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的压力能否顶住？——人口与就业系列之三（海通宏观姜超、陈兴）

就业的压力能否顶住？

——人口与就业系列之三

（海通宏观姜超、陈兴）

19年开年我们发布了就业系列首篇报告《找工作变难了么？》，提示就业压力正在显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全年工作的安排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在凸显解决就业问题重要性的同时，也不禁引发市场对于就业环境变化的担忧。因此，本报告对就业的长期和短期态势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1.  就业目标千万，遭遇经济减速

1.1就业目标不减，年年千万起步

就业目标千万起步，压力不止今年独有。19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就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而其实我国的就业压力并不仅仅体现在今年，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每一年都要强调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比如18年首次将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预期目标，并强调设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可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17年更是指出当年就业压力加大，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从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目标上来看，14年以来每年都要面临1000万人以上的就业任务。

1.2失业率并非高企，压力缘何出现？

失业率水平并不突出，全球排名中等偏下。横向比较来看，其实我国的失业率水平在国际上并不突出，基本上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对18年全球各国失业率水平的估算，18年我国失业率稳定在4.4%，低于G7国家平均的4.5%、全球平均的5%和高收入国家平均的5.3%，仅略高于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IMF的统计结果也与此类似，可以说我国在国际上并不是一个高失业率的国家。 

既然如此，为何我国每年的就业压力还会比较大呢？

适龄劳动人口超世界五分之一。一方面，这取决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测算，18年全球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接近57亿人，而我国就有接近12亿人，占比超过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约是第二名印度的1.2倍，这意味着潜在需要解决就业的空间不小。

劳动参与率偏高，推升总量压力。当然，适龄劳动人口并不会全部进入劳动市场，劳动参与率就是反映潜在劳动力向实际劳动力转化情况的指标。而另一方面，我国就业压力的持续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劳动参与率偏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18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水平68.7%，高过全球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高过G7国家8.5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第二的印度，其劳动参与率仅有51.9%，比我国低了不止15个百分点。

庞大的适龄劳动人口基数叠加全球偏高的劳动参与率，推升了我国的劳动力总量，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失业率水平即便是微小波动，也对应着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就业规模的压力因此年年不减。

1.3遭遇经济减速，唯恐雪上加霜

短期遭遇经济减速，稳就业重走刺激老路？由于此前去杠杆收紧融资、中美贸易争端频发使得我国工业经济出现明显减速。18年4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6.4%，创下09年2季度以来新低，而19年1-2月工业经济仍在探底，5.3%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水平也创下92年以来月度增速新低。已然不低的总量压力，加之遭遇经济减速，使就业环境受到不小的冲击，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3%，创自17年有月度数据以来的次高点。市场不禁担心，如果就业压力短期难以缓解，甚至加速上升，会不会令我们重蹈举债放水、刺激地产的覆辙？

长期增速中枢下移，失业潮恐难逃脱？更进一步地，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然步入尾声，潜在增速下行逐渐成为各界共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可避免。参考国际上的成功转型经验，中速增长期，经济增长中枢均较高速增长期减半，因此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枢或在5%左右。那么，我国长期经济增速中枢下移的转型过程，又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失业潮，从而加剧经济波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2.  短期：目标完成不难，年内压力缓解

年内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就业目标能否达成？失业率会否持续高企？我们不妨从宏观经济和中观行业两个层面对短期的就业环境作以分析。

完成目标不难，新增就业无忧。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承载力大幅上升，因此全年就业目标的完成并非难事。08年之前，我国每单位GDP增速吸纳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约在80-90万人左右，而18年这一数值已突破200万人。所以，即便假定19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速目标区间的下限），按照18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比例，仍可以带动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超过1100万人的年内就业目标。

我们在就业系列的开篇报告中已简要提及就业压力上升的行业线索，在此我们结合19年以来就业形势的变化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

