赋闲。接到这个暗杀任务，不仅有了一大笔丰厚的经费，也有了获得冯国璋信任的通道。张宗昌立志要干净利落地完成此事。

他做到了。

他所动员的人马，无非是之前曾经追随过陈其美，但后来又逐渐疏远的帮会分子。他们买通陈身边的革命党人做内线，骗陈其美说有一笔生意可谈，只要签约就有大笔佣金。长期苦于反袁经费不足的陈氏听说后喜出望外，加之消息来自内部同志，不疑有他。

1916年5月18日，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等着客户来签约的陈其美刚刚坐定，就见到几个人鱼贯而入，突然掏出手枪射击。陈其美头部中弹，当场殉难。

开枪杀死陈其美的凶手，除一人在逃走时被陈的同志击毙外，其余都没抓住。后经巡捕房努力，逮捕幕后策划者一，门口把风者一，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此案遂告结束。

张宗昌因此事得了冯国璋的信任，成了他的高级军事幕僚。清末民国时期，力竭兵败而投降对手的军人很多，但反身谋杀旧主的，真是闻所未闻。因此他在北洋系军人中臭了名声，冯氏死后，极少有人愿意和他交往。也就是说，冯国璋之后，没有哪位北洋系大老愿意将其纳入门墙。其后投靠张作霖，后者也仅以客卿待之，给了个宪兵营长的名义。

张宗昌在陈其美手下，由团长做到师长，再投降冯国璋而赋闲，是为一起一落；其因组织暗杀陈其美成功而被冯氏信任乃跻身其亲信行列，冯氏死后由旅长升师长，又因战败而落职，只能只身出走关外，是为二起二落。在张作霖手下，他从营长一步步做起，由旅长而军长，后任山东督军和安国军副总司令，直到1928年被国民党北伐军逼得先是退出山东，又是扔掉大部队只身出海，逃往日本。这是三起三落。

张宗昌的政治生命如此坎坷，起因全在于其刺杀旧主陈其美。这使得后来没有大老能够信任他，仅有利用价值而已，一旦他有什么小挫败，即当作弃子，没有谁会来真心实意挽留或挽救他一把。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对峙于九门口长城。张宗昌以奉系第一军副军长之尊，亲率一旅骑兵由小道突入滦州，先奉军入关。正在此时冯玉祥倒戈，直系陷入混乱，张宗昌率部进入唐山，京津震动。第一军军长李景林因此功被任命为直隶督军，其军长遗缺由张宗昌继任。

当时的江苏浙江为直系地盘，张宗昌的战略任务就是攻克这中国最为富庶的两个省份。所幸他并没有花上太多代价——防卫江苏门户徐州的直系守将，是他的老朋友陈调元。他俩都是冯国璋的亲信，且在江苏将军府中曾义结金兰。现在张宗昌大军压境，陈调元原因让开徐州，让奉军南下。

张宗昌很轻易地占领了南京、苏州和上海。正当他准备整军攻击浙江的时候，该省督军孙传芳立即跑来上海，卑辞厚币求和，并提出要同张宗昌结拜弟兄。张氏也就放弃了进攻浙江的计划。

由于张宗昌一军之力，张作霖不仅占据直隶、山东，而且还得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江苏和安徽。张宗昌功劳这么大，被理所当然地任命为其家乡山东的督军兼省长，其个人的功名和声誉达到人生顶点。

然而，他毕竟因轻信而遗留下个隐忧：孙传芳。如今奉系势力已经占据苏皖，浙江要么俯首称臣，要么起兵反抗。孙传芳选择了后者。他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要策动那位之前倒戈的陈调元再次倒戈。

陈调元投降奉系后，一直被他们轻视，心里早就积攒了大半年的怒火。1925年秋，浙江督军孙传芳起兵反奉，陈调元立即响应，奉系溃败，退出苏皖。于是，孙传芳任江苏督军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地盘和权势比前清的两江总督还大；陈调元任安徽督军，驻节蚌埠。

民国十二年（1923）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浙闽苏皖赣五省。他的威势，也只有山东督军张宗昌能够遏制了。张宗昌果然做到了。若不是他，孙传芳怕是要打到北京城了。

3.

因为在1915年组织暗杀老领导陈其美，张宗昌从此在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方面一直让北洋系的大老们很警惕。他之所以还有后来的地位，完全是硬碰硬靠自己的军功拼出来的。

1925年秋，浙江督军孙传芳起兵反抗盘踞苏皖的奉系军头。由于有江苏军务帮办（相当于前清的提督）陈调元作内应，孙军势如破竹，一下子攻占了南京。张作霖反应很快，马上任命山东督军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其部下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出兵迎击孙军。

民国时期的官名，非常绕口和奇特。但是一个“办”，就有好多名目：督办、总办、会办、帮办，等等。

民初，“办”是个很重要的字眼。袁世凯对于国政事务，也以“办共和”称之。“办”上面加“督”，可见这个官衔的地位重要。1918年，段祺瑞就是“督办”，负责参与一次大战的“参战督办”。