工业拖累就业，服务业相对稳健。从中观行业层面来看，智联招聘基于大数据样本构建的CIER指数及其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行业就业短期变化的可能。CIER指数越高，意味着求职竞争压力越小，就业环境也相对良好。18年末分行业的数据（剔除了农林牧渔和综合类行业）显示，当前就业环境转差主要来自于工业行业的拖累，而服务业行业的就业状况虽也有所趋弱，但具备韧性，为就业提供了一定的缓冲。

智联招聘数据表明，大类行业内部就业分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结合细分行业就业变化情况来看，我们发现，中美贸易争端、去产能和去杠杆是18年就业状况转差的三条主要线索。

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去产能政策趋严是工业行业就业的两大主要冲击。在18年末工业行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速上，降幅靠前的五大行业，一方面，是受去产能影响较深的采掘冶炼业，这也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缩减相印证；而另一方面，则是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的出口行业（加工制造中的原料加工）以及“中国制造2025”中的高科技行业（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硬件）。

贸易争端态势缓和。而18年末至19年初，中美两国贸易争端的态势似有缓和，中美两国高层近期进行了多轮互访谈判，18年9月起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目前也并未提高，智联招聘数据同样显示，进出口贸易行业的招聘需求增速见底企稳，预示着争端所带来的就业影响有望逐渐消退。

化解产能政府可控。去产能政策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产能过剩行业占据大量劳动力本身，就是对日渐稀缺人力资本的浪费，因此这一转变符合我国经济长期的发展方向，从旧产能所释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将被日益壮大的新动能所吸收。由于去产能政策为政府主导，因而政策所带来的就业冲击，本身也在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况且目前去产能已步入尾声，政府也安排了对于人员分流安置的奖补资金，预计短期阵痛并不会持续过久。

服务行业就业则主要受到金融和IT两大行业的拖累。IT互联网各子行业就业景气度在18年末普遍下降，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18年四季度IT各行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速降幅大都在10%以上，甚至网络游戏和电子商务行业招聘需求下滑超过了20%。而金融行业的分化则特别明显，银行业的雇佣需求仍较强劲，同比增速超过了25%，非银行业的岗位招聘需求依然负增，降幅均在15%以上。

18年去杠杆监管趋严，资本市场持续低迷。

非银金融行业岗位需求的下滑，主要受到去杠杆政策的影响。一方面，资管新规发布、监管政策趋严使得非标通道等业务大幅萎缩，表外融资持续收紧，信托等子行业发展陷入低迷；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融资收缩带来内部增长压力上升令资本市场表现不佳，基金证券等投资类行业首当其冲。

而互联网行业发展依赖创投等股权融资，由于资本市场低迷影响了创投基金退出时的投资回报，因此其募资金额出现大幅下降，影响了互联网行业的经营扩张，以至于出现不小的就业压力。

19年去杠杆转向稳杠杆，资本市场现回暖。

但19年以来不利因素出现了积极变化：融资环境上，当前的货币和债务增速已和经济增速大致相当，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含义下，M2和社融增速无需再大幅下降，意味着我国经济将从去杠杆转入稳杠杆阶段。资本市场表现上，受益于减税政策、贸易争端缓和以及去杠杆步入尾声，资本市场也较去年底出现了明显回暖，特别是新板块设置等制度改革，给创投行业也带来了极大的利好，因此，非银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就业环境料将逐渐好转。

总结来看，贸易争端缓和、杠杆由去转稳将带动出口、非银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就业状况好转，而去产能政策也已近尾声，且对就业的冲击相对可控，因此，年内就业压力预计将有所缓解，失业率持续走高的概率不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轮经济冲击对地产、建筑、银行等行业就业影响相对有限，因而重走举债放水、刺激地产的老路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或许也并无帮助。

3.  长期：服务行业吸纳就业，增速换挡并无危机

既然短期冲击对就业的影响预计有限，那么，更长视角下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中枢的下行，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失业潮呢？我们认为，这种担忧或许也并无必要。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萎缩。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的放缓，劳动人口增速也出现了显著的下行，18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仅0.3%，较我国总人口增速还低了0.1个百分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人口结构逐渐呈现老龄化特征，作为劳动人口中坚力量的15至64岁人口数量及占比双双见顶回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放缓极大地缓解就业的总量压力。

其次，劳动参与率逐渐降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目前处于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这一收入水平国家平均劳动参与率要高于高收入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向高收入国家逐渐靠拢，劳动参与率水平预计也将逐步下降；纵向比较来看，每五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中枢呈现阶梯式下行，16-17年虽然低位企稳，但由于我国目前劳动参与率在全球来看依然偏高，因此其后仍然存在着下行空间。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将进一步减缓我国新增就业压力。

再次，增速换挡并不必然引发就业危机。从日韩两国增速换挡的成功经验来看，在经济增速中枢下移的过程中，整体来看，失业率远比经济增速稳定，其中枢抬升幅度不高，不会引发长期大规模失业。如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从10%以上降至5%左右，但平均失业率仅从1%升至2%；韩国1998年以后GDP增速从10%降至4%，但平均失业率仅从3%升至近4%，失业率水平均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就业随产业结构转移，服务业吸纳就业。之所以日韩两国增速换挡时期，失业率水平较为平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转型使得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升，从而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两国发展路径均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产值和就业占比均现萎缩，第二产业部门就业占比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的变化，而服务业部门就业人员占比不断上升，持续吸纳从农业甚至第二产业部门所转移的就业人口。

我国就业转移，遵循相似路径。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就业人员在行业部门间的转移也会沿着这一路径。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就业人员占比的变化颇为相似，在中观行业层面上，服务业的岗位需求也明显旺盛。根据智联招聘数据，位居就业环境最优的前五大行业中除医药外全部属于服务行业，即便互联网和保险行业就业环境在冲击下有所转差，但在各行业中依然居前，而制造业行业多数排名靠后。

数字经济影响正面，拥抱信息技术浪潮。最后，市场也有部分观点担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新经济的崛起，会形成对原有就业岗位的改造和替代，引发结构性就业的问题。但新经济在减少旧有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工业革命期间汽车的出现虽然影响了马车夫的生意，却创造了比马车行业更大量级的产业，多出数倍的就业机会。

多家机构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影响测算结果均较积极。比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关于未来就业的报告表明，到2022年前，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的发展将会减少7500万个工作岗位，但同时会产生约1.33亿个新的工作机会。普华永道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对我国新增就业影响的测算也表明，长期来看技术对就业岗位创造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腾讯研究院的测算也显示，我国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每增加一点，该省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大致上升1.73万人。因此，整体来看，数字经济会带来就业岗位的净增加，其对就业的冲击或许不必过于担心。

4.  金融地产发展过度，结构问题重于总量

就业结构调整落后于产业结构。但目前我国就业结构调整远落后于产业结构，农业部门以不足8%的GDP占比，却占据了近27%的就业人口，而第二三产业部门就业人员占比远低于其增加值占比。

一方面，这说明即便随着工业经济减速，工业部门产值和就业人口占比均可能出现一定的下降，但服务行业仍有广阔的吸纳就业空间；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我国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农业部门就业人员向二产和三产部门转移不畅。因此，我国就业中的结构问题比总量问题更为重要，这也使得“用工荒”和“就业难”现象在我国同时存在。

服务业结构失衡，金融地产占比过高。之所以我国向服务业转移的就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服务业结构的失衡，表现为金融地产行业占比过高，而如商业服务、信息服务等服务行业发展得还不够充分。目前我国服务业占比仅52%左右，远不如日本和美国的水平，但金融和地产行业占第三产业比重已达27%，与美国相接近，而超过日本5个百分点。

金融地产就业承载力有限。而金融地产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按照每亿元行业增加值承载的城镇单位就业岗位来看，金融和地产行业仅在100人/亿元左右，而商业服务、信息服务和科研文体等行业普遍超过150人/亿元，远高于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水平。

以往由于部分服务行业存在对民企的准入限制以及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阻碍了服务行业的整体发展，也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随着“竞争中性”原则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管制的放松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或将使得民企更多地参与到服务行业中来，我们应该对此持有鼓励态度，以促进就业人员的部门转移。