后来，“督办”有点泛滥，但也相当于前清的总督巡抚。“善后督办”是个非常有意味的临时职务，相当于“这个地方目前不太平，敌我力量混杂；如果你把它打下来，你就是一把手”。

张宗昌的大将施从滨一马当先，津浦线的安徽段，同孙军的大将谢鸿勋相遇。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两方面都损失惨重。因此孙传芳非常罕见地杀害了被俘的敌方将领施从滨，以解心头之恨。而且他还不是枪决，用的是砍头这种古老又血腥的极刑，连全尸都不给留下。

——此役十年后孙传芳被刺杀，杀手正是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

张宗昌当然无力南下，孙传芳也是不敢北进一步。直系大军停在了苏鲁边界，戒备着鲁军报仇雪恨。

张宗昌混迹军界二十年，杀过别人，也被别人追杀过，然要论失败，从未有同孙传芳这场固镇之战来得那么惨。而且，孙传芳还曾是他手下败将，若不是其曲意奉承，自己可能已经将其赶出浙江了，哪还有现在这么嚣张？张宗昌将其视为奇耻大辱，立志一定要复仇。

孙传芳自然也知道两个张——张作霖和张宗昌——都在枕戈待旦，等待报仇的机会，他“五省联帅”做得也不安心。

1926年夏，广州的国民党军开始北伐。最初，孙传芳以为，同属直系的吴佩孚一定能够抵挡住南军进攻。此时的南军固然已经“党化”，甚至在北洋系眼中已经“赤化”，但是，在北军眼中，这无非是持续了十来年的西南系“叛乱”故技：湖南地方实力派试图驱除本省的北方势力，于是到粤桂请兵。南北军要么在湖南，要么在江西打一场，南军败退，然后双方和谈。这十年，不都是这样的吗？

然而，北伐军势如破竹，没多久就攻陷了武汉。连自比“关岳”的吴佩孚都不是对手。按照一般的军事战略，党军一旦占领武汉，便会沿着长江顺流而下，逐次攻陷名城。接下来必然是江西的九江、安徽的安庆、江苏的南京，最后略定苏州、上海、杭州。

孙传芳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赣苏皖浙都是这位“五省联帅”的地盘。而且，最可怕的是，目前属于奉系的张宗昌就在徐州以北虎视眈眈，随时形成同党军形成夹击之势。

— 不会吧，难道张作霖不是号称自己“反赤”的吗，怎么可能同党军联手呢？

— 奉张完全可能同广州联盟，因为原本张作霖就是孙文的盟友。

1922年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权势滔天，奉系军事力量退向关外，皖系政治势力退出中央。而此时孙文也被陈炯明逐出广东，找不到革命方向。于是，孙段张三者联合起来，形成了“反直三角联盟”。孙文的儿子孙科，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段祺瑞的师爷徐树铮，就一直是这密谋的会谈三方。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大将冯玉祥猝然发回军北京发动政变，乃推翻总统曹锟，就是“三角联盟”的运作结果。

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担心，面对着北伐军的咄咄逼人，孙传芳只能应战。1926年秋，他自己督师九江，另谢鸿勋、陈调元、卢香亭从左中右三方进击。

没想到，孙军中最骁勇善战的谢鸿勋踢到了铁板。他一年前在固镇把张宗昌的大将施从滨打得落花流水，并生俘施从滨，张宗昌最引以为骄傲的“白俄铁甲军”也全军覆灭。而现在，他遇到的是正如朝阳冉冉升起的国民党新桂系军团。谢鸿勋力战身死。

陈调元又是老花招：倒戈。具体来说，第一次张宗昌打齐燮元的时候，他是“让路”；第二次孙传芳打奉军的时候，他是“倒戈”，而这次北伐军打孙传芳，他是“中立”。其实已经暗中投向了国民党。

就这样，孙传芳东征惨败，带着卢香亭回到南京。此时，国民党军也攻陷了福建。他这个“五省联帅”，现在只剩下苏皖浙三省名义上还能控制，而真正有把握的，也只有江苏一地了。所以，他必须去张作霖面前俯首称臣。

孙传芳是这样说服张作霖的：“咱们吃面粉的，一定要帮助吃面粉的。哪有吃面粉的甘愿受到吃大米的欺负的？”孙传芳开了一记“地图炮”，以南北矛盾来刺激张作霖的神经。据说，听完这话，张作霖顿时脸色一变，表示一定会抛却旧怨，从此同孙传芳永结同心云云。

这也把张作霖想得太简单了。此时，原直隶督军李景林已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任总司令，李任副总司令。若孙传芳要求支援，张作霖就会派遣这支军队南下江苏，而让孙去江西打头阵。这样，奉系能够不费一兵一卒，而重新回到津浦路沿线，乃至控制苏皖。

当然，这个计划有个前提，张宗昌首先要放下旧怨，宽容孙传芳。

——但是，张宗昌并不准备如此。他宁可投降国民党，也要杀了孙传芳为施从滨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